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鹰:《人民日报》的风云侧记

[导读]五十年代中搞三大改造,已经把对农民、民族工商业和手工业通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了,剩下来的就是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反右派以后民主党派没有声音了,反右倾以后是共产党内部也没有声音了

《大师》:江青怎么插手《人民日报》的工作呢?

袁鹰:江青这个人她是什么都想插手的,特别是文艺界。她自认是文艺界出来的,好像很内行,最早就是《武训传》,当时怎么发表的我不太清楚,后来成立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到山东武训老家去调查实际情况到底怎么样。当时公开见报的调查团有三个领导,一个是《人民日报》文艺组组长袁水拍,一个是中宣部的钟惦棐,第三个是文化部李进,当时谁也没注意这个“文化部李进”,以为是文化部派来的干部做具体工作的,其实就是江青的化名,实际上调查团是以她为主。尽管她当时不是什么官员,但她本身的特殊地位,别人肯定都是听她的,她到哪儿都是按照社论定的调子,按她主观的要求来证明武训是一个剥削人民,品质恶劣的恶霸地主。调查中凡是适合她要求的材料她要,不适合的不要。后来证明什么事情只要江青一插手肯定坏事。

《大师》: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的筹备工作是胡乔木亲自抓的。他想打造一份怎样的《人民日报》?

袁鹰:胡乔木这位同志也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他一方面坚决贯彻毛泽东的思想观点,包括《毛选》里面很多文章,包括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他都帮助动手改,从内容观点到文字。另一方面他到底也是知识分子出身,在北京念大学,有自己的想法,有才华,也想把报纸办得活泼一点,多样化一点,这样更能够有读者,他本人文化比较高,也能够写文章,不光是能写社论,也能够写古典诗词。他不是外行,知道文章怎么样才算好文章,有真情实感,不能说假话,不能虚情假意。

但是他上面又有这么一个指导思想管着,不能越雷池一步,明明是不对的也得这么说。所以他也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

我想大概他自己也挺苦恼的,并不是那么心情愉快。他有的诗写得很好,很有感情,也不像他作为中央代表人物到报社来讲话那么严肃,不可侵犯的样子。我跟他接触过,因为他有一些诗词就直接寄给我。所以我在文艺部编报也有个有利条件,有时候他火气很大,要查一篇稿件是怎么回事,有什么背景,我就个人给他写一封信承担责任,说工作疏忽了,政治思想不强,今后一定注意等等。写一封信也就了了,他是这么一个人。

他在改版的时候发挥长处,他懂得很多,一个是过去的报纸他知道很多,除掉上海那些小报不算,在群众当中有影响的一些报纸,副刊怎么编的,他能讲出很多道理出来,要走入到社会各个方面,要照顾读者各方面的兴趣。再一个他提了很多作者,这些作者有延安时代的一些老同志,比如说李锐,延安时代也是才子,但是后来不搞报纸了,干水利去了。他提了一大堆名字,也有很多当年他上学时看到的北京报纸的一些作者,有一些作者我们都不知道,或者只在旧书摊上看过他们的书。他要我们去找那些老文人,有的打听了半天也不清楚此人到底是死是活,比如张恨水,但是这些作者怎么能够请来《人民日报》上发文章呢,当然也没找到,后来才知道早去世了。

再比如说沈从文,解放以后在故宫(微博)博物院工作,有《人民日报》这么一个金字招牌在这,约他他也不好不写,但是他也不敢放开写,写的跟他原来写湘西的也不一样了,写《天安门前》,完全是歌颂型的一篇文章。

《大师》:那个时候已经扩成八版了吗?

袁鹰:八版,一开始没有名字的,就是第八版,所以在北京很多作者中就把副刊叫成八版。

《大师》:您从他列给你们的名单中,能不能看出他的取向?

袁鹰:要按后来讲就是相当右倾了,如果要加帽子的话。因为他提出的那些老作者,实际上解放后都没写,只不过他有这么一个印象。还有以前在延安时代这些人都能写的,像李锐、曾彦修,但是解放后各有各的工作岗位,有的还担任领导工作,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写。

像萧乾这种是被认为虽然不是反动的,至少是有害的。郭老解放前在香港一个刊物上发表过一篇《斥反动文艺》,他列了几种人,其中就点沈从文、萧乾,文章是嬉怒笑骂,他把人分成几种颜色,黑色的是鸦片烟,我记得几句,“鸦片鸦片,你就是《大公报》的萧乾。”但是萧乾这个人还是很热心,胡乔木叫我们把他请来当顾问,给他一张办公桌,他很热心,隔一天来半天,一个星期来几个半天,我们一些编辑向他请教,请他帮忙,他还带我们去向作者约稿。他出了一些好的点子。胡乔木特别提出每天要登一篇杂文,而且放在文艺版头条,他提了一大堆杂文作者名单,包括曾彦修、李锐这些。定了这么一个格局,除了特殊情况以外,所谓特殊情况就是比如说毛主席的诗,一些老帅的诗,很重要的一篇长的散文或者什么以外,必定是杂文打头条。都是这样,这是胡乔木同志他的作用和影响,我们副刊至少从改版到“文革”前基本上按这个格局进行的,而且影响了全国好多报纸。

我觉得当时胡乔木的想法,是真的想扩大一些副刊文章的内容,接触面更广泛一点,能够满足各方面读者的需要,也可以使报纸丰富多彩,这个想法还是对的。

《大师》:他期望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袁鹰:希望有更多的读者,当时他可能也有点这个感觉,《人民日报》一直要么就是歌颂,要么就是批判,基本上是搞批判,想改变一下这种板起面孔讲道理训人的印象,大概是这么一个想法,所以尽量扩大一点,要想去找张恨水,即使我们当时思想再开放,也还没想到,也不敢去找。

《大师》:之后的《人民日报》比较大的改版有几次?

袁鹰:大概也就这一次。在那以前,原来是四个版,主要是要报道要宣传的面太多了,四个版不够,还要登一点书刊广告什么的,剩下来没多少。扩六个版大概一年多,1955年到1956年6月底六个版,无非就是扩大一点,中央文件登得多一点。1956年的改版不仅是篇幅增加,第七版完全就是一个理论版了,文艺评论每周一个版,另外就是思想、文化、教育、理论这方面一个版,第八版是副刊,下面还有广告。那个时候区区65行,大概整版的60%还不到的篇幅,要登好多篇文章,当时副刊规定了至少要八个题目。现在我也问文艺部的同志,你们现在太阔气了,题目做得很大,四五篇稿件就占一整版,可惜了,我们那个时候是斤斤计较,一小豆腐块都要想办法尽量利用。

《大师》:这次大的改版之后就没有了?

袁鹰:之后至少在“文革”前就没有,文革当中我也靠边了,到了“文革”后我恢复工作,担任文艺部主任,那个时候还是八版,副刊也还是基本那个格局,多一个文学作品版,多一个文艺评论版。

《大师》:这样来说,胡乔木那次的改版举动还是影响很深远的。

袁鹰:很深远的,而且不仅是《人民日报》,对全国的报纸有一个带头示范作用。《解放日报》马上也有一个固定的副刊版面,而且有一个名字叫《朝花》。

《大师》:60年代初,毛泽东号召“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造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人民日报》在这一阶段是如何响应号召的?

袁鹰:毛泽东说是这么说,但他也是在整个形势下被动提出来的。一个是三年困难时期,灾荒,不少地方已经饿死人。那个时候觉得整个空气比较紧张,粮食也缺乏,商品也缺乏,大家生活比较紧,如果思想文化这方面再弄得很紧张,老百姓意见更大。宽松一点,大家能讲讲话,包括邓拓的《燕山夜话》,日子过得紧,经济上差,至少心情上稍微宽松活泼一点。再一个是庐山会议后压缩得太紧,不仅老百姓不敢讲话,党内高级人士也不敢讲话。这些不满都是冲着他来的,所以他提出来要造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说实话,这个局面在毛泽东去世以前也没有出现过,更不要说“文化大革命”那几年,现在有没有完全出现,我也不敢这么说。

其实那个时候要说批评也只是针对官僚主义、脱离群众、主观主义而已。所批评的社会现象,所批评的党内问题,实际上还不是什么最主要的问题,没涉及到党内的专制、贪污,或者像现在这些高官的贪污腐化、违法乱纪、滥用公款,只是一些作风问题,一些小范围的轻度的毛病。

欢迎点击进入《大师》访谈汇总页

版权声明:本实录欢迎转载。敬请全文转载并注明文章来源:腾讯《大师》访谈录。

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热门推荐

    看过本文的人还看了

    相关微博

    [责任编辑:claireshen]

    热门搜索:

      登录
      同步:

      最热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