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鹰:《人民日报》的风云侧记

[导读]五十年代中搞三大改造,已经把对农民、民族工商业和手工业通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了,剩下来的就是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反右派以后民主党派没有声音了,反右倾以后是共产党内部也没有声音了

《大师》:吴冷西当《人民日报》总编辑(1959年接社长)时,身兼新华社社长、中宣部副部长数职。能否回忆下,他是如何领导报纸工作的?

袁鹰:吴冷西同志当时来报社是在毛泽东批评邓拓死人办报的时候,他先来管版面,首先抓“反右派”的宣传。邓拓调走以后,他当社长兼总编辑。那个时候他本身地位也变了,又管新华社,还兼中宣部副部长,有一阵还兼人大常委副秘书长,参与写一些对修正主义的大文章。他不大管报纸了,大的方面管管,也不看大样。有一段时间他还要看各个版大样,我们按规定送到他办公室,他说你们送来归送来,我如果有意见要改的就给你们,不还给你们就没有什么意见,你们也不要等我,实际上他那个时候也是遥控了,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

《大师》:我看到一个说法,毛泽东曾说,“1957年四、五、六这3个月,实际上是我在当《人民日报》总编辑。”

袁鹰:当时我们也听说过。主要是反右派斗争,他当总编辑的意思就是什么时候在报纸上要开始点名,怎么点法,由他决定。其实《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形势》这些文件都是他写的,报社只有邓拓他们几个人知道,我们根本不知道。有一次我们文艺部几个领导人到北京大学,那个时候有大字报,我们回来也写了一张小字报,贴在墙上,肯定北京大学的整风运动,认为应该报道。后来反右开始后,人家还说我们几个人想借北大的大字报在报社引起动乱,整了我们一下。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也不清楚,觉得真的是形势挺好,大家应该有话就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邓拓恰恰在这一点上没有意识到,所以后来毛泽东批评他,先是说书生办报,后来说死人办报,所以他说那几个月是他自己当总编辑,什么时候开始反攻,什么时候通过找一个什么理由,毛泽东最善于的就是抓住一件小事,把它无限扩大,扩大到很大。像《武训传》,《红楼梦研究》批判,都是一个很小的题目做成一个大文章。

《大师》:那您觉得书生办报和政治家办报的区别有哪些呢?

袁鹰:我认为书生办报是中国报纸的传统,中国开始有报纸这个东西是在清朝末年,正是一批爱国书生通过办报来攻击清朝政府的腐败,通过报纸来启发民智。

中国最早是没有报纸的,邸报只是等于现在国务院通报任命这么一个文件。所谓报纸就是舆论了,有一种民间的色彩,这些办报的人不仅是爱国的,而且是有才华的书生,他才能够通过文字的东西,通过写社论也好,写短篇也好,一直到写这种诗词歌赋,发表他的主张,引起群众的注意,赢得群众的拥护,成为一种舆论力量。书生办报是中国的近代文明的传统,讲得高一点是革命运动中很重要的部分。毛泽东认为书生办报太书呆子气了,没有政治头脑,这种贬义词是不对的,没有书生办不了报。

按当时来讲,提倡政治家办报,这个政治家也必须要有学问的,有文化的,有见识的,而且是有文采的政治家才能办报。光靠党八股,讲空话,或者只会打人,只会喊口号,办得了报吗?也许可以办一张报,那个报纸有人看吗?

当时他就认为邓拓没有领会他的政治意图,我现在觉得,实际上邓拓是领会了的,他没有按那样去做。他没法控制整个局势,但是报社内部他控制了,他没有让大家卷进去。少数人也提意见,后来当然全国开展反右派运动,《人民日报》也不可能不搞,他实际上保护了很多人,当时他能做的也就是这点。

《大师》:这些年您在《人民日报》的沉浸和熏陶,怎么认识党性和新闻的客观性?

袁鹰:我们的党报经常讲党性两个字,经历这么多年,各种正面反面的意见都在说。我的领会是,党性首先不能独立于人民之外,更不能驾凌于人民之上。因为报纸就叫《人民日报》,people‘s daily不是party's daily,当然就要服从于人民,党不见得都能够做到事事为人民着想,符合人民的利益,不一定。你符合人民要求和利益的时候,你可以代表人民。有人说没有符合,甚至违背,他就有权力不拥护你。只不过现在我们国家是一党专政,人民不拥护你他没饭吃,非拥护你不可。这一点常让我们一些人产生一些误解。认为我的一言一行都是代表党代表人民的,其实不一定,很多时候不一定。贪污盗窃、公款吃喝、公款旅游,人民同意你这么做吗?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甚至压制群众,你代表人民了吗?只因为你是官,你管着他,他没有办法。他要是反映,你不听他也没有办法,再厉害一点你就控制他了,镇压他了,所有专政的武器都在你手里,他更没有办法。在西方国家他会用选票,不选你。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一条。我们整个体制本身是一党专政的体制。又加上没有法制和民主的观念,就很容易造成这么一种党和人民脱离的情况,党性和人民常常是二元的。我们报社老同志胡绩伟为了这个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问题一直被胡乔木同志批评。有一个时期还作为“精神污染”的重点之一。他的中心意思是党性必须要服从于人民性,党性如果脱离人民的时候,党性有问题。批评他的人实际上并没有领会他讲的真正意思。

其实,不管是报纸和各种媒体,包括你们,这点上我觉得是一致的,必须把人民性放在第一,离开人民我们还有什么呢?你说了半天党性如何,离开这一条实际上都是空的。

《大师》:刘少奇对“大跃进”时期的《人民日报》评价是“祸国殃民”,社长吴冷西也在七千人大会上检讨承认“在一个时候,没有《人民日报》比有《人民日报》还要好些。”您如何反思这份报纸在大跃进时期的责任?

袁鹰:五十年代中搞三大改造,已经把对农民、民族工商业和手工业通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了,剩下来的就是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反右派实际上毛泽东想打一场大仗,这个大仗的主要目标是民主党派和有地位的高级知识分子。从“反右派”以后民主党派就没有什么声音了,建国前搞共同纲领,大家还是很真心诚意也很活跃、很热心的,从那以后一声不响了,随便你共产党怎么搞吧。也开始很少有人能成为一种权威人士,实际上具体讲就是共产党一党专政了。

到大跃进时候,不顾当时我们自己的生产力量,硬要钢铁产量翻一番,接着又搞粮食生产放卫星,虚夸的东西就跟着来了。到了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元帅出于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责任心和党性,向党的领袖写一封信,表示他的忧虑,因为他到下面去看过了,觉得这样不行。结果在庐山上又变成了一个全国反右倾运动。如果说,反右派以后民主党派没有声音了,反右倾以后是共产党内部也没有声音了。

所以大跃进时期看起来轰轰烈烈,每天报上放卫星热闹得很,整个国家变成虚夸盛行,整天高喊马列共产主义是天堂,实际上国家已经很虚弱。从领导体制来讲,逐渐形成毛泽东一个人的权威。像我们这种人政治敏感性差,当时也稀里糊涂崇拜领袖,看着一些虚夸的东西也喜欢马上夸大,马上发表社论,写特写就助长了这些东西。所以困难时期,刘少奇同志讲大跃进的责任是《人民日报》一半,党中央领导一半,有点道理,虽然说得比较厉害,把《人民日报》的作用夸大了,但也不是没有根据。刘少奇批评以后,大家脑子清楚一点,觉得不能这么干。这对以后《人民日报》的工作作风还是有关系的。

《大师》:您写过一段细节,大跃进时期到农村“看到老百姓家徒四壁,面有菜色,小孩个个骨瘦如柴,我们心里都很难受,但是,一写到笔下,就必定走了样。”为什么会这样?

袁鹰:我看到你们提的这个题目想了一下,而且很有感触。实际上《人民日报》一贯作风是要求比较深入的采访,不要走马观花,听听县委书记介绍就下笔了,都要实际地看。但是当时看的实际上也不是真实的东西。1958年我到过四川万县专区,1959年到过成都郊区,1960年也到过北京郊区,一方面是粮食没有那么多,老百姓并没有放开肚皮吃饭,另一方面大家干劲很足,连夜炼钢铁,也确实在那儿炼。

我最早去井冈山公共食堂,看到老百姓每人一个竹筒,竹筒上刻着每个人的名字,还有数字:三五二或者二五四,这是什么意思呢?三五二是早饭是三两,中午饭五两,晚上二两,大队食堂按这个数字量米在大笼里蒸,吃饭的时候每人取自己找自己那只竹桶来吃,吃完了自己洗洗还搁那儿。当时我们觉得还挺新鲜,这样有条不紊不会乱。实际上是用这个办法限制了粮食,你不可能随便吃,你自己刻的数字就只能给你这些。我粗粗看了一下,一人一天不到一斤,你想农民干活那么卖力,一天吃不到一斤粮食怎么够?但是到了写的时候,整个报纸当时在宣传三面红旗,特别是在庐山会议以后,我们就把它当做大跃进当中发生的新气象宣传了。

那个时候全北京大炼钢铁,我爱人在团中央工作,雇个三轮车把家里的旧炉子、缝纫机都拉到单位去炼,缝纫机上那一块本身已经是很好的钢了,还搁到炉子里炼,炼出来一个铁疙瘩,什么用处也没有。

我们报社那个时候在王府井,晚上加夜班,有天晚上已经十点钟了,听到外面人声嚷嚷,我们以为着火了,赶紧下楼去看,一看是附近居民把人行道上的一块砖头挖出来,拿去砌小高炉炼了,一夜功夫,王府井人行道变成了一块泥地。当时有人说可以写一篇文章叫做《沸腾的王府井之夜》,后来大家想想也不行,这样写报上一发,全国城市的人行道全都被挖去砌小高炉炼铁了,将来再盖再铺要花多少钱。当时就到这种地步,有一点像发疯。

现在想想,那个时候说得重一点也是在报纸上犯罪,引导群众干些蠢的事情,这就是当时所谓的大跃进,所谓宣传三面红旗,那个时候作为一种口号,“大跃进万岁,大炼钢铁万岁,人民公社万岁,三面红旗万万岁。”困难时期,报纸还在宣传这些虚夸的东西,破坏生产力,最后对老百姓没有好处。说“三年困难时期”好像是自然灾害引起的农业困难,实际上那几年并没多大自然灾害。1962年,刘少奇同志讲三年困难实际上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这个说法可能还是把天灾说得大了一点,那几年恐怕是九分人祸一分天灾,一分天灾就是各地的灾荒不同,因为农民粮食已经很少很少了,再碰到点天灾当然要饿死人,我们到现在才开始讲饿死人,有好几个数字,比较公认的是三千多万。这是个什么概念?有历史记载以来一直到清朝到民国,讲自然灾害不讲打仗,死人的数字也不过两千多万,但是那三年就死掉了三千多万。我最近还看到一个材料,像安徽、四川,不光是饿死人,而且还有人吃人,吃死掉的人,当时农村也没有什么计划生育,孩子生得多,常常是小女孩生下没多久就饿死了,不是把她埋掉而是把她吃掉,现在看来惨不忍睹。但是当时不见得最高层领导都不知道,也会有反映上来的,但是这些一概都隐瞒下了。

《人民日报》那个时候顶多有一点内部的情况反应,不敢在报上讲,有的知道饿死人,还不知道吃人,饿死的也没有在报上登过,后来讲到《人民日报》丧失公信力,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国家有困难,人民有困难,报纸还在那儿讲冠冕堂皇的大话,隐瞒真相的假话,人民当然不相信你了。《人民日报》敢讲哪儿饿死人了,讲大炼钢铁是浪费,或者放高产卫星是虚假吗?不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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