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鹰:《人民日报》的风云侧记

[导读]五十年代中搞三大改造,已经把对农民、民族工商业和手工业通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了,剩下来的就是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反右派以后民主党派没有声音了,反右倾以后是共产党内部也没有声音了

袁鹰:《人民日报》的风云侧记

《人民日报》原文艺部主任袁鹰

大师第84期袁鹰:《人民日报》的风云侧记

《大师》:您的童年似乎在迁徙动荡中度过,请谈谈家庭对您个人成长的影响。

袁鹰:我的童年按说不算太动荡。我祖父原来家境贫寒,后来从秀才、举人考到进士,到北京殿试后分到安徽候任,当了几任地方官,最后一任在安徽六安当知州,辛亥革命后他就回老家了。现在回头看,他也还算是清官,在任时提倡办一些学堂,没有贪污,所以回老家后也没多少钱。我们家在洪泽湖东岸,经常发大水,他买了一点儿洪泽湖边的地,比较便宜,但是经常收不着。他在家乡做一点慈善事业,救济孤儿等等,筹办了一所江北慈幼院。

因为我是他的第一个孙子,虽然我也去念私塾,四书、《三字经》、《千字文》这些归私塾老师,祖父自己在家里教我念唐诗、《千家诗》、《古文观止》等等。他在家写文章,研究《易经》,给人家写对联。在他的书房窗子下有我一张小书桌,我在那学写字念书,这样一直到10岁。

一直到1934年,我家里的生活都比较平静,没有什么动荡。我们家乡有一些银行家在北方办银行,我父亲是家中独子,上面两个姐姐,下面两个妹妹,他也可以在家当个少爷,但倒没有,这一点我觉得祖父还比较开通,让我父亲去银行当练习生。这样家里就是我母亲管家。

虽然当时正逢困难,“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件连续发生,这些并没有直接影响到我的童年,我在家读读书,在祖父的教育下学唐诗、《古文观止》,生活还算平静。

《大师》:您离开淮安是什么时候?

袁鹰:1934年10月。

《大师》:先去上海还是杭州?

袁鹰:先到杭州。1934年,我父亲一个人在杭州工作,祖母去世后搬了家,觉得不大方便,每年回来两次,后来就把整个家搬去杭州。对我整个人生成长来说,在杭州的几年很有作用。第一是在杭州进了新式小学——杭师附小,对我来讲很新鲜,不是在家里光念古文,有算术课,特别是有体育课,音乐、美术、劳作等等课程,现在小学没有劳作,那个时候劳作都做一些手工。

第二是我受到许多时事教育,九一八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整个国家的形势越来越危险。我们校园里立了一个很大的牌子,上面四个大字“毋忘国耻”,这种教育是无形的,每天一进去就看到这四个字,老师也常常讲,对小学生的影响比较大,用现在的话来讲是政治思想教育,那个时候叫时事教育。每天早晨早会,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全体学生都在操场上,有一个老师根据昨天的报纸讲几分钟国内大事,然后体育老师让大家做早操,再回教室。

每周一早晨开一次全周大会,校长讲话前要临时指定高年级学生背孙中山遗嘱,那个时候按童子军编队,他在台上临时宣布第二小队副队长上来,就上去。我念到五年级的时候,总觉得有可能早会上忽然被点到,也不一定都是队长,什么六年级第四小队第五个,排到第五个的就上去了。所以我从小第一件事就是把孙中山遗嘱背熟,现在还能背得出,就是那个时候念的,结果一学期也没叫到过我。这种我觉得就是公民意识的教育,国家碰到危险了,有责任将来要担当救国的重担。因为杭州离上海比较近,有上海流传过去的进步电影,音乐课常常唱一些歌,《义勇军进行曲》我在小学五年级就会唱了,我觉得这对儿童少年成长很有好处。

公民课倒不全是政治思想,包括怎么做人,为人处事,怎么做一个公民,对待社会,对待长辈,对待国家都有。现在公民课课本没有了,前些年李慎之同志提倡过中小学校公民课,我也很赞成,公民课应该说比现在的政治课范围更广。我觉得在我的人生中,杭州五年打下一点基础,有一点现代文明、公民责任的意识。小时候在淮安还是按四书五经那么念,顶多只是懂得一些个人品德修养,并没有现代文明教育的意识。

1937年底杭州沦陷,第二年春天家搬到上海,正好是抗日战争爆发第二年。那时候租界被称为“孤岛”,很多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还有许多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文化人士,利用当时上海租界的特殊条件,办报纸、办刊物、开书店、演话剧、拍电影,对内地影响很大。我在上海呆了15年直到1952年底,这15年对我个人来讲,各方面都受到很大的教育,走上进步的道路,认识了很多前辈,很多好朋友,参加共产党,找到终身的伴侣。所以我在1999年上海解放50年时,写过一篇文章叫《感激上海》。

《大师》:1943年您考入之江大学教育系。为何报考教会大学?

袁鹰:教会在中国办了好几个大学,也办了很多医院。办医院来讲应该是好的,学校就牵扯到人的问题了。《毛选》中曾经把它作为一种文化侵略。我觉得从教会来讲,开头未必是侵略,不见得有这种政治意图。至少我受到教育的结果是好的,我没有加入基督教,也没有因此对美国崇拜得五体投地了,两回事。

之江大学原来在杭州,是教会办的,如果仍在杭州,我未必能进得去,因为教会大学学费比较贵,在老百姓心目中是贵族学校。抗日战争以后,之江大学从杭州搬到内地去了,有一部分教授就留在上海,苏州有个东吴大学,也是教会学校,这两个学校的教授就一起办大学,叫华东大学。华东大学在上海没有校舍,就借了上海一个女中的课室,等人家上完课,四点钟以后我们才上三节课,上到七点钟。有个好处就是每天四点钟以前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我那时在一个小学教书,就报考了教育系。我们这一批,大部分都是小学教师或中学教师,拿工资来付学费。当时上海也有一些教会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学费都是很贵,清寒学子上不起。只有之江大学恰好可以在四点以后上,有这么一个客观的原因。

《大师》:您当时参加地下的学生活动也很积极,1945年就入党了。

袁鹰:地下学生活动比较活跃是在抗日胜利以后,在那以前党的地下工作基本上是团结群众,积蓄力量,我和我的爱人吴芸红都是抗战胜利以前入党的,那时只能做一些很秘密的工作,联络同学,小规模的活动。抗战胜利以后,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全世界有一股要求自由、独立、民主的浪潮,国民党政府也讲究一点跟世界潮流相适应,尽管蒋介石一直想反共,表面上不能太破裂,特别上海这个城市有国际性,也不能做得很过分,只能放松一点,这样让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有一个活动的余地。当时上海市长是吴国桢,他是美国留学生,一直以国民党里的自由派自居,学生游行也可以组织,也没有明显的压迫。

《大师》:那时能游行,能办报,都能吗?

袁鹰:在抗战胜利后两三年,地下党领导的集会、游行都能进行。游行当中一些政治性口号都可以喊,反对独裁,要求成立联合政府,要求民主自由。共产党不公开出面而在暗中领导的报纸刊物也都能出版,争得大量的读者。

《大师》:1945年-1947年,您怎么去的《世界晨报》、《联合晚报》呢?

袁鹰:我是43年入之江大学,47年毕业的,正好抗战胜利前后的四年。那个时候我家里不在上海了,因为上海在沦陷后期物价很高,家里人口多,就搬去扬州,我和我父亲俩人在上海。他还在银行工作,我在上大学的同时,就在中小学教书。到1945年底,有个老朋友把我介绍到一个小型报纸,上海小报很多,都是一些娱乐性的,这家《世界晨报》是一些进步文化人士办的,这样对我来讲有一个好处,第一有一个工作,每个月有工资,第二是有一个住的地方。就这样,很偶然地就进入新闻界。我在《世界晨报》不到一年,到1946年11月因经济困难停办了。1947年上半年,进了由几位党员办的《联合晚报》(用“美商”名义)编副刊《夕拾》,当年“五月学潮”中,同《文汇报》、《新民报晚刊》一起被反动政府查封。

我在一个广东同乡会办的广肇女中教书,还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上午教书,中午到报社编报,下午上大学,把最后两年学完。一直教到1948年下半年,到华模中学,是我们原来大学同学办的比较进步的一个学校。上海解放前两三个月,可能地下党领导考虑到我干过两三年报纸,就将组织关系从文化部门转到报纸部门,这样上海一解放就马上到《解放日报》,先当记者,后来当夜班编辑,再当文教组组长。

到1952年底,党中央撤销原先在几个大区设立的中央局,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中央东北局,每个局自己的机关报也跟着撤销,但《解放日报》既是华东局的机关报,又是上海市委的机关报,所以仍然保留,当时从每个大的报纸调了四五个人来在北京,充实《人民日报》。我就在1952年底调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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