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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地出现农民工返乡潮 返乡者改变故乡旧世界

2012年10月09日10:23瞭望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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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他们已不再是一个“农民”,有的懂技术,有的懂管理,有的卖点子,有的想创业……而家乡也悄悄发生了变化,他们的舞台在哪里?梦想又能否在此发芽?

局地出现农民工返乡潮 返乡者改变故乡旧世界

廉政瞭望第19期封面

民工返乡潮

在外打拼多年,如今要回乡。城市,还是村庄?曾经外出打工的那个岔路口,又一次横在返乡农民工的面前。

难以想象,站在你面前的一个个披着风霜的农民工,背后都有着讲不完的故事,沿着大街小巷,数着天边寒星。尽管,曾经的村庄,无法种植他们的心愿,但如今乡愁在呼唤他们,自己的家乡等着他们重建,再次成为他们的责任地。

他们已不再是一个“农民”,有的懂技术,有的懂管理,有的卖点子,有的想创业……而家乡也悄悄发生了变化,他们的舞台在哪里?梦想又能否在此发芽?

“项羽说,‘富贵不归家,如衣绣夜行’。我当年曾讨厌家乡生活的穷困,我是有野心的,当初出去打工那天我就想过,总有一天要当个大老板回来,是家乡把我培养成了个小老板,该是我反哺的时候了。”

——熊顺祥

一个棒棒的返乡创业记

文_本刊记者 舒炜

虽说早已过了白露,重庆璧山的温度却超过了39度,宛如三伏,此时正是熊顺祥生意的淡季。贪凉的他起了个大早,去了趟重庆城里头看行情,路过海椒市场时,他看到了几个过去在朝天门一起干活的的棒棒朋友,依旧坐在地上,树个找活干的小牌子,抽烟、谈笑、打牌。而这一次,他没有上前去打招呼。

“我也曾是山城棒棒军”

“不当化学老师了,我要去重庆朝天门当棒棒。”

20多年前,当璧山大兴镇的民办老师熊顺祥做出这个艰难决定时,几乎遭到了全家人的一致反对。在他们眼中,瘦小的熊顺祥是怎么都吃不消码头边上那些苦力活的,在乡下当个老师虽然工资很少,但还是份体面的工作。

“我最早的工作是在重庆江边上‘洗沙’,就是周克华干过的那个活,从早上五六点干到晚上七八点,一天才1块多钱,你根本不能想象那是什么生活。后来当老师以为好点了,但当时教书匠不值钱啊,一个月的工资20块3,照样养不活一大家人。”熊顺祥回忆起当年的生活有点踌躇,任由烟蒂慢慢加长,“当时听人说去朝天门当棒棒每个月‘要赚很多钱’,家里又刚好缺钱盖房子,没有房子,都不好‘耍朋友’,于是我就出去了。”

这一出去,谁想竟是20多年。

最开始,熊顺祥在朝天门帮人搬货,每当有运载着海椒、花椒的大船到岸,棒棒们都会蜂拥到码头边争着“下货”,而他总是奋力冲刺在第一个。但他在搬起第一箱花椒,闻到第一缕麻香味的时候,绝没想过今后为了这些调味料,要耗尽自己一辈子的精力。

“我迷恋花椒的味道,那是一种刺激的味道。每次搬货,我都会大口嗅着那缕缕麻香,奇怪的是,它似乎会让我浑身上下劳累的每个毛孔都得到释放。”熊顺祥对花椒的深入认识,是不久后在重庆菜园坝火车站旁帮着别人卖花椒。“那里的货源供应着整个重庆的麻辣烫,天长日久,我也摸索出一些门道。”

璧山县长期以来是一个农业大县,过去在每年春节后,县里绝大多数青壮年劳力都外出打工,“工字不出头”就是这里广为流传的一句俗语,意思是打工不能打一辈子,下苦力注定这只是吃青春饭的职业。

就是这样的生活,熊顺祥也坚持到自己成为了老板信任的人,带着他到处去进货,“当挣的钱也是少得可怜,老板是不管我们的生存的,我顶不住压力,就自己出来干了”。

十字路口,“一夜白头”

熊顺祥1963年出生,身材瘦小,岁月已经在他那张饱经沧桑的脸上刻下了明显的痕迹,但一双眼睛却闪烁着刚毅自信,一言一行中流露出,这是个精细人。

“我在打工的时候就喜欢观察老板,我发现他们特别能吃苦,胆子很大敢冒风险,而且商业意识很强。对照自己,我觉得这三点都具备,为什么我不能成功?我省吃俭用每月能存一千多块钱,两年下来,就有了两万元的存款。”

熊顺祥有点得意,显然,他是一个很会过日子的人,但能省钱不等于能创业,他在憧憬中开始了在外的漂泊生涯。

他先是南下广西、广东,再一路北上到河南、山东、辽宁,基本上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做过很多种小生意,有时没钱了,运作不顺了,也偶尔打打零工。他不止一次遇到工商、税务甚至消防等部门“方方面面”的“刁难”,效益无法保证。“差不多是个部门就得‘打点’,否则就会以审核、调查的名义让我们停业整顿。”熊顺祥说,根源还是自己是个农民,没有多少社会上的硬关系。

他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坐长途火车的经历:“一般只能买到无座票,一上车就拿出一张报纸,往座位下面一铺,全身尽量缩小,以便可以躺进去,然后就是几十个小时浑浑噩噩。”

此时,他的父母已老,小孩也需要照顾,熊顺祥面临选择,漂泊还是定点。他带着走南闯北积攒下的10多万元,把落脚点放在了家乡,开始从云南等地运花椒回重庆卖。”

熊顺祥第一年拉了两车花椒回去,两万多斤花椒全部由他自己绑上大绳,扛到货车上,睡在花椒堆里两天多颠簸回到璧山,那两天至今被他认为是一种深刻的记忆。结果,运回来一分钱没赚到,还把本钱赔进去了不少。

“当时空有一腔热血,把创业想得太简单。”他说,求爷爷告奶奶似的把前期工作都做完后,终于意识到在商场上人脉关系的重要。“当时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我没有业绩和独自当供货老板的经验,别的商家都不相信、不愿意与我合作。”

一年不行,第二年借钱再来,并且是直接办厂,“说是‘厂’,当时其实还只是个作坊,我看到喜欢吃火锅的人有那么多,觉得做火锅底料生意肯定有赚头。”熊顺祥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说服亲戚,连着自己的,又筹集了一批钱。钱到手后,说干就干,写申请办手续租房子招员工。

依然完败!同时,因为定位不准和市场已有企业排挤问题,导致熊顺祥的生意冷清,只有零星的火锅店打电话要货。

送!一件也亲自送!熊顺祥咬牙拍板,虽然他明白这样只会亏本,但他和他的产品的口碑却在与日俱增,熊顺祥的小厂也在摇晃中慢慢起步。

但人算终究不如天算,一切都看似顺利的时候,熊顺祥下血本在璧山承包的花椒地却完全没长起来,厂子的局面岌岌可危。

厂里的黄大妈至今还记得那一天的情景,几十个跟随熊顺祥一起创业的农民工被召集到厂外的一块坝子上“开会”。坐在一群眼巴巴望着他的人中间,熊顺祥显得心事重重。

“花椒没长起来,厂子要倒了!是重新外出打工,还是再博一次,大家想不想在我这个厂再就业?”一向直言快语的熊老板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吞吞吐吐。

闹哄哄的会场因为这个糟糕的消息而安静下来。人们开始沉默,大口大口地喝茶,或者埋着头抽闷烟,没有一个人表态。而里面抽烟抽得最凶的就是熊顺祥,“我那几天晚上都没睡着觉,坐在门槛上,基本上每晚上3包烟,一夜白头。”熊顺祥直言那是他人生中最艰难的一次抉择。

熊顺祥铤而走险。他开始发动工人,贷款给自己,但当时不止一个人提醒他,“弄不好,你这要成为非法集资。”熊顺祥义无反顾,他很想将自己一手带出来的这批人保住,这批人几乎全是他的亲戚、朋友或者左邻右舍,但这已是向亲友们第N次“伸手”。

对熊顺祥而言,“‘所幸’沿海经济不景气,大家才不愿出远门,加上都是乡亲,最后硬是拼拼凑凑,借到了50多万元,企业重新洗牌,从头再来。”

“东西要真,人要耿直”

大兴镇的乡亲们都爱说,上天注定要考验熊顺祥。一些沿海地区的投机商来到重庆,采用大投入、大资金的模式,也做起了火锅底料生意,并狠狠地赚了一笔。随后,重庆火锅陷入了石蜡造假的信誉危机,虽然最终调查,始作俑者正是“石蜡火锅造假第一人”陈永祥等这批沿海地区来的投资客,但火锅底料的信用危机仍然让熊顺祥这些重庆本地的老板日子不大好过。

“别人吃一把盐巴都没事,但我们多放几颗都咸。”熊顺祥对记者感叹,“他们很多人都是拍拍屁股走人,但吃亏的是我们啊,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信誉又没了,不是说我个人的,是全行业的。”

屋漏偏逢连夜雨,熊顺祥的厂里又接连发生了两个工人偷取火锅底料秘方,投靠了一个“厉害”的竞争对手,让他失去了产品的“杀手锏”。

熊顺祥慨叹,一般来说在农村办企业,没有带头人,很难做成规模,如果是一个人单干,产品的销路就“很成问题”。而一旦成功,跟风的人又特别多,最终结果是“增产不增收”。现在本地的火锅底料厂都非常多,但很多都是开开停停,生命力并不长。那个得到他“秘方”的老板的确小赚了一笔,但听说他儿子今年春节在赌场两个晚上输出去了一个“天文数字”,那个厂在今年也关门大吉了。

“不得不说,农民工出身的我还很缺管理经验,但我的‘秘方’岂是可以随便偷去的,我正准备改良呢。”熊顺祥在慨叹中仍透露出一丝自信。

他又笑了笑,在几个花椒样品袋子里个抓出一小撮,摊开在记者面前:“上中等花椒多为紫红或暗红,每颗花椒旁附有一至二粒花椒,是生意场上的行花‘梅花瓣花椒’,中等花椒,下等花椒色泽多泛黄,掺假花椒则是被人为染色,我们叫‘颜椒’,香味差。”

他眯起眼睛,慢慢地用手工分离出了几份:“不论是山东花椒、汉源花椒、茂汶花椒还是云南花椒。我看一看,摸一摸,闻一闻,大致都能分辨出来,辨认材料这是干好我们这行的基本功,更别说配料熬制了。这些怎么偷?没个三五年是练不成的。”

熊顺祥认为,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多学点东西,找准一个方向,不能因为短期的利益放弃,做久了自然会好起来。他的厂也立下了一条招工规矩:在外地打过工的农民工优先。熊顺祥觉得有过在外面经历的农民工,认知和履历都要丰富些。

而现在他的厂里也有大学生了,是“乡镇上安排过来的,但他们有点浮躁,一来就想干管理。在我的厂谁都必须从最基础的做起,要懂业务流程,这是我打工这么多年的最大体会,不然出去进货和销售时难免被人骗,我就是被骗着慢慢学‘乖’的。但必须抱定一点不变,东西要真实,人要耿直。”

到如今,熊顺祥的货物一天可以发出去上千件了,一年的税收也过了10万元,解决返乡农民工就业五六十人,一个农民工创出来的企业在慢慢壮大。“今后,我要拔些钱出来做公益事业,有几所小学门口那些路都该修了。”熊顺祥说。

“璧山有个做火锅底料的老板多耿直!东西也嘿巴适!”——于是故乡相处流传。

宁在城市角落漂不回家在大厂干。

——陈林祥在大城市的“去留问题”上,永远是这么语气坚决。而在温州这家鞋厂的270余名工人中,阳新籍的新生代农民工就有约100名,他们大多也不愿回家乡的鞋厂干。

一个少年的“归去来”

文_艾力克

过年后的离别

2011年农历正月初四,年意正浓,爆竹声四起。午后时分,在荆楚之地东南丘陵的一个农家小院里,母亲胡月星跟三儿子陈林祥拉起了家常。过去的一整年,20岁的陈林祥在温州一家小鞋厂打工。一年不见,儿子在外过得怎么样,做母亲的少不了要过问。

两人话至末了,胡月星看着儿子:“要不今年别去温州了,就在宝加鞋厂干吧?”

“不去。”陈林祥语气决绝。

两天后,陈林祥踏上了前往温州的火车。随后的10多天,陈林祥所在的湖北阳新县兴国镇官桥村的大部分青年男女,也都纷纷踏上了前往温州、东莞等沿海一带城市的列车。他们直奔官桥村南面的阳新火车站,位于官桥村北面的宝加鞋厂被他们远远抛在了身后。

在整个沿海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阳新这个国家级贫困县得以受益,引进了全球著名的鞋企代工商———台湾宝成集团。这个原本看上去“双赢”的事,不承想却遭遇了现实的尴尬:在以出产鞋匠著称的阳新县,宝成集团开办的宝加鞋厂却一直达不到计划招工规模。

家门口的工厂,仿佛对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多少吸引力。城市,寄托着他们的梦想。

胡月星至今清楚地记得,儿子陈林祥走的时候是下午3点钟,家门口刚刚有人放了鞭炮,东西邻居们都从各个地方赶回家里,热闹得很。看着儿子独自渐渐远去的背影,胡月星的心隐隐有些难受。

童年在城市间流浪

返回家门的胡月星开始回忆起十年前自己的打工经历。她回想起那一年,已是她在温州打工的第2个年头。当初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被迫远走温州的胡月星,常常挂念家里的4个孩子,最小的女儿只有3岁,丈夫不知多少次让胡月星回家。可胡月星却态度坚决:“家里实在过不下去,孩子上学都没钱。” 那个时候陈林祥还只有10岁,胡月星把他带在身边,让他就读当地的小学。

胡月星在温州打拼8年后,陈家的经济条件有了较大改善,此时陈林祥已经长大成人,该面对社会了。“学习没什么希望,不如早点收拾。”因为母亲胡月星的缘故,接纳陈林祥的第一个“社会”也是温州。而陈林祥到温州后进的第一家厂,也正是胡月星呆过的工厂。

这一年,2009年,已是国家取消农民进城就业限制,实现自由流动的第8年。这8年里,陈林祥所在的村子里,外出打工已经常态化。没事可干,带着小孩,就出去打工,两不耽误,成为村民的惯常思维。

陈林祥有一个身份标签:新生代农民工。他们都是1980年后出生、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他们有着比老一代更加强烈的进城欲望,原因却并不一定是为了改善家庭生活。

在陈林祥的回忆中,他的童年是城市,自己虽然与别人不同,但他的确不属于那个遥远的农村的家。他和母亲往来于其间,一年的生活都跟火车有关。每次登上火车的那一刻,他觉得一切都那么熟悉那么正常,没有疑问,“反正大家都是这样子”。

这次过年回家,陈林祥对官桥村的家又一次感到乏味。性格内向的陈林祥,不抽烟不喝酒,很规矩的一个人,唯一的爱好就是上网。在温州,陈林祥一出厂门就是网吧。可是,在官桥村,一个网吧都没有。如果想上网,还得乘车去县城。这种城乡之间的差异,是陈林祥到了温州之后才感受到的。

一车间的“老太婆”

胡月星目前在家门口的一家鞋厂———阳新宝加鞋厂工作。在胡月星的设想中,如果儿子陈林祥回到老家,这家鞋厂将是他的落脚之地。

在阳新县,宝加鞋厂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它由全球最大的运动鞋和休闲鞋代工商———台湾宝成集团投资兴建,为国际知名品牌代工生产鞋子。

台湾宝成集团早在2008年7月,就与阳新县正式签约。 这份约最初被官方和民间一致看好,宝成集团是全球最知名的鞋企代工商。而阳新县则向来以出产“鞋匠”著称。 流传有“凡有鞋厂的地方,必有阳新人”的说法。看上去前景不错。

不过,现实却很尴尬。2009年底,宝加鞋厂提出招工计划,要在2010年3月1日之前招收第一批工人10300人。然而,实际只招到2500余人。一直到2011年2月份,阳新宝加鞋厂的员工人数也只有7560人,仍未达到第一批招工计划人数。国际大鞋企在鞋匠大县遭遇鞋匠荒,令人大跌眼镜。

事实上,在宝加鞋厂招工上,阳新县政府不遗余力。

为了调动招工人员的积极性,县里还明文提出,完成任务有奖。然而,阳新县向黄石市政府递交的报告显示,招工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外出务工人员难以回归就业。他们中大致有两大类人,其中一类是未婚、没有家庭负担的年轻人,剩下的,就是婚后的中年人。

目前,宝加鞋厂的员工主要以中年工人为主,年轻人很少。今年4月份进入宝加鞋厂工作的阳新县兴国镇人侯银玲说,其所在的裁缎车间准备组共100人,30岁以下的只有15个人左右,其余都是中年人,

“如果不是家里有两个小孩,我现在也不会留在阳新。”胡月星所在的针车车间,一条生产线上50个人,没结婚的女孩子不超过10个,“我们车间都是一帮‘老太婆’,30岁以下的基本上也都是要照顾家里老小、已经结婚的女人。”

温州,会是他未来的家吗?

这次春节过年回家,陈林祥遇到了好几个几年未见的老朋友。老友相见,大伙决定去KTV唱歌。然而他们所在的官桥村,根本没有KTV。要去唱歌,需要到30多公里外的阳新县城去。路途遥远,一帮人租了一辆面包车,耗费30分钟才过去。

“在老家实在是不方便。”陈林祥举了上面这个例子,“我觉得自己更接近城市,而不是农村。而且老家的工资太低了。那些鞋厂,工资一般在1500元左右,而在温州,则普遍能拿到两三千,”他略带稚气的眼睛看着远方,“家里的连个伴都没有,在外面肯定好玩一些”。

说到未来,陈林祥的眼神忽然变得迷茫起来,尽管他们更向往城市,城市却非他们的落脚之地。“温州的房价两三万元一平米,怎么可能买得起?”

他自己所谓“不成熟”的规划是,在温州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行业,并且赚到一定的钱,再回老家,“也不太会回村子里,应该是到县城做点小生意吧。”未来到底会是什么样子,他说不清楚。温州,会是他未来的家吗?

不听母亲劝的陈林祥还是离开了阳新,“他走时都没回头看一看”,母亲神色怅然。儿子很反感农民工这个称号,也不愿意别人把他视作农民工。这个21岁的小伙子,面容俊秀、一身工作服干净整洁,脚穿一双褐色的休闲皮鞋,手里拿着一部苹果手机,谈吐得体有礼。

这个少年对自己的形象很注意,衣服基本上都有品牌,陈林祥淡然地说,“最基本的都是美特斯·邦威、森马这样的。”

他,一个20出头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一个摸爬滚打小有成就的行政主管;他们共同放弃了在外漂泊,选择回到故土。然而,对这些熟悉了新生活新观念的人,传统的故乡迎接他们的又会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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