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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反对政府修缮其旧居 认为这样做劳民伤财

2012年10月14日04:24现代快报[微博]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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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

  ——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

  在小说《白驹秋千架》中,莫言第一次提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地域名词。此后,在“高密东北乡”这个亦真亦幻的文学王国,现实中的山东高密,也就是莫言故乡中的一些人、一些事、一些传说,都奇迹般地成了他小说的一部分。莫言所创造的“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如同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和马尔克斯的马贡多镇一样,已在世界文化版图上占有一席之地。而在现实中,经过数十年的经营,虚构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成了山东高密的文化符号。

  10月11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而“幻想”“历史”“社会角度”这几个关键词,对于熟悉莫言作品的人来说,会不由自主地想到高密,想到那个不出家门也让莫言魂牵梦萦的地方。

  10月12日,现代快报 (微博)记者赶赴山东省高密市大栏乡平安村,探访现实生活中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通过走访他的家人,朋友、小说中的原型以及政府官员等,试图寻找高密文化与莫言小说之间的某种看不见的纽带。

  莫言反对修缮旧居

  高密,东邻胶县,南临诸城,西与安丘潍河相望,北与昌邑、平度毗邻。这里是昌潍平原与山峦起伏的胶东半岛交接之处。这片土地上曾经到处都是红高粱,但在40年前,大面积的红高粱已经绝迹。如今,即便有村民种了些红高粱,也是为了编制扫把。1987年,张艺谋开拍莫言笔下的“红高粱”。由于大片红高粱难以寻觅,无奈之下,张艺谋只好提前安排农民种下了50亩高粱。

  1955年2月17日,莫言出生在高密县(现改为高密市)大栏乡的一个农民家庭。在平安村,莫言的旧居尚在。屋子的后面,是一片空旷的水泥地,地上晾晒着村民收获的玉米,而不远处,则是静静流淌的胶河。河边上枯草齐腰,岸边整齐的杨树望不到头。在这个地方,莫言居住了20多年,又接着闲置20多年。平时除了莫言和家人,这里少有记者出没。

  然而,就在10月11日前后,陆续有国内外的记者,频繁造访这里。这个偏僻的村庄,一时间成了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

  莫言的二哥,今年60岁的管谟欣,不得不一天多次打开这个大门,带着一拨又一拨的记者进去参观,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讲述莫言在这里留下的所有记忆。

  这处旧宅,已经破败不堪。平时,管谟欣会用铁锁将大门锁起来。院子里除了丛生的杂草之外,还种着一片胡萝卜。指着灰色的砖头做成的墙基,土坯做出的墙,青色的瓦,管谟欣说:“早前,西边也有2间侧房,东头是个猪圈。南面还有个厕所。但是现在这些房子都因年久失修拆掉了,只有正屋的5间房子现在保留下来了。”

  “老房子是民国元年建成的,刚开始只有4间。后来发大水,房子被冲毁了。1966年的时候,我们家对老房子进行了翻新修缮,又加了1间。”管谟欣告诉记者,“那个时候,我们一家10多口人都挤在这个房子里。”

  正屋由于多年无人居住,里面已经发生了霉变现象。在莫言故居的老式木门上贴着一副褪了色的对联:“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进门处,是房子的堂屋,面积非常小,是一个老式的锅台。堂屋墙角的桌子上,摆放着一台老式收音机,一个镜子。另外还有一个写有莫言故居字样的木牌子。从堂屋入内,可以进入东西两侧的房间,房间之间没有门,可以直接通行。最西头的一间屋子内,堆放的是手推车等杂物。

  管谟欣说,那台青岛“海燕”牌收音机是1979年莫言结婚的时候买的,价格是49.5元。镜子也是那时候添置的。“那台收音机是当时家里最值钱的东西。莫言出生在西头的那个土炕上。当时家里人多,都是挤在一起住。后来莫言结婚后,就住在东头的炕上。他的女儿,也是在这里出生的。”

  “去年,政府曾经提出要修缮旧居,莫言不愿意。”管谟欣说,莫言认为,这样做劳民伤财,也完全没有必要给地方政府添麻烦,他不止一次打电话给当地宣传部部长,不同意修缮。在这一点上,莫言今年90岁的老父亲管贻范与儿子的观点高度一致。“他是从高粱地里走出去的人,通过自己的辛苦写作成名了。去年不同意修缮,今年拿了奖,同样不会同意。那样太张扬了,做人要低调。”

  莫言儿时

  就喜欢读书很会讲故事

  莫言获得诺奖是一个爆炸性新闻。在高密的大街小巷,宾馆饭店,到处可见祝贺莫言的条幅和电子显示屏。甚至在平安村里的主要道路上,也有多处条幅。村民们知道,小名叫“斗儿”的大作家莫言,拿了一个国际性的大奖。

  在平安村,莫言的老邻居、今年68岁的村民薛伯山说,“我没看过莫言的小说,但得知他获得了这样一个大奖,还是非常高兴。”村民方言启是莫言儿时的玩伴。今年55岁的方言启说,“11日当晚,村里放礼花放了2个多小时。”

  方言启介绍说,小时候,他和莫言都在大栏中心小学读书。校舍早前是地主家的房子。一共有8间,后来改成了学校。学校一共有5个年级,每个年级一个班,每班有30多人。“小时候的莫言很调皮,我们经常一起上树掏鸟窝,下河去抓鱼。”

  方言启告诉记者,那时候物质非常匮乏,精神生活也很单调。孩子们唯一的乐趣就是去村头看场电影,“记得有一次村里放了《列宁在1918》,莫言将它改编成了高密茂腔——《列宁传》,有几句唱词在当地广为传唱:列宁同志很着急,城里粮食有问题。马上去找瓦西里,赶快下乡搞粮食。”

  莫言的表妹王玉今年50岁。她说,“小时候,莫言看书很多,是个孩子王。那个时候,小孩子们在一起玩的时候,就非常喜欢听他讲故事。他会把一个故事讲得很曲折,很吸引人。”

  从莫言旧居步行大概3分钟,就是莫言二哥管谟欣的居处。一共有8间屋子,是1986年建设的。房子建好后,管谟欣就搬到了新居。”我们家兄弟姐妹一共有4人。大哥管谟贤,退休前是高密一中的副校长,还有个大姐,莫言是老四。现在,除了我居住在平安村外,他们都在县城和外地居住。”

  关于弟弟获得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管谟欣说他还是从媒体口中得知消息的。10月11日前的几天,就陆续有日本、瑞典的记者找到了家中。11日晚,有媒体记者就在家里等着。“19点多一点的时候,我就通过一个记者的手机看到了香港网络媒体关于莫言获奖的视频。”

  管谟欣告诉记者,莫言从小就对文学表现出浓厚兴趣,8岁开始看《林海雪原》《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大部头的文学名著。“农户家里书比较少,他就一户户去借,实在没书看就拿二哥的新华字典来背。他写的每篇作文都会被老师当作范文来读。”

  莫言的一位邻居家有很多藏书,但不轻易外借,为了博取这位邻居的好感,他就去帮人家推石磨磨面。“莫言6岁开始上学,小学五年级遭遇文革,此后辍学在家务农十年之久,种高粱、种棉花、割草放羊、做各种农活。”

  莫言曾这样描绘那段岁月:“每天在山里,我与牛羊讲话、与鸟儿对歌、仔细观察植物生长,可以说,以后我小说中大量天、地、植物、动物,如神的描写,都是我童年记忆的沉淀。”

  1976年莫言参军,走出了故乡高密。在部队历任班长、保密员、图书管理员等职。也就是这个时候莫言开始文学写作,并在一些杂志上发表作品。

  管谟欣说,成名后的莫言,每年依然有大量的时间呆在家乡高密。“一是来看望父母亲人,二是还是来接地气。”

  与发小有“20字约定”

  10月11日晚上,莫言获得诺奖的消息传出后,在高密有一位65岁的老人整夜未眠,他和众多莫言的粉丝喝酒庆祝,“兴奋狂欢了一个晚上、 像过年一样”。在高密,莫言有许多好友,这位老人是和莫言“最铁”的一位,他叫王玉喜,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和莫言是“发小”,两人的友谊跨越了40年。在莫言获奖当晚,他第一时间和莫言通电话,在很多记者难以靠近的新闻发布会现场,王玉喜获邀作为嘉宾出席。

  王玉喜说着一口浓重的高密方言,聊起莫言就像提起自己的亲戚一样来劲。王玉喜家住高密市区梓童庙社区,和莫言老家平安村有一段距离,两人相识于上世纪70年代初,当时王玉喜和辍学在农村的莫言一起在高密市一家棉花加工厂工作。王玉喜说,他和莫言年年见面,今年就见了不下10次。王玉喜是莫言的忠实读者,家里和莫言有关的藏书有上千册,全部是莫言赠送,书上都有莫言的签字。对于王玉喜来说,莫言有着双重身份:作家和挚友。王玉喜说,作为一个作家,“他是一个天才的、勤奋的、创新的莫言”;而作为朋友,莫言则“很幽默,平平常常做人,从不张扬,把雄心壮志藏在心里”。 王玉喜向记者透露,每次和莫言见面都会闲聊,“什么都聊,无话不说。”

  王玉喜向记者透露,他和莫言以及已故的企业老板张世家(音)3人是非常好的朋友,曾在6年前立下约定:“朋友不多见,心中常惦念,平时少打搅,难时雪中炭”。这20个字的约定,王玉喜至今仍保存在手机里。

  莫言太火

  高密也买不到他的书了

  莫言在家乡的再次“流行”,让高密人也买不到莫言的书了。记者走访了高密的几家书店,莫言的书都无一例外地缺货,“全部在第二天卖光了。”人民大街一家书店老板说,莫言获奖当晚,市区里面有人放起了鞭炮,“就像过节一样”,第二天一早就有人到书店抢购莫言的书,一天之内,该书店包括库存在内的几十本莫言的书都被抢购一空。

  就在莫言获得诺奖的第二天上午,高密作协召开研讨会。高密作协中,有很多人得到过莫言的指点,他们认为,莫言的获奖将鼓舞他们的创作。

  10月11日晚上,高密当地很多文友聚在一起,他们喝着酒等着莫言获奖的消息,高密作协副主席李大伟就是其中一位。“1986年我阅读到了《红高粱》,为之震撼,当得知这部作品和高密相关时,我就迫切想知道莫言是谁。”1991年,李大伟经人介绍认识了莫言,两人都有从军的经历,1994年,莫言为李大伟的一本书作了序。事实上,莫言经常为高密的好友题词、写东西。今年9月18日,李大伟和莫言在高密见面,李大伟说,莫言每年都要回高密体验生活、创作,但今年回来多了一个理由——回避有关他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炒作,“就在去年10月份和莫言以及其他朋友在一起吃饭时,我还觉得诺贝尔奖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李大伟说,今年回高密后莫言就很忙,莫言擅长左手写字,今年9月份有几个文友托莫言为刊物、企业题字,“莫言都说要等过完国庆节后,没想到,过完节后他更忙了。”

  “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对高密的意义实在是太大了,他扎根高密本乡本土,一直在经营着‘高密东北乡’这个文学乌托邦,这既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地方,又是莫言幻想出来的一个文学地理坐标。”高密作协副主席李大伟告诉记者,实际上早在40年前,高密就不种红高粱了,但由于莫言的作品,高密一直被当成红高粱之乡深入人心。

  莫言文学馆馆长:

  他用笔写作是为保存手稿

  10月13日,星期六,高密一中仍然聚集了不少人,他们不是当地学生,全部是慕名而来的参观者,参观对象是位于高密一中的莫言文学馆。毛维杰是莫言文学馆馆长,同时也是莫言研究会的秘书长。高密莫言研究会于2006年成立,共有30多人;2008年,研究会筹建了高密文学馆,该馆于2009年开馆,在此之前,毛维杰是高密一中的一名语文老师,而今他已经离开了教师岗位,专门负责莫言文学馆的工作。莫言文学馆是学校一幢4层小楼改造而成的,免费对外开放,现在只有一二两层在使用,第一层是学生阅览室。里面有5000多册藏书,全部是莫言捐献的,“莫言每年捐3次书,这些书全部是他看过的图书和刊物、杂志,有的书籍上面还有莫言阅读时做过的标记。”毛维杰说,学校的阅读课就在这里上,“每本书都盖有‘莫言收藏’的印章。”

  文学馆的第二层是专门介绍莫言的展览,分文学成就、成长道路、文学王国、故乡情结、文化交流等6部分介绍莫言。文学馆在介绍莫言文学成就时,这样描述:“很多国际权威人士认为,莫言是中国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并称,“经考证,为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之后”。

  “高密这一方水土养育了莫言,地方文化、历史熏陶了莫言,如果没有高密的风土人情,也就没有莫言作品中的高密东北乡。另一方面,莫言也成就了高密。”毛维杰平时收集整理莫言的作品、相关资料、手稿;莫言的物品、奖品,研究莫言作品、莫言现象,他与莫言长期交往,在他眼中,莫言是个非常朴实的人,是个普普普通通的高密人,“他喜欢在老家赶集,他混在赶集的人群中,看不出他是一个非常耀眼的作家。”除此之外,“莫言脾气非常好,没看过他发火,平时非常平静、淡定,很低调。”毛维杰说,莫言这次回高密,他们还特意给他办了个当地的手机号码,获奖前一天他们还在一起赶集,晚上在一个做企业的朋友家里,简单炒了几个菜。“得奖后,和他通了个电话,问他消息确认了吗,他说确认了,非常平淡,我说外面的记者实在是太多了,他说还是不见了。”

  大量的媒体陆续抵达高密,见不到莫言也不是办法,据高密市宣传部新闻中心王喜进介绍,为此,高密市的一位领导去劝说莫言,他才同意到凤都宾馆接受媒体采访。10月12日,仍有大批记者赶来,当天下午,高密市又为莫言组织了一次新闻发布会。

  莫言在高密市南关天坛路26号还有一个旧居,1988年到1995年间,莫言在这个自建的房子里创作了《酒国》、《丰乳肥臀》等大量作品。后来莫言把这座房子卖给了朋友,现在该房被捐给了市政府。相比于莫言在平安村的老家,这里鲜有外人光顾,如今这里已是高密凤城艺术团和高密妇女健身协会的办公地点。莫言在天坛路26号的这处居所中所使用的一些物品被搬到了莫言文学馆二楼,包括两张桌子、一个台灯、一把椅子和一台老式的电脑。毛维杰介绍,原来莫言曾经尝试过用电脑写作,后来他觉得不方便,没有手写得快,就又恢复了手写。“莫言用笔写作还有一个考虑,就是想让自己的手稿留存下来。”

  “我喜欢这里的一切

  我不会离开这里”

  事实上,莫言这位从高粱地里走上文坛的作家,他的创作视觉极少游离高密。他对于故乡的大地,有着异乎寻常的迷恋。正是立足于高密的黑土地,将真实的人物与事件,纳入了独特的艺术结构当中,他才写出了一系列有着独特历史氛围和地域人格色调的佳作。

  管谟贤说,在《红高粱家族》中,曹梦九曾多次出现,许多情节就取材于此人的真实事迹或流传于民间关于他的传说轶闻;在长篇小说《生死疲劳》中,莫言写了一个至死都不加入农业社的单干户蓝脸。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家乡原河崖人民公社,确有两户不肯加入公社的单干户,一户在陈家屋子村,一户在窝铺村;小说《红高粱》写爷爷和父亲去伏击日本鬼子的事也是有故事原型的。这就是发生在1938年3月15日的孙家口伏击战;莫言作品中写到的真事不止一件,有些已经经过艺术加工(如孙家口伏击战),有的则简直如现实事件的翻版。

  对于高密这块土地对于自己文学创作上面带来的滋养,莫言曾这样说,“我早期的作品,人物、语言、事件都是取自于乡土。所以我对乡土的依赖性更强。当然我想乡土也不是永远写不尽的,作家要不断地对乡土的变化了如指掌,要深入到乡土气息,对这个乡土发生的变化非常清楚,才能持续地写。

  10月12日的媒体见面会上,莫言再次对媒体称,“我不会离开中国,甚至不想离开高密。我喜欢这里的一切,我也离不开这里。”

  对于莫言和故乡之间的关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曾说,高密的大智和诚朴、艰辛与欢乐滋养并成就了莫言,而莫言的创造让高密不再是一个平凡的地理名词——从此她与人心憧憬的神奇想象力有关,她有能力吸引世界的注目。

  莫言与高密

  “‘我奶奶’姓戴

  我们的奶奶也姓戴”

  莫言小说的很多原型就在身边

  莫言的大哥管谟贤,是华东师范大学63级毕业生,退休前为高密一中副校长。

  10月13日,在高密城区的家中,管谟贤向记者提起一件事:上世纪70年代中期时,平安村有一位邻居是被遣返回乡的右派大学生,他告诉莫言说作家们的生活是非常富裕的,说作家每天三顿都吃饺子。“这对一年只能吃一顿饺子的农村人来讲,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多年后,莫言回忆起这件事曾感慨颇深:“当年想当作家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一天三顿都能吃到饺子。”

  管谟贤说,自己对于莫言走上文学道路,确实有一定的影响。“我上学时,留在家中的书,莫言和他二哥抢着读,莫言非常好学,凡是带字的都找着看。甚至连我的作文本也读了个遍。他到部队后开始尝试写作,把习作都寄给我看,我就给他修改,从字词,到结构。他写过好多小说,都没发表,还写过一部话剧叫《离婚》。”

  退休后的管谟贤,现在是莫言研究会会员。他说,研究莫言的小说,就要研究齐文化,他对蒲松龄情有独钟,莫言小说里面的神奇鬼怪,充满了浪漫主义,这都来自齐文化的熏陶。高密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丰厚的古城,那里许多诡异的鬼神传说、神秘的民间风俗,日后都成为莫言作品的素材。

  “准确地说,爷爷是莫言的第一个老师。莫言作品中绝大多数故事都是从爷爷那里听来的。”管谟贤说,爷爷管嵩峰,,生于1895年,1978年病故,享年84岁。他既没有莫言小说《秋水》、《红高粱》里爷爷那般传奇式的英豪和壮举,更没有那般痛快淋漓的风流事,他是一个忠厚老实、勤俭持家、聪明灵巧的农民,与小说《大风》中的爷爷相近。爷爷一生务农,又会木匠手艺,种田是一把好手。木匠活做得漂亮,所以日子过得不错。

  “《红高粱》里的奶奶姓戴,我们的奶奶也姓戴,但我们的奶奶远没有九儿那么泼辣。她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农村妇女。奶奶的手极巧,我不止一次听我大爷爷、外祖父夸她做的饭好吃,针线活做得漂亮。村里人家结婚,窗花、馒头花常找她剪;丧事也找她去帮着办。奶奶还会接生,解放后虽说新式接生已经推行,但找她接生的仍很多。可以说,我们村六十岁左右的人有一半是她老人家接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管谟贤说。

  莫言的父亲管贻范,今年90岁,旧社会上过4年私塾,家乡一解放就担任各种伙计,记账、扫盲,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到生产队,到国营农场工作区,再到生产队,一直担任会计。他对后辈教育非常严厉。有一次,莫言下地干活,饿极了,偷了一个萝卜,被罚跪在领袖像前,做父亲的知道了,回家差一点把莫言打死。后来莫言根据这个经历写出了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

  与平安村相邻的沙口子村的管贻兰是莫言的本家小姑,也是小说《蛙》中的主人公接生婆“姑姑”的原型。早已退休在家的管贻兰今年已有75岁,她1956年开始在大栏乡医院做医生直至1996年退休,在医务岗位上工作了整整40年。因为从小便经由姑姑接触到生产生育,并且在与家人聊天时经常听到有关接生的故事,莫言由此产生了要写这样一个题材的念头。

  《蛙》中的“姑姑”是一名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医生,她亲手接生过1万个婴儿,也“杀”死2800个,直至“文革”结束后,她才从疯狂中恢复过来。作为文中“姑姑”的原型,莫言的姑姑坦言,自己的从业经历和小说描写的基本一致,只是晚年没有像小说里的“姑姑”一样处于精神混乱的状态。

  小说对于文中“姑姑”有很强的批判意味,莫言的小姑表示,“小说的内容有真实的,有虚构的,但总不会超出现实,写作就必须要有创作,情节总要基于形势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对于那些批判、虚构的部分,这些都无所谓,只要是他有价值的就没问题。同时,我也为莫言的成功感到自豪与欣慰。

(现代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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