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鹰:《人民日报》的风云侧记

[导读]五十年代中搞三大改造,已经把对农民、民族工商业和手工业通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了,剩下来的就是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反右派以后民主党派没有声音了,反右倾以后是共产党内部也没有声音了

《大师》:您刚到《人民日报》就在文艺部了吗?最初对新闻的客观性和党性,有何认知?

袁鹰:那个时候叫文艺组,到1955年才改成部。到了《人民日报》我自己心里挺高兴的,以为报纸就是编稿子写文章,没有感觉到报纸的责任。批《武训传》的时候我还在上海,在《人民日报》第一次直接感受到的是批判《红楼梦》研究,当时我非常意外,因为那个时候正在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而且是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刚刚通过《宪法》,忽然在报上公开说要批判这么一本书,我就搞不清楚了。那个时候《人民日报》不像现在有24个版,只有四个版,第一版国内新闻,第二版工农财经新闻,第四版国际新闻。只有第三版内容方面广,政治、法律、文化、教育、科学,全在这个版上,也不归组里面管,归总编室管,各个组有什么稿子,交给主管的副总编辑,他批了以后交给总编室。我们自己没有版面,有时一个星期里,见报稿件也没有几篇。

山东大学的两个毕业生写了一篇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登在校刊上,有人建议到北京登,结果《文艺报》不登,江青给毛主席一汇报,毛主席火了,写了一封信,罪名就很大了,好像文艺界领导人都向资产阶级老爷投降,不支持马列主义新生力量。当时《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和文艺界领导周扬两个人意见差不多,觉得《人民日报》何必用那么多篇幅地来评论俞平伯对古典小说的评论。结果看毛主席发火了,江青为此到报社来了一下,要《人民日报》表态。报社领导不能再推,就让我赶紧写一篇参与这场批判,最好是四五天之内就见报。我只是《红楼梦》的一个读者,连爱好者都说不上,更不是研究古典文学写评论的,还要看看俞平伯到底说了一些什么,还要硬批他,弄得很紧张,忙了几天,口气也很大,给俞平伯老先生加了一顶帽子。

报上展开对俞平伯的批判,对胡适的批判,认为三十年来胡适的唯心主义理论控制古典文学研究的领域。《人民日报》文章一发,跟着许多文章也发了。我当时不免有点沾沾自喜,自己居然也能参加一个战役,《武训传》没有赶上,这一仗赶上了。但是也有一点纳闷,《人民日报》忽然用那么多的篇幅对一篇古典文学评论的书如此开火,到底为什么?说实话我自己也并不太领会。但是领会到一条,就是《人民日报》确实影响很大,时间长了才感觉到党中央或者准确点说是毛泽东主席拿它作为一张牌,一把刀子,思想界、文化界要搞什么运动,常常就是从《人民日报》开始。

现在回过头来想,当年《武训传》一部电影为什么要这样大张旗鼓批判。就算对《红楼梦》有兴趣的人,不见得都去研究它,都去买这本书看,这个影响究竟有多大呢?就是拿这本书开刀,对知识界、文化界下手。俞平伯那本书也是一个牺牲品,但是如果没有他这本书也肯定会找另外一本书下手。

电影《武训传》当时的影响更大,《武训传》当时是一片叫好声,你现在再看,也觉得不错,赵丹演得也很好。直到90年代,胡乔木在一次会上说:我要负责地说明,1951年那次对《武训传》的批评,不能说是正确的,甚至也不能说是基本上正确的。他这个话说得很委婉,实际上意思就是全部搞错了,隔了多少年才给《武训传》平反。说明党中央最高领导人对待知识分子,对待文化界,套用胡乔木的话,现在看不一定是基本正确的,甚至可以说基本是错误的。

后来批胡风问题更大了,最早是文艺理论、文艺思想的斗争,后来变成反革命的斗争,然后就是反右派,到60年代批那些电影,戏剧,小说什么的。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条路很清楚,但当时是我们这些人糊里糊涂在里面干的这些事。

《大师》:《武训传》是建国后的第一场大批判,《人民日报》从五二0社论开始大批了七十天。这种“运动”的报道模式是怎样的?

袁鹰:新华社一发通稿,你必须得登。特别是像《解放日报》这样大的报纸,至少省级报纸一定要登的。《人民日报》代表中央的声音,非登不可,不管长短。所以像《武训传》那么长一大堆名单也得登,更不用说这些有关国际形势、抗美援朝或者国内的经济建设当然也得登。

《大师》:那个时候你还不知道文艺批判是怎么回事呢?

袁鹰:是的。从批《红楼梦》以后我就慢慢提高思想,现在想起来,提高了也是成问题的。当时有一个说法,“文艺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我们时时刻刻要睁大眼睛看看有多少阶级斗争的迹象。到文化大革命我也就靠边了,被打倒了,实际上“文化大革命”延续了这个基本思路,只不过是做得更加厉害,更加疯狂,因此危害就更加大。

在“文革”以前,从我们文艺部来讲,虽然有的时期稍微放松一点,所谓放松一点,不可能是原则问题上放松,而是能登一点内容比较活泛的作品,不是那些只能登反映阶级斗争的。1961、1962年,特别是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以后,整个党内外政治气氛都比较紧张,那个时候周总理和其他一些领导人都有意识地稍微放松一点,所以1962年报上才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开辟了个杂文随笔专栏《长短录》,请夏衍、廖沫沙、吴晗等五位老作家来写写,讲得比较宽松。

但是我们这位最高领导人,一到好的时候他忽然又拉紧了,1962年形势本来是还可以的,到下半年提出一个阶级斗争。天天讲日日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样到1963年以后又紧起来了,批判作品,报纸刊物上接连大规模批判《北国江南》、《舞台姐妹》等等话剧、电影和文学作品。阶级斗争搞得很紧,在这个情况下,到1965年批《海瑞罢官》,就不奇怪了,自然而然就这么下来了。

一直以来我们在思想领域管得太紧,现在虽然跟过去不好比,但是这种余韵犹存。《宪法》上明文规定的公民言论、出版、集会等等方面的自由和权利卡得太多,这种违宪行为对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没有好处,特别是对人民群众,共产党的公信力也受到影响。要让老百姓真正从心里服你,不是光靠唱几个歌,特别是少数民族团结这一类的歌,光靠唱歌没有用的,那是表演的一种形式,西方国家最后选票上见,我们现在做不到这一点。我们现在选票只是选小组长,或者是学校里班会这一类,能够自由选团支部书记都不多,学校少先队小队长也是老师指定的,如果从经济上、政治体系上,能解决社会很多矛盾,以及给公民言论出版自由,宽松一点,人心自然会想着你的,不需要你讲很多,不需要唱歌,也不需要表态,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的欠缺。

当然回过头来看,这些年确实有很大的进步,从50年代讲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彻底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80年代朱厚泽同志当中宣部长的时候提出来一个“三宽”,宽容、宽厚、宽松,得到普遍的拥护。如果能够按照他这个精神一步一步做下去,不讲别的方面,光讲文艺方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真正能贯彻到还是有好处的,可惜也就是昙花一现。到了90年代又不一样了,也不宽了,他已经看到这个弊病很深,希望能够稍微有一点改变和进步,可惜没来得及施展。

现在我很希望还有哪一位再来把这个“三宽”认真地再说一说,而且认真切实地贯彻执行,看来是不大可能了。你们网上能够把这个事情再强调一下,再大声呼吁一下,对我们整个国家的进步,对整个思想界和文化界的繁荣有好处。我们光说更大的繁荣,没有这么一个气氛,没有这么一个土壤,结果就是多开一点文化企业赚钱,这个大概倒是现实的。如果对整个民族文化的发展,以至于大到民族复兴,没有直接的效果,这个繁荣也是虚假的。

《大师》:回过头来说《人民日报》,五六十年代《人民日报》关于文艺的报道,同时接受编委会和中宣部的领导。具体是怎样协调的?

袁鹰:50年代到“文革”以前大体上是这样的,因为当时报社工作编委会事情比较忙,再加上当时文艺界的领导跟报社领导历来比较熟悉,比较关心,通过报纸来指导或者是影响文艺界的一些方针政策,当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文艺部接受双重领导,基本上我们很多的文章,从社论到小的评论,比较重要的都是先拿到中宣部文艺处去看一看,日常编辑工作,中宣部是不管的。

《大师》:他们会倒过来直接命题,说最近要组织什么报道吗?

袁鹰:中宣部同志当时都是尊重报社的,他们都是互相尊重的,遇到比较重要的文章,报社领导就会问中宣部文艺处看过没有,反过来中宣部内部也会说你们回去请报社领导最后批发,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矛盾,一直比较顺畅。从名义上来讲没有这一条,中宣部也不会承认说同时来领导《人民日报》文艺部,没有的。但是报社来讲就是,有很多文章先请他们看,报社领导尊重中宣部,并没有形成一个直接的明确的领导关系。

欢迎点击进入《大师》访谈汇总页

版权声明:本实录欢迎转载。敬请全文转载并注明文章来源:腾讯《大师》访谈录。

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热门推荐

    看过本文的人还看了

    相关微博

    [责任编辑:claireshen]

    热门搜索:

      登录
      同步:

      最热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