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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瑞金:改革又回到20年前的十字路口

[导读]薄熙来事件让我们更有远见地思考,在常人政治时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形成制度化、规范化的交接班后,怎样加强最高领导层的团结和集中,同时又要正确对待党内不同政见的问题。

《大师》:但现在网上的意见领袖火气很大,经常在网上讨论,然后线下约架。您会不会担心互联网会扩大这种社会分歧,反而不是凝聚大家的共识。

周瑞金:这个需要互联网意见领袖不断提高网络素质。我觉得网络媒体出现之后,对领导来讲要有一个网络素养,怎么来看待网络媒体的出现,要有一个民主的、科学的、按照法治的精神来看待媒体的作用。同样对于广大网上的舆论领袖,他既是代表网民的一些看法,又有一定公信力,起着网民与政府之间沟通的桥梁作用,所以他们也应该具有网络修养,既不能片面地煽动网民的情绪来和政府对立,同时又不能完全代表政府的利益来对网民进行说教。

网络的领袖有一个提高网络媒体素养的问题,这里面包括政治素养、理论素养以及社会素养,又要掌握一定的理论的思维,和政治政策观念比较强,该讲什么,不该讲什么,讲到什么分寸。在官民之间矛盾的时候,怎么既代表网民的利益诉求,同时又能够照顾到政府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个政策限度,有一个容忍度。这样就能够很好地发挥网民领袖的作用。我发表文章支持网民领袖发挥作用的比较多,对党政领导应该对网络领袖宽容讲得比较多,但是今天在你们腾讯网上来发表,我也有责任来劝告一些网络领袖要更加注重提高自己的素养,以发挥更好的作用。

政治体制改革比较停滞,新闻体制改革也是迟缓的

《大师》:您被称之为政论家,您怎么来理解政论家这个头衔的内涵?

周瑞金:我现在能不能称得上政论家,我自己也表示怀疑。一般来讲政论家是掌握一定的媒体,他有一个自己的媒体,在上面发表很多政论、社论、评论员文章,或者是观察家的文章,对世界局势的评论,这个才能称之为政论家,你讲的储安平、张季鸾都有掌握一个媒体。

我今天没有媒体在手,无非是根据我自己观察国内外形势感到应该讲一些话,写一些文章,完全是出自自己作为一个老党员、老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对于当前的形势发表一些看法,所以说我是政论家我感到很惭愧,不敢当。

但是我们现在真正掌握有媒体的政论家并不多,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这个媒体都是国家的媒体、党的媒体,因此代表党讲话要根据党的政策、党的文件来讲,要真正形成社会有影响的政论家,距离这个要求还太远了一点,这有待于我们新闻体制改革深入以后,将来才会出现一批真正的政论家。他有他的媒体来传播他的声音、他的意见、他的个人思考的东西,所以一定要有这样的媒体条件,才能够出得了政论家。

《大师》:您怎么来看几十年的新闻改革,包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走向是怎么样的?

周瑞金:新闻改革我们也喊了几十年了,应该说新闻媒体在改革开放当中,它还是起着推进改革的作用,所以也可以这样说,新闻改革发展到今天也跟着我们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步伐一样在前进着。由于新闻改革属于政治改革的范畴,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和我们今天的政治体制改革比较停滞、迟缓有联系,新闻体制的改革也是迟缓的,表现在新闻事业的发展,新闻传播手段的变革比较多。内容也增加了,影响力也扩大了,不单是在宣传的领域,也在经营管理的领域,在壮大报业集团、新闻集团上面的很多措施,确实和我国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包括文化体制相配合的在前进着,如果就新闻体制改革本身来讲,今天还是滞后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新闻的体制,我们只有单一的公有制,本来按照毛主席讲的新闻体制是跟着经济体制走的,经济基础变了,你新闻体制也应该变。我们今天的经济基础从原来单一的公有制转变为多种所有制为主体了,等于经济体制是公有制和私有制和外资进来融合在一起的综合性的经济体制。和这个相适应,新闻体制也应该体现出多元的经济利益,这一点来讲,我们现在的媒体就是单一所有制,不管是都市媒体也好,主流媒体也好,甚至是网络媒体。所以我希望新闻体制改革能够进一步的话,应该允许民间办报,能够有这样一批媒体和我们今天的经济所有制相配合,在新闻体制上体现出有综合性的,有国家的媒体,也有民间的媒体,也有各个民主党派的媒体,大家相互学习,相互竞争。这样一个媒体体制的形成就是新闻体制改革的深化。

第二个新闻体制改革推进一定要加强法治建设,要有新闻法的制订。这样有利于我们营造一个依法治国的系统,我们这几年订了那么多的法律,唯独新闻法、出版法没有制订出来。现在越南有了自己的新闻法,这个可以借鉴一下,来推进我们新闻法规的产生,使我们新闻能够依法来进行,这样也就避免今天出现的不断地要来处理造谣媒体,在国家法治制度上来解决了。所以我认为新闻体制的改革要前进,这两个是目前很重要的方面。

宣传部部长当报纸总编辑,这种管制道路应该改变

《大师》:您觉得当下还做得比较不错的媒体有哪些?

周瑞金:做得不错的媒体,我首先从《人民日报》讲起。我觉得这两年来《人民日报》评论大有改进,特别是评论部的一些评论确实能够反映民众的声音,使得我们党报这种传统媒体的言论出现新鲜的、可喜的变化,这两年以来有几个有口皆碑的,引起大家关注的,也很快出来表态了,所以这一点来讲大有进步。

我是主流媒体出身的,一辈子从事新闻工作,一个是在上海《解放日报》,一个在北京《人民日报》,两个都是党的机关报,一个是中央机关报,一个是地方党委的机关报,所以我首先希望这两个机关报的主流媒体要起变化,要更多地既是党的喉舌,也是人民的喉舌。更多地反映群众的声音来推动国家的进步,这个是其它媒体所起不了作用的。

另外我觉得现在地方党报的作用是削弱的,地方党报根本发挥不出什么声音,也没有一个地方党报有一篇有影响的,包括《解放日报》,我的母报,以前我还可以在《解放日报》写“皇甫平”的文章,今天这种文章也出不来了。这里面牵扯到我们新闻管理体制的问题,也就是说我当年在《解放日报》工作的时候,相对宽松的环境,我的言论我自己把握负责,报社社长有权决定发表他认为可以发表的评论和报道,这个当时做到了,当时80年代是可以做到的。

今天这一点就更难一点,这个涉及到新闻管理,这也是新闻改革的一个方面。现在就是宣传部部长当报纸总编辑,报纸的总编辑当总编室主任了,按照各级宣传部门的要求来安排版面,用什么稿子,做什么标题,是走向这样一个管制的道路上去。我认为,思想宣传部门不能完全以行政手段、办法来管理意识形态,具体到包办代替总编辑工作的程度;而重点应该放在研究形势、分析思潮动向,然后制定正确的宣传方针政策,以指导各媒体的宣传。现在是应该总结这方面的经验,适当改变舆论管理,少一点“不准”、“禁止”,多一点怎么报道好、宣传好的指导。当然,难度是比较大的。其他新闻媒体现在做得比较好的是都市媒体和网络媒体,我认为几大网站应该说发表的评论作用很大,你们腾讯也在内。

胡锦涛总书记前两年到《人民日报》去,特别把都市媒体也当做一个主要媒体提出来了,就是说除了我们党和政府控制的主流媒体以外,现在很多都市媒体和网络媒体他提到同等的高度来看,我认为很重要。现在都市媒体起作用比较大的,广东的《南方都市报》、上海的《东方日报》、北京的《新京报》,还有《南方周末》等等。我觉得南方报系的报纸办得都比较好,还有一个《经济观察报》,这个报纸很有一些自己独特的报道和言论,也是比较好的,我也比较关注。这些报纸都不错。当然,我接触的纸媒比较少,提到的报纸仅是我所读到的,还有许多报纸也是很受读者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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