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之瑜:日本右翼乐见中国民族主义激荡

  钓鱼岛争议愈演愈烈,东京所求为何?何以看似不惜一战?怎么连华府的劝阻都似乎不肯认真放在眼里呢?

  因为,不论是与中国的冲突也好,美国的反对也好,刚好都可以用来证明日本需要建立自己强大国防战备的重要性,也就可以压制任何国内继续反对修改和平宪法的立场,进而有利于推动日本成为国防自主的正常国家。

  甚至,华府愈是反对东京在钓鱼岛问题上与中国冲突,就愈能强化日本需要有自己国防武力,不能再依附于美国的合理性。同理,与中国如果发生军事冲突,也同样能帮助日本强化修改和平宪法的急迫性。

  与中国发生冲突,不论结果是对日本有利或不利,都立刻成为修宪正常化的动力,那与其发生不可控制的结局,不如选择在钓鱼岛这样一个可以控制规模的有限战场上与中国冲突。

  追求正常化是日本右翼长期以来的梦想,最大的心结是在于二战后遭到美国占领至今,而最大的障碍也在于美国驻军与日本的非核化国防。日本各界在思想上始终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搞不定,到底是平等,还是追随,甚或是领导,困惑人心将近一个半世纪。

  思想界答案分殊,有求助于亚洲意识,有求助于脱亚入欧,也有求助于正常化。不论答案为何,没有哪一次、哪一派、哪一代会说是不从中国下手的。

  在战前的国际政治规范里,军备竞赛是强国之间的常态,因此正常国家必须是战备国家,以能独自应付国家安全危机。战后新右翼承继战前的国家意识,因此致力于恢复战备,在国内便以推翻和平宪法为职志。

  然而,二战遭受原子弹轰炸的阴影挥之不去,日人痛定思痛之余,笃信永久和平的社会力量非常深厚,使得正常国家的努力受到极大牵制。因而日本应与中国友好,也理所当然。

  如今风云际会,一逢中国崛起,二逢国内对华观感急转直下,自然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右翼政治领导人乃藉机刻意在钓鱼岛升高危机。其中,激进如石原慎太郎者,已是耳熟能详,安倍则在亲美与右翼两种态度之间协调。

  他们求战意志容或有别,但都摆出求战的姿态却非常明显,并且挑动中国民族主义的意图更是昭然若揭。常人以为不可置信,难道真是要与中国决裂?殊不知,他们内心对正常化的渴求居高临下,因此乐观解读事件发展在所难免。

  何况,就算钓鱼岛之争最后不如人意,结果未必不好。对较为激进者而言,不但要升高冲突,更要到有冲突而且华府不愿卷入的程度,如此与中国放手一搏,解放冲向正常国家的意志。

  假如华府极度压制东京,到了东京因为各种因素必须妥协的地步,岂不是同样说明国家不正常所遭致的苦果?利用这样的苦果,才能彻底压制反对修改和平宪法的势力,然后便能从事先进战备,推动国家正常化,进而摆脱对美国的依附。

  对抗中国以促成日本正常化的此一途径,与战前以征服中国来作为建立大东亚的途径,或更早以瓜分中国来作为加入欧洲的途径,看似方法不同,然而在认识论与实践论上的无比单调,却是显而易见的──日本总是藉由中国在主张自己。

  如果瓜分中国的动机是脱亚,征服中国的动机是大东亚,对抗中国的动机里不存在亚洲。从主权国家的角度看,这是进步;从亚洲的角度看,这是退步;“非亚洲”的可能性澎湃其中。

  对于原本亚洲意识就很薄弱的中国而言,日本追求正常化的挑战虽然令人厌烦,但似乎因此而完全可以理解。所以中国民族主义随之激荡,求战的呼声日高,这不但是中国各界相信在中国崛起过程中自己迟早要遭遇的挑战,也是草船借箭的日本右翼所乐见。

  如果进入某种亚洲意识,是中日两国能否超越主权国家的一次心理测验,那也就间接是两国能否进入全球化的心理测验。这如同建立欧盟是欧洲主权国家进入全球的心理测验,多数欧洲人民已经通过考验。

  相形之下,日本这样一种国家正常化的进程,出自战前国家意识的隔代遗传,在中国引发的,同样是战前遭到帝国主义肆虐的国耻复苏。因此可以说,日本右翼为了建立国家战备以振兴民族精神,触动历史神经,导致了亚洲意识的崩解。

  去亚洲的过程,无异就同时是亚洲的一种去全球化的现象,则亚洲就这样在非亚洲的有意识或无意识中,成为全球化下因为仍然坚持主权,不惜为了主权象征而开战,而矛盾地取得了独特性的分裂亚洲。

  在日本,正常化运动最终是剑指美国,中国是借题发挥的所在。当下安倍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协调于亲美的惰性与右翼的激进之间,其最大的挑战在内部,反而不是中国。

  在中国,面对日本右翼这样的阳谋与挑衅,单纯求战或报复实不足以成事。但化解之道何在?是速战速决,以进为退,或软硬兼施,以退为进?这毋宁是在成为大国前的一次重大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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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nothi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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