袁鹰:《人民日报》的风云侧记

[导读]五十年代中搞三大改造,已经把对农民、民族工商业和手工业通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了,剩下来的就是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反右派以后民主党派没有声音了,反右倾以后是共产党内部也没有声音了

《大师》:像《日记何罪》当时为什么引起那么大的风波?

袁鹰:《日记何罪》作者乐秀良是我南京的一个老朋友,他在南京省委编一个理论刊物,过去也写杂文。那时候正在北京中央党校学习,给我打电话,我说你来北京最好,我们现在很需要杂文,他就写了一篇寄给我,说这样的文章你能登吗?就是《日记何罪》,我说当然可以登啊。我们从反胡风开始,后来搞反右派,反右倾,都是从日记里找材料来批人家,实际上这是一种违法行为,应该否定的。文章登出来以后,他收到许多许多信,很多人向他申诉,请他帮助平反。他感触很深,我们的政治生活长期不正常,才发生了这种问题。

《大师》:现在你还有什么写作计划吗?出版受影响吗?

袁鹰:现在出版也并不那么容易,有些话并不是很宽松。我只有一本书还想出版,但是估计暂时出不了,就是写“文化大革命”,写我自己家庭的遭遇,和我所见到的感受,编年写,从1966年到1976年,每年写五篇。

老伴吴芸红那时候在《中国少年报》当社长兼总编辑,每天挨斗游街戴的帽子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让少年学习毛泽东著作”(因她不赞成儿童报纸同大报一样全文登毛主席著作)、“执行中央修正主义路线”等等,都不用说了。一次半夜,忽然来了两个报社的人,说去开会,其中一个我还认识,以前还跟我来约稿,那天来就只当不认识。老伴心里纳闷,白天已经批斗过了,晚上十点钟还继续开呀?也不好问。我也觉得怪了,什么事那么紧张?当时心里想会不会被打死?我还认识她报社的一个编辑,就跑到传达室去打电话,吵醒看门的老夫妻俩,那个同志说,晚上没开会,当天下午就开过了。他安慰我说,你放心好了,不会出什么事。其实也是白安慰,我哪放得了心啊?一夜也没睡,大概三四点钟,她回来了。我一看没有挨打,没有什么伤。我问哪儿去了,她说不知道,越走越远,不是到报社的路,到郊外去了,大概到一个大学。虽然晚上十点多钟了,学校里还是热火朝天,把她弄到一个大教室里,向她问很多过去大学里的事情,她说我不知道,那时候虽然入党了,但是组织关系不在学校,学校里很多事情并不知道。没从她嘴里面捞到什么东西,就把她送回来了。

这事情始终是个谜。一直过了几年,“文革”后期,有一次大学两位老同学来看我们,带了一瓶虎骨酒送给她。她说我根本不喝酒,你是知道的。他说,你养养伤。我们那个同学,他在学校念的是机械系,解放后分配到铁道部工作,他的爱人是念教育系的,就到铁道学院当党委书记,“文革”期间江青有个论调,地下党,尤其是上海的地下党都靠不住,不是叛徒,就是特务。理由是,为什么很多人跑掉了,离开上海去解放区,你们不去,可见有问题。如果被捕后,又出来,那更不得了,别人都牺牲了,你怎么能出来?肯定是叛徒,至少都是假党员,资产阶级少爷小姐等等。我们那个同学在铁道学院被斗了半天,要交代一些在京的证明人,只好开列在北京老同学名单,包括我的爱人,那时候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斗一通再说,绑架半夜,也无结果。

我们的女儿在困难时期出生,本来就先天不足,身体很弱,“文革”初有一次在家里发高烧,我们俩人都在报社挨整,一直到晚上8点钟回去,她还是高烧,赶紧送到儿童医院。儿童医院那时候也很乱,老医生靠边,都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由年轻人主治。结果年轻医生给她这儿打一针,还很闹,又给这儿(指太阳穴)打一针,那时候她才4岁,这一针打下去倒不哭不闹,但人也休克了。大概昏死了四五个小时,还是高烧不退。后来她总算喘口气活过来了,从那以后,她的脚就慢慢内翻,指挥下肢运动的这部分小脑烧坏了。又过一年,我们下放到干校,她在上海外婆家又发过一次高烧,另一只脚也成这样了。因为治病,她11岁才上小学,一直拄两根拐,有个阿姨陪着她去学校。上完小学正赶上1976年地震,就没再上中学。过了几年,她妈妈看到报上四川一个函授自修大学招生,替她报名入学,学了三年汉语言文学专业,拿了个毕业证书。现在一讲起“文化大革命”,她非常痛恨。这是我家里吃的苦头,当然,比起许多人家破人亡的惨剧,算不了什么,“文革”给全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是无穷无尽的。

《大师》:您几十年的报人经历,总结成经验教训,对后辈有哪些话要说?

袁鹰:这么多年来很多事情,能给我们深刻的启发。比如1976年清明前后的“天安门事件”,可以说是人民群众伟大的创举,顶着“四人帮”高压的情况下能够有这样轰轰烈烈的正义行动,是非常了不起的。不要总以为自己高明,好像看得高,看得远,群众不知道,不见得。很多人现在越来越看清毛泽东很多错误,特别是他应该承担的罪责,也看得越来越清楚。不要口口声声说我是人民的儿子,结果实际上当人民的爷爷,当人民的老子。舆论也应该真正为人民服务,经常想到人民的利益,人民的喜怒哀乐,人民喜欢的东西应该去做,人民反对的、痛恶的东西看得清楚,这才会受到群众的欢迎,得到人民的承认。

《大师》:十八大之后,“改革”这个词被提的频率非常高,大家期待2013年能否成为一个新的改革元年?

袁鹰:我还是乐观的,我一直相信夏衍老人的一句话,他经历了一个世纪,什么事情都看见过,也吃了苦头,“文革”弄得眼睛也毁了,腿也断了,但是他到最后还是经常讲,“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历史总需要不断地发展,尽管有点曲折,甚至有点反复,但是它毕竟还是要往前走的。”我也是这样想的,不能也不必太急,希望马上就改变,如果没解决,就觉得不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很多问题是十年二十年日积月累弄成的。我们看新的中央领导要求严厉改变作风,特别是定的那八条规则,反对铺红地毯,公款吃喝,夹道欢迎,小车子,讲话立即印小册子等等,规定得很具体,老百姓可以监督,看你是这么做了还是没这么做。如果只讲抽象的“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之类的,没办法看到。

《大师》:最后一个问题,现在不是都说中国梦嘛,能不能说一下您心目中的中国梦?

袁鹰:作为中国老百姓来讲,多少年都有这个梦,就是安居乐业。我们自己年轻的时候老是说共产主义,根本也不懂什么是共产主义,但是想中国多少年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受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就是想能够有一个自由的、民主的、独立的、富强的国家,多少年为此奋斗。其后几十年,忽然被教育不应该这样想这样看,那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要思想改造,就相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是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还是很渺茫的。社会主义搞了几十年,为它奋斗,为它辛辛苦苦,为它吃苦头,为它迷迷糊糊,始终没有搞明白。我觉得现在能够按《宪法》办事,其实《宪法》里面都讲了的,自由、平等,包括男女平等,就是中国梦。中国梦说大吧,很大很大,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简单地说,就是真正按《宪法》办事,实施《宪法》规定保障公民的权利,这是最起码的,实施《宪法》规定保障公民的权利,这是最起码的,能够平等、自由,国家是民主的,人民能够真正掌握自己的权利,不被随意侵害。再远大的梦现在我也不做了,做了也是空的。共产主义将来如何如何,谁也不知道,连马克思自己也没说清楚。现在脑子里稍微清楚一点,过去是糊里糊涂过了几十年,老的时候才醒,醒的时候已经老了。老时醒,醒时老,这就是包括我在内许多老人的现状,见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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