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鹰:《人民日报》的风云侧记

[导读]五十年代中搞三大改造,已经把对农民、民族工商业和手工业通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了,剩下来的就是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反右派以后民主党派没有声音了,反右倾以后是共产党内部也没有声音了

《大师》:1976年周总理逝世,追悼会的前一天,《人民日报》发的头条却是清华大学搞什么教育革命的大辩论?

袁鹰:那时候我已经靠边了,不参加编辑工作。那个头条肯定是张春桥、姚文元布置下来的,故意冲淡群众悼念周总理逝世。“清华大学大辩论”这类新闻实际上也是个虚假报道,当时的报纸你根本就不必看,很多都是虚构的。

《大师》:那那会儿你们都靠边了,具体是些什么人在编报纸呢?

袁鹰:有一批当时掌权的,完全按照四人帮说的做。我们有几年就在干校劳动,不劳动了就在办公室处理来稿,给读者回信,报纸版面什么东西也不管,也无权过问。

《大师》:能否再讲讲胡绩伟和秦川两位主持《人民日报》工作时候的情况?

袁鹰:这两位同志都是从延安出来的,经过战争的锻炼,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们也是属于头脑最早清醒的一批,知道报纸应该怎么办,他俩前后有将近六七年的时间在《人民日报》,大是大非很清楚,立场坚定,批四人帮,批过去走的一套“左”的路线,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当时胡耀邦同志管中央的工作,邓小平同志又提出改革开放,这都是当时整个国家的希望所在,也是老百姓最希望看到的。胡秦两位能够在关键时期跟着这个潮流,马上报纸就改变过来了。报社关于拨乱反正的宣传,特别是农村,安徽小岗村的农业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能够敢于顶住当时的压力,1977年、1978年不像现在,不是1988年也不是1998年,这种事都还是避讳的,而且在全国来讲还是少数,他们能够看准整个大势所趋,配合胡耀邦同志在那真理标准讨论,平反冤假错案,给天安门事件平反,给彭德怀、刘少奇平反,给很多冤假错案平反,大张旗鼓地出来。我觉得这方面很了不起的。包括胡乔木这样的同志,他也是思想常常是跟着毛走的,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有时候批得很厉害,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这段时期《人民日报》是历史上办的最好的时候。确实是这样,那时候报纸发行到600多万,不光是《人民日报》,而且影响全国其他的报纸。

我们文艺部在他们的领导下,给许多被诬为“毒草”的文艺作品平反,给被诬陷和摧残的作家艺术家平反。林彪和江青搞的那个所谓文艺座谈会纪要,统治整个文艺界十年,把它那个推掉,到各地区开座谈会,他们两位都是大力支持。那几年我觉得《人民日报》确实搞得比较有声有色。对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不正确的举措,我们基本上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也发一些文章,转载别人写的。

《大师》:再聊一些您编发的具体稿件吧。最有名的是1980年的“赵丹遗言”《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这篇文章的刊发背景是?发表后《人民日报》受到很大压力?

袁鹰:赵丹那时候已经卧病在床。“文革”后他连续碰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不让他拍电影,一个是《鲁迅传》,“文革”前他就开始准备,1960年10月我去绍兴,在街上正好碰到他,他在那儿散步,我说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他说,要我演《鲁迅传》,我来感受感受。后来因为中央某个同志说了一句,赵丹这个人,演鲁迅?他其实不一定是激烈反对,只是议论一句,结果下面的人听到了,就不让他演。到现在这个《鲁迅传》也没出来,也没有人来演。还有一个是写治理黄河的,叫《大河奔流》,里面有一个场面是周总理出来参加一个什么会,很少的一个镜头,让赵丹演周总理,他当然很高兴。有一次我到他家里去,柜子上有一张照片,我还以为是总理的照片,结果是他的剧照,戏不多,但是他准备得很像,最后好像是邓大姐不赞成,说“赵丹这个人怎么能演总理?”就这么一句话。这两件事一来,他灰心丧气,尽管那时候工资补发了,房子也搬了,当什么政协委员之类的,他也不愿意,他主要想演戏,心里不高兴,后来一直病着,到最后已经得癌症了,他也知道不行了,他说我有些意见想跟中央管文艺的人说一说。我们说请夏衍,他说不行,他说中央管文艺的是胡乔木。胡乔木带了当时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两个人到了北京医院。赵丹在病床上已经病得很重,他事先都已经对黄宗英详细说了,记下来让黄宗英讲,他躺在床上听,再补充几句。胡乔木一边听,一边说很对,很好,我很赞成,你好好养病,要黄宗英赶快整理出来。他们走了以后,黄宗英给我打电话,我说你赶紧写,我们正好在报纸上开展“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这个讨论,已经发过好几篇了。她说:我也不要怎么整理,我本来就已经整理好了。我马上去协和医院取回来,第二天就见报,题目叫做“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10月8日见报,10日他就去世了。

赵丹临终前发表的文章震动很大。报社领导跟我讲,中央有一位领导同志(陈云同志)讲:这个赵丹,临死还放了个屁。还有传说“是放了一个反党的屁。”居然屁还有好多种,有一种是好的,有一种是反党的。我听了也很紧张,这不是一般人啊,如果文艺界其他哪个人说一句,甚至骂他一句,我也不管了。但是这么高的领导,而且在我心目当中一直还是很敬仰的,至少很多地方比毛泽东要高明。报社领导说你们想办法,我说怎么办呢?赵丹已经死了,你就是再批评,他也没法还手了。我就去看夏衍同志,他听后说你们想办法找篇文章转个弯就行了,你也不要紧张。我说我倒是不紧张,但是这个事到底怎么弄呢?找谁呢?后来他想到了找金山,我说金山我跟他不熟,他不见得认识我。他说我替你们去说。你放心。过了几天金山写了一篇文章,这件事才算过去了。我们讲过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百花齐放你不能只是一种花、两种花,有的花你认为不好看,但它有存在的权利。这个本来不必管得太具体,到现在为止我觉得赵丹讲的意见也还是对的。

《大师》:《假如他还活着》呢?一首纪念鲁迅的诗引起的麻烦。

袁鹰:纪念鲁迅的那首诗,事情也很偶然。本来我们报纸的习惯,纪念诗人都是碰到十年、五年,发一篇文章,这是副刊历来的一种规则。当时有一篇鲁迅的木刻像,恰好编诗歌的编辑徐刚在来稿中选了《假如他还活着》看了下,觉得有点意思,这个有点针对性吧,“假如他出去,不会有两个警卫、三个秘书”(大意),像这样的句子胡乔木同志看见了,说这是影射,现在我们国家谁出去带两个警卫、三个秘书,那只有邓小平,别人没有的,这是反革命。说实话,那时候,我也不像以前那么紧张了,胡乔木的个人意见,也不是中央的什么指示。当时报社领导秦川说,你得想办法对付一下。我说那好办,我也有经验了,我可以用个人名义给胡乔木写封信,因为他有些诗稿总是直接寄给我的,我跟他个人也打过交道。我就直接去信,说此诗写得有些不妥当,群众容易发生一些不必要的误会,我把关不严,以后一定注意。检讨一下就过去了。

但实际上黄宗英后来不是写过一篇“毛罗对话”吗?1975年春天,上海的罗稷南教授问毛泽东:鲁迅先生如果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样?毛说:我估计嘛,一个是他被关在监狱里,一个是他不声不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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