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障碍说明

周瑞金:改革又回到20年前的十字路口

[导读]薄熙来事件让我们更有远见地思考,在常人政治时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形成制度化、规范化的交接班后,怎样加强最高领导层的团结和集中,同时又要正确对待党内不同政见的问题。

周瑞金:改革又回到20年前的十字路口

《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周瑞金先生

《大师》第82期周瑞金:宁做痛苦的清醒者

当一个好的新闻记者,一定要击中时代绷紧的一根弦

《大师》:有人说周瑞金能够在中国改革触底的时候发出自己的声音是一种幸运,您觉得您为这份幸运准备了多久?

周瑞金:1957年到1962年,我在复旦大学新闻系学习,当时是所谓搞政治运动的时期。我们都积极参加政治运动,同时进行专业学习,认识到报纸是党的喉舌,也是人民的喉舌,树立了一个信念:新闻工作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同时,应该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呼声,这一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记在心里的。从复旦毕业后,我就被学校分配到解放日报社工作。

到1989年1月,我担任了解放日报社的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主持《解放日报》全面工作。那一年,中国发生了六四政治风波,接着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在104天之内,东德、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六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下子演变掉了。1991年4月后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也演变了。特别是罗马尼亚最激烈,部队反戈,当场把总统夫妇枪毙了。面对这样一种巨变,也很快波及苏联,1991年9月宣布取消苏联共产党,三个月后苏联联盟解体。列宁亲手缔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74年后也就轰然垮台了。

从我国的政治风波到东欧的剧变,到苏联的解体,当时在我国激起很大反响。特别是有一些人,也就是后来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批评的“左的政治家、理论家”,他们总结“苏东波”和“政治风波”的经验教训,认为是改革开放导致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提出来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只搞经济建设不行了,一定要有一个政治中心,就是要把反和平演变作为中心。而两个基本点,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容易被帝国主义和平演变,因此要重提阶级斗争,开展清查运动,集中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重点加强社会主义的教育。这一来就把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变为两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变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一个基本点。面对这种情况当时我非常焦急。从1989年风波以后,大概有19个月报纸上很少宣传改革开放了。

就在这个时候,1991年1月,小平同志到上海过春节。他从1988年开始,每年春节都到上海过,1991年是他第四次来上海过春节。和前几次他都在西郊宾馆和家人一起过节不同,1991年来上海,他闲不住,不断地去参观企业,视察公司,在新锦江宾馆旋转餐厅听取关于开发开放浦东的汇报,从而发表了很多关于改革开放的新思想、新观点。

在1991年春节前,我有幸在上海市委领导家里,看到小平同志在上海发表的谈话材料,尤其小平强调说改革开放要讲几十年,全党都要讲,这激发我酝酿撰写评论文章宣传小平同志在上海的谈话精神。小年夜我请了上海市委政研室的施芝鸿处长,和报社评论部的凌河同志,我们三人共同合作,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连续发表了四篇署名“皇甫平”的系列评论文章,宣传了邓小平同志1991年春节在上海的重要讲话精神。想不到由此引起了一场关于改革开放姓社姓资的激烈交锋。

我1962年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分配到《解放日报》工作,到1991年发表皇甫平文章,正好是29个年头。大学念书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想法,就是当一个好的新闻记者,一定要击中时代绷紧的一根弦。1991年我觉得当时社会绷紧的弦,就是在改革开放进行了十几年以后,中国究竟向何处去。是继续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重提阶级斗争,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走回头路?在这一个紧要的历史关头,我认为绷紧的弦就是要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所以当我看到小平同志1991年在上海视察的讲话材料,我就当机立断要发表系列评论冲破阻力,推进改革开放,发挥舆论的先导作用。

在运动当中我并不是佼佼者,所以他们给我一个绰号叫“小自由”

《大师》:您当时1957年考进复旦新闻系,1962年分配到《解放日报》,是不是因为您当时在系里是佼佼者才能够分配得比较好?

周瑞金:不能简单这么说。1957年夏我一跨进复旦大学,迎来的就是“反右派”斗争,批判个人主义。接着,1958年下乡参加劳动,投身人民公社、大跃进的高潮;1959年又参加“反右倾”斗争,下厂劳动。我们在大学五年的学习生活,基本上处在政治运动中,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学习训练很少。

我当时在运动中的表现并非佼佼者。因为,我对当时的政治运动像红专大辩论啊,批判个人主义啊,不感兴趣,常常躲在一边看书学习。我对政治运动不争上游,而是甘居中游,所以同学们给我起一个绰号叫做“小自由”。我并没有全身心投入运动,不愿意唱高调,说空话,在政治名词上钻牛角尖,而是一有空就抓紧时间读书。所以在学校没有我入党的份。

到了大学四年级,也就是1961年的时候,我们被分到华东各地报社进行为期半年的新闻采访编辑实习。我分到《安徽日报》实习,短短四个月时间,我在《安徽日报》发表在头版上的重要报道和重头通讯就有一二十篇。有的被《光明日报》所转载,有好几篇被评为红旗稿。这样的实习成绩在年级就比较突出了,对毕业分配起了比较大的作用。

我们那一届的毕业分配,恰遇经济困难时期,中央与省级新闻单位用人大为压缩。我们许多同学被分配到东北、西北地区,很多到了基层新闻单位,还有不少改了行当中学教师等。所以在当时情况下,我自填的分配志愿是去东北辽宁,结果想不到被分配到《解放日报》,出我意外,真是一种幸运。

《大师》:学新闻和做新闻是不是您当时的志趣?

周瑞金:当然是我的志趣。我在中学时就非常喜爱文学,我的高中语文老师林书立对我影响很大。1957年他教的两个班级学生,就有三个人同时考进复旦大学新闻系,后来我们到工作岗位表现也非常出色,不负师恩。当时我们许多同学是带着作家梦进新闻系学习的,以为先当新闻记者,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然后走当作家的路。所以一进入学校在进行新闻专业教育的时候,就批判当作家的思想,批判丁玲的“一本书”主义,这给我们印象很深。当然把要当作家统统作为个人主义来批判,过头了。但专业教育留给我们的正面成果,是真正做一个好的新闻记者,必定是为老百姓、为国家、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其作用决不亚于作家。

欢迎点击进入《大师》访谈汇总页

版权声明:本实录欢迎转载。敬请全文转载并注明文章来源:腾讯《大师》访谈录。

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相关推荐

    看过本文的人还看了

    相关微博

    [责任编辑:claireshen]

    热门搜索:

      登录
      同步:

      最热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