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镇业:政协要求我们一年交一份以上提案

汤镇业:政协要求我们一年交一份以上提案

2013年1月25日,广州,第一次被推举为广东省政协委员的周星驰听取广东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周星驰现身会场,遭到记者围堵。 (CFP/图)

“你首先要认可这个制度,对这个制度有信心,才会到内地来发挥作用。”

以前港澳委员到山西开全会时,山西省领导都会专门安排宴请。“但是今年不同了,中央领导人有了‘节约’的批示,这些宴请就没有了。”

2013年1月下旬,中国地方两会陆续开幕。在所有与会人士中,新晋广东省政协委员周星驰当仁不让地成为“话题人物”。

无论是网民们用其经典电影台词恶搞他“星爷是一个政协委员”,还是“星爷”在参会之路上被媒体围追堵截,这位红遍全中国的香港喜剧明星,再次激发了那个久藏于公众心底的疑问:明星能否履行参政议政的职责?

事实上,2013年省市级两会中,涌现出了大批港澳台人士,包括香港过去的艳星彭丹、台湾籍主持人吴小莉、原澳门特首何厚铧之子何敬民等名人,此外还有遍布内地的港澳台商人。

“两会”是各类群体利益的代表向政府提出意见和要求的场合。那么,参与两会的港澳台人士是怎么挑选出来的,他们代表谁的利益?在不同于他们所属地区体制的内地,他们又是如何参政议政的?

“把政协委员当作荣誉”

周星驰并没有像拍电影那样敬业地“开会”。在广东省政协第十一届一次会议六天的会期中,周委员仅参会半天,其余时间全部告假。

“星爷”无暇参会本无意外,意外的是:他如何从一个香港艺人变为广东省政协委员?“人员选拔不是我们说了算。”广东省政协新闻处副处长赖南辉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说,政协委员是各个界别先推举出代表,最后由省委统战部统一协调把关,确定最终人选。

对于来自香港的政协委员,广东省委统战部并非自主确定。它需要与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中联办)协调。一位接近中联办的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香港的委员,先由中联办各个部门在不同业界选对象,然后推荐给中联办协调部,由他们统筹后再推荐给各个省。”

一般情况下,每次新一届政协会议召开前半年,中联办就开始在各个业界物色人选。比如香港体育界有700多个社团,社团之上又有74个总会,中联办不可能全部接触一遍,通常是在传统友好的二三十个总会中物色人选。

周星驰就是由中联办宣传文体部负责推荐的。“整个过程比较简单,就是中联办在跟业界接触时,觉得比较喜欢周星驰,据此给他一个认可。”上述接近中联办的人士说。

香港知名电影监制吴思远已经当了15年上海市政协委员。在他印象里,以前是根据籍贯确定政协委员,“比如你是在香港的北京人,那么北京市委统战部就会邀请你去当政协委员”。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不过现在已经不这么划分了。一些香港政协委员开始跨省任职,像新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中,香港企业家李家诚之前曾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委员,香港青年联会董事霍震宇此前是广州市政协委员。

在内地做生意的商人,多数直接被其公司所在省市政协吸纳。香港福建社团联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周安达源已经连任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他早年就是因为在当地做生意而成为山西省政协委员的。

1979年,周安达源从香港到山西做生意。那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山西省政府还没有恢复,是革命委员会的外贸领导小组和他做买卖。此前地方煤炭都是中央调拨,周安达源促成了山西地方煤炭的第一次出口。后来,周安达源的生意越做越大,开始在山西投资办厂。到了1989年,山西省外贸部门就顺理成章地推荐他当上山西省第六届政协委员。

时过境迁,港澳政协委员在内地越来越普遍,一些地方的港澳委员已经“隐藏”起来。在新一届山东省潍坊市政协委员里,已经没有单独的特邀港澳人士界别,仅有几个香港籍委员都被划归到“工商联”里面。据潍坊市外事与侨务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介绍:“我们这几个港澳委员都在潍坊有企业,而且他们本来都是福建、江苏移居到香港去的,因此在填籍贯的时候,他们都填原来在内地的籍贯。”

台湾同胞来得晚

地方两会吸纳港澳人士的进程并不同步,往往依据各省市自身情形确定。北京第一次邀请港澳委员,还是在1983年时的第六届政协,当时有3位。到了2013年北京市政协第十二届委员会时,已经发展为58名港澳委员。对于邻近港澳的沿海开放城市汕头来说,早在1984年5月,汕头市政协就决定首次邀请宋德裔等11位香港、澳门潮籍知名人士出任汕头市政协委员。不过,在远离港澳的江苏泰州,2012年才第一次吸纳港澳政协委员。

相比较港澳人士在内地参政的历史,台湾同胞加入其中还是新世纪的事。2002年,中共中央统战部同意大陆省市级以下政协组织可以安排台湾人士加入政协和人大。

2008年,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视察广东时,要求广东在实践“一国两制”和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上作出新贡献。广东省政协从2009年十届二次大会起聘请台商和侨胞为特聘委员,这成为以省政协名义聘请台胞侨胞作为特聘委员的首例。

在广东中山办厂的李先生就是首次入选广东省政协的十名特聘委员之一。“我是经过省台办、市台办主任认可后才当上特聘委员的。”李先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成为特邀委员之前,他们到我公司来考察,然后又到中山市政府征求意见。他们考察完以后,觉得可以就可以啦。”

台商骆明裕是2013年广东省人大会议的旁听代表,因为他在广东梅州投资,所以特别想了解省政府、省人大有什么想法。按照规定,每年广东省人大开会之前,要想旁听的代表必须提前申请,骆明裕每次都会向广东省台联申请,省台联若是同意便向人大报批。等到人大公布50个旁听名单时,如果骆明裕在其中,他就去开会了。到2013年为止,他已经旁听了十次广东省人大会议。

比较来看,在福建漳州的台商廖万隆想听政协会议就太容易了。两个礼拜以前,他刚参加完漳州市政协会议。自从2010年7月廖万隆当上漳州台商会长后,他就开始受邀旁听政协会议。廖万隆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参加会议不需要任何程序,可能是为了表达对台商的尊重吧。”

在东莞台商林佳蓉看来,六年前东莞市台办找她担任政协委员时,“是希望通过这个管道,让台商界别的问题可以引起政府重视。”当时台办还特意提醒林佳蓉:当委员可是事关两岸关系条例啊,必须想清楚。根据台湾当局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台湾地区人民不得擅任大陆地区职务,违者可处新台币十万元以上、伍拾万元以下罚款。”

在林佳蓉担任政协委员期间,台湾海基会曾先后三次来电话问她是不是正式的政协委员。“我也不知道是正式的还是特邀的。”林佳蓉反而提醒海基会,如果台商在政协能够帮助在大陆的台商界,是不是台湾可以做个讨论,放宽台商在大陆参政的限制?

政协委员有“权利”

港澳台同胞基本以政协系统为主要平台参政议政。在香港各行业为内地推选政协委员时,政治上可靠是首要因素。“你首先要认可这个制度,对这个制度有信心,才会到内地来发挥作用。”据上述接近中联办的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委员是我们了解的人,不是香港业界选出来的。”

这也符合政协成立之初的考虑——把有共同志向的人统一起来讨论国家事务。至于具体到某个人选的条件,在广东省政协新闻处副处长赖南辉眼里,主要是要看“他参政议政表现好,或者这个人在这个领域有代表性”。

与普通委员所受的约束不同,政协往往对明星们网开一面。“我们一年只要开一次会而已,平时小会也不要求一定参加。”2013年刚刚获推广东省政协委员的香港影星汤镇业对媒体表示,“政协对我们的要求是,一年交一份以上的提案。”主持人吴小莉就是严格按照要求行事,从2007年起她担任广东省政协委员以来,5年任期内共有5个提案记录,不多也不少。

江苏省政协在每届政协换届后,都会对新晋政协委员专门培训。“给他们讲一下政协的历史、职能,并且告诉政协委员怎么写提案。”江苏省政协一位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不过,从来没有针对港澳委员界别培训过,至少我在政协工作的七八年时间里一次也没有。”

为了解决港澳台委员参加会议的不便问题,山西省的做法是,每次政协开会之前,会做个统一培训,各个界别委员一起学习“如何参政议政,如何提交提案”。山西省政协港澳办副主任武海燕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今年山西省政协开会前两天,1月21日上午,山西特意邀请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驻会副主任卞晋平,在太原对新一届省政协委员进行培训。

即便如此,山西港澳政协委员提交提案的情况也不理想。“我在提案办待了将近十年,港澳委员就是每年来一下,偶尔个别人要办项目会有调研,基本上没有大规模的调研活动。”山西省政协提案办一名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港澳委员几乎不提提案,一般委员不提就不要他了,“但是港澳委员有特殊性,人数本来就不多,来了之后在分组讨论中参与一些讨论就行了”。

每年因为两会让港澳台代表齐聚时,大会组织方都会想办法尽地主之谊。在中山的台商李先生每次到广州参加省政协会议时,一定会有参观旅游景点的项目。“比如上次亚运村还没有运作前,我们就能首先进去参观。”李先生说。

以前港澳委员到山西开全会时,山西省领导都会专门安排宴请,“但是今年不同了,中央领导人有了‘节约’的批示,这些宴请就没有了。”上述山西省政协人士说。

“你不敢讲谁敢讲啊”

在当了一届东莞市政协委员之后,台商林佳蓉在2012年成功连任。她算了算,到今年为止总共提了十一二个提案。“今年我提出,台湾驾照可以在东莞免笔试,直接跟港澳人士一样换驾照就行。”林佳蓉发现,很多台商没时间考试,如果没来得及换驾照就开车上路,一出事就很麻烦,“听说北京和天津都是可以直接换驾照,希望东莞也能给我们这样的方便”。

在内地两会任职的港澳台人士,提案多数与自身利益相关。比如早先在广东的台商如果台胞证5年到期,不能在广东省签,必须跑到香港或者澳门签。作为广东省政协的特邀委员,李先生就在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汪洋书记非常重视,特别派公安厅去中央协调,后来广东省就可以签5年的啦。”

虽说平时李先生可以通过市台办和省台办提出自己的诉求,但是他发现,这两个地方的领导“只有提议权,他们只是协调单位”。在他看来,每年两会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以前汪洋任书记时,都会接见台商特邀委员。“他问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当场就提出来,比在会上提还有意义呢!”

在福建漳州台商协会会长廖万隆看来,开市政协会时没必要提提案,因为他平时和当地政府沟通就很畅通,“有什么事随时可以和市长、书记提要求。”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下面有两千多家台湾企业,反映上去的问题都解决了,没有一个不解决的,非常好。”

在东莞市政协委员圈里,台商林佳蓉向来以敢言著称。她不光为台商代言,也会为老百姓发声。2012年,东莞市政府邀请了十位人大代表和十位政协委员座谈,林佳蓉就是其中之一。在座谈会上,林佳蓉直接向市长提意见,认为东莞治安状况需要改善,警员需要加强无线电配置。没想到市长也很直接对她说,“林委员啊,如果你不讲谁敢讲啊,你在台湾肯定把我骂死了。”

那次座谈会的效果立竿见影,很快公安局和消防局都给林佳蓉回复,“说明他们在哪方面正在加强”。后来林佳蓉发觉,“街上巡逻的警察开始增多,治安明显好了”。

如果比较两岸不同的参政形式,林佳蓉认为台湾的议员能量更大,“台湾的议员要是提出质询,官员们都会很重视,会把自己的议程取消来回答”。不过,福建台商廖万隆认为,台湾开会时吵得也凶,各党各派都为各自争取利益,没办法很快达成一致,“在大陆所有的利益都是以经济发展为前提,以整个国家的利益为前提,比较和谐”。

广东中山台商李先生感觉“政协的氛围很好,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每次参加政协会时,李先生都会提及高速公路收费太贵、国有企业要为老百姓服务等问题,“不过后来发现基本上没有用”。

在内地当了二十年政协委员的香港人周安达源觉得,“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内地一个主要政治制度,和香港没有可比性”。他认为,“协商民主是非常好的一个制度”。

因此,香港人吴思远参加政协的目的就是“提出一些建议,把外面一些好的经验介绍给内地”。吴思远被分到上海政协的文化小组,小组里全是报社、出版社的编辑,还有写小说的、搞音乐的和拍电影的。“开会时大家就是针对上海文化欠缺的地方提意见。”他说。

林佳蓉觉得政协委员不光是要替人民发声,更重要的是帮政府一起想办法解决问题。2012年东莞市政协问她有什么要求,她就提出政协委员应该为政府职能部门工作打分。到了11月,政府向政协委员征询意见表就发给她了,里面涉及“依法行政、工作效率、服务态度”等五个方面。

这让林佳蓉有不少成就感。“我们在这个位子上,总是想做点事情,不然也没意思。”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们一直在等待,发现自己做的事情影响力越来越大,终于让我等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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