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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苏丹维和部队见闻:真的可能有人对你开枪

2012年10月08日15:33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黎云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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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战乱带来的威胁时刻存在,即便是40度的高温,执行任务的维和人员还是要按规定穿戴整齐,头上戴着厚厚的头盔,心里时刻提醒自己,这不是演习,这里是达尔富尔,这里真的可能有人对你开枪。

驻苏丹维和部队见闻:真的可能有人对你开枪

瞭望东方周刊第380期封面

行走达尔富尔

刚下飞机,来接我们的车队很“豪华”--- 两辆轮式装甲车,还有两辆架着高射机枪的皮卡和一辆防弹车。护送的警卫穿着蓝色防弹衣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黎云 | 苏丹达尔富尔报道

还是先从1860年说起吧。

那一年,一个叫戈登的英国人,指挥英法联军,一把火烧掉了圆明园,也给中国近代史烙下一块疮疤。是谁烧掉了圆明园,在中学历史考试中,经常会成为一道试题。

后来,这个被载入中国历史书的戈登,又带领侵略军打到了非洲的苏丹。只不过这一次他没那么幸运,在苏丹的反抗运动中,戈登被苏丹民众用长矛戳死在总督府的走廊里。

来到苏丹的中国人,大都会被带到戈登被戳死的地方参观。苏丹朋友也会开玩笑说,看,你们欠我们一个人情。

讲完这个故事,你会不会觉得,苏丹其实离我们不算太远?

事实上,在苏丹达尔富尔地区,还部署着中国的一支多功能工兵连。作为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一员,他们在这里担负着营地建设、给水、道路修建与维护等多项任务。中国的多家公司也在这里开采石油,或者援助苏丹经济建设。

目前,中国向联合国在非洲的5个任务区派出了维和部队,分别为工兵、运输和医疗分队,没有承担作战任务。

2012年7月,《望东方周刊》记者有幸亲历了中国维和部队轮换交接,也有机会近距离感受苏丹,走进达尔富尔。

这里真的可能有人对你开枪

刚下飞机,来接我们的车队很“豪华”---两辆轮式装甲车,还有两辆架着高射机枪的皮卡和一辆防弹车。护送的警卫穿着蓝色防弹衣。

经过17个小时的飞行,联合国包机降落在苏丹北达尔富尔州首府尼亚拉---这也是苏丹第二大城市。如此接机场面让大家有些诧异。中国多功能工兵连连长王雷告诉大家,在从机场通往营地的15公里路上,3年来已经有30多名联合国维和人员丧生,平均每月一人。

达尔富尔,面积约25万平方公里,人口500多万,位于原苏丹的西南部。原苏丹被分为苏丹和南苏丹后,达尔富尔地区也被切割分属于两个国家。这里生活着80多个部落,分别信仰伊斯兰教、基督教以及非洲的原始宗教。由于宗教和地缘原因,达尔富尔100人以上的武装派别就有30多个,这还不包括拿着枪到处游荡的散兵游勇,因此冲突不断升级。

在中国的装甲车和孟加拉的武装皮卡护送下,一行人向营地进发。沿途能看到政府军的哨所和兵营。这种哨所其实很简单,一座茅草盖成的房子,一挺机枪,一具火箭筒,加上用轮胎堆成的路障,就构成了检查站和火力点。

联合国的装甲车停在道路两旁的树下。苏丹是典型的热带荒漠气候,旱季气温一般都维持在40摄氏度以上,中午时分,本来就不多的绿色植物被晒得奄奄一息。联合国的装甲车停在少得可怜的树阴里,护卫着来往的车队。

与黎巴嫩、利比里亚等局势已趋于平稳的维和任务区比,苏丹的气氛显得有些肃杀。用百度搜索达尔富尔,得到的几乎全是战乱与死亡的消息。就在中国维和部队轮换前的一天,一架政府军直升机又被打了下来。而在8月,达尔富尔新一轮的武装冲突再次爆发,2.5万名难民不得不转移。

联合国营地就在机场通往市区的道路中段。沿途还能看到联合国难民署的帐篷仓库区。一大片白色帐篷,已经披上了厚厚的黄土,离他们不到3公里处,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座难民营。在这里,很多来自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在为了维持难民生存的最低需求穿梭忙碌着,但即便如此,难民营的情况仍不乐观,儿童营养不良是普遍现象,饥饿引起的死亡也不罕见。

由于集中驻扎着来自多个国家的数千名维和军人,联合国营地被取名为“超级营地”。根据国家不同,大家喜欢用“中国营地”、“孟加拉营地”、“尼日利亚营地”来区分各个部队。营地位于两座山头之间,山头之上,设置了政府军的哨所和机枪,据说是为维和部队提供护卫。

为了确保安全,“超级营地”用沙土和钢筋筑起了厚厚的围墙,顶部挂满铁丝网,架设了 望楼。每个国家的营地再如此这般地加固一遍,并设有机枪射孔,形成第二道防线。

猛一看,颇有《喜羊羊与灰太狼》里羊村的感觉。

联合国的军营完全按照野战条件建设,简单却足以满足军队长期驻扎的基本条件。营房全部为简易材质的板房,安装了空调,独立的集装箱卫生间里有抽水马桶和淋浴,非常卫生。

由于战乱,联合国维和部队的物资供应仍然很紧张。后勤计划要提前三个月下订单,补给要从北非的后勤基地或欧洲空运,因此在当地很难吃到新鲜蔬菜。当然,当地人也没有吃蔬菜的习惯,这可苦了喜欢荤素搭配的中国人。

中国维和部队带来一些菜种,在营地里开挖出一片菜地,种出了丝瓜、黄瓜。为了避免强烈的紫外线,菜地还用黑色的丝网笼罩。跟国内的黄瓜相比,在非洲种出来的黄瓜又瘦又细,而且产量很低,只能供逢年过节关键的时候解个馋。更多的时候,只能与土豆、洋葱和胡萝卜为伴,绿色的叶菜几乎看不到。苏丹90%以上的人口信仰伊斯兰教,全国都不允许出售酒,更买不到猪肉。

在“超级营地”一间不到30平米的小型超市里,出售的茄子、卷心菜已经有些腐烂。

中国多功能工兵连有355人,以济南军区为主组建。由于苏丹干旱少雨,中国工兵中专门有一支打井分队,负责联合国人员的给水保障。这也是中国派出的唯一一支打井部队,任务就是找水,可见水在当地的重要。

战乱给维和人员带来的威胁时刻存在。联合国的情况通报中,经常会出现联合国人员遭袭或被劫持的消息。这使得包括中国人在内的维和人员轻易不能外出。所有的外出必须由警卫人员全副武装护送。蓝色的防弹背心裹在身上,只需5分钟就把迷彩服湿透。

即便是40摄氏度的高温,执行任务的维和人员还是要按规定穿戴整齐,头上戴着厚厚的头盔,心里时刻提醒自己,这不是演习,这里是达尔富尔,这里真的可能有人对你开枪。

贫困的现实沉重而坚硬

经常有人会问,战争的本质是追逐利益。那么,这里如此贫穷,他们还打什么?

而在苏丹,特别是达尔富尔地区,信仰的冲突,会被更直接地理解成为战乱的原因。有时候部落之间的血拼,不是因为石油和面包,而是为了各自心中的教义。

在苏丹分裂之前,北部大多数地区信仰伊斯兰教,人种除了黑人,也有比例不小的棕色人种。而在南部,即达尔富尔地区,基督教和一些原始的当地宗教盛行,99%的居民为当地土著黑人。

两种不同信仰的人群在达尔富尔地区犬牙交错,形成错综复杂的态势。连新华社派驻苏丹的记者,也归属于中东总分社,而不是隶属于非洲总分社。因为至少从意识形态上来说,苏丹的大部分地区都更像中东而不是非洲。

原本在苏丹境内的达尔富尔和瓦乌地区,共有来自中国的两支维和部队。2011年7月,南苏丹正式独立后,瓦乌地区被划入南苏丹,两支中国部队也分别驻扎两国属地。行政区分的隔离,似乎让宗教带来的战争暂时告一段落。但是,无论南北,无论宗教,贫困的现实同样沉重而坚硬。而在两国边境上的一些争议地区,战争和冲突始终未停歇。

在达尔富尔,甚至部落与部落之间,对某一派的宗教教义都存在着不同的理解,矛盾由此而生。即便在南苏丹独立以后,也并不能完全消弭信仰的交锋。

北达尔富尔州的首府尼亚拉,是苏丹第二大城市。这里的民众信仰伊斯兰教,讲阿拉伯语。男人们穿着白色长袍,女人们则戴着头巾。7月下旬,正值伊斯兰教斋月,达尔富尔的人们在白天是不吃饭不喝水的,一到祷告时间,他们会用舍不得喝的水洗干净手和脚,然后在街道边的地毯上向真主祈祷。

酒精类饮料被绝对禁止销售,如果外国人在酒店里喝酒被举报,将受到严厉处罚,罚款5000苏丹磅(苏丹磅对人民币的汇率大体上是1:1)。据说在黑市上有走私过来的红酒和白酒,主要是以很高的价格卖给在苏丹工作且不信仰伊斯兰教的外国人。

同样由于宗教的原因,拍照受到严格的限制。如果事先未经允许,拍照会招来麻烦,即便是在相对开放的首都喀土穆也是如此。对着女性拍照更是一种禁忌,想随意跟当地女性合影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达尔富尔,上学对于很多孩子来说显得有些奢侈。在达尔富尔的一所学校里,中国维和工兵部队利用休息时间,帮孩子们建起了几间板房学校,还平整出一块操场。每年部队轮换,都会带来一些学习用品和足球、篮球,这些都是孩子们特别喜欢的礼物。而在这所分为男校和女校教学的学校里,来念书的都被视为当地的有钱人。

距离这所学校不到3公里的地方,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难民居住区。南北交战毁灭了他们的家园,大约有8万甚至更多的人已经在这里的帐篷和窝棚中居住了好几年。难民营的孩子们,在生与死的边缘挣扎,奶粉和维生素缺乏,水稀缺,联合国提供的大米、面粉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需求。至于糖果,很多孩子都没见过。

在中国维和给水部队打井的工地上,经常有孩子们眼巴巴地守望着。打出水后,还没有沉淀泥沙,孩子们就趴在水坑旁贪婪地喝着混着泥浆的水。此情此景,让中国军人们心痛。

如果有机会接近苏丹民众,他们的友好会给中国人留下美好的印象。很多人都会冲着路过的中国人点头,释放善意,如果有乞丐上前向中国人乞讨,马上会有人上前来制止。这里的基础设施虽然落后,但居民的茅草屋里都非常整洁,穿着也干净。

街道上会看见大量淘汰的二手韩国汽车,形似奥拓 却挂着韩国现代的标志。达尔富尔地区虽然产油,但加油站里的成品油却很稀缺,加油站外往往排着几百米的长队,加一次油需要等待两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幸运的是,这里的油非常便宜,每升不到2元人民币,据说即便如此低的定价仍然有利润。

当地小伙子会用东北话说“钢钢的”

到了苏丹,一定要去看一看“大象的鼻子”。

在首都喀土穆郊区,青尼罗河和白尼罗河在这里交汇,成为尼罗河的起点,向北流入地中海,并孕育了灿烂的尼罗河文明。青尼罗河和白尼罗河的交汇处,被称为“大象的鼻子”。

对于拥有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的中国人来说,看到同样古老的尼罗河,会有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

随着中国和非洲的交往越来越密切,在首都喀土穆和达尔富尔地区,都能看到熟悉的中国元素。街头除了大量韩国车,偶尔也能看到一两辆中国生产的奇瑞 或东风小康,在首都甚至还能看到王宝强为东风做的广告,露着雪白的牙齿憨笑。

在小商品领域,中国商品遥遥领先。地摊上摆满来自浙江的各种插座、电线和小五金件。刮胡刀、电饭锅、电熨斗则主要来自深圳和东莞。T恤衫、书包、太阳镜、行李箱,球鞋??甚至还有山寨手机,上面印着中文的“双卡双待”、“超长待机”等字样。

由于当地局势紧张,在达尔富尔地区没有散居的中国人。不过在首都喀土穆中国人就不罕见了。红色灯笼成为显眼的标志,只要有中国人居住的地方,一般都挂有大大小小的灯笼。江苏人在喀土穆开了一家叫“东土”的酒店,条件虽然一般,但因为能做出比较地道的中国菜而颇受欢迎。在这里基本上看不到中文的电视和报纸,能吃上家乡风味,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享受了。

随着中国维和部队的到来,中国元素和军事文化结合在一起。虽然都是在联合国框架内行动,但维和行动必然也会处处渗透出本国文化的色彩。

在中国军队有句老话,叫“伙食好顶得上半个指导员”,意思是只要吃好了战士们就会更安心工作。虽然联合国补给的食品种类比较少,而且为了尊重驻在国的宗教习惯不提供猪肉,但中国维和部队总是想办法改善伙食,做出家乡的味道。

在轮换部队的行李箱里,大家都喜欢带上干辣椒、花椒和各种各样的调味品,炊事班自己可以磨豆腐、种豆芽,没有猪肉,就用牛肉代替做回锅肉。济南军区的部队有不少河南兵,还能做出家乡的胡辣汤。

种菜可能是中国维和部队的特色。在国内,种菜是部队的一种传统,在达尔富尔,种菜更是一种现实需要。菜地被分到了每一个排和独立单位,受到精心照顾。看着青青的菜苗发芽长大,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中国菜也受到了其他国家维和部队的广泛欢迎。在国庆日、建军节等重大节日,中国维和部队会向附近的其他国家部队发出邀请,中国菜总是能受到外国军官的热捧,能到中国军营吃一顿饭,会被津津乐道很长时间。

中国的维和部队,一般是8个月一轮换,生活相当枯燥。为了让维和生活更丰富,每批部队都会带来一些有中国特色的乐器。在选拔维和队员的时候,一些有文艺特长的战士会更容易被选中。工作闲暇拉拉二胡,说段相声,打打快板,生活显得充实很多。

除了灯笼,中国结也是中国营地的标识。这种在十多年前并不流行的中国标签,在外国人眼中似乎更能代表中国。而中国的文化,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标签四处传播。

中国军队甚至把国内“双拥”和做群众工作的好传统也带到了非洲。工兵分队会为当地民众修一些他们急需的简易道路,为被困车辆提供救援;运输分队会帮当地政府运输一些物资;医疗分队会到学校和村庄里去,为妇女和孩子们看病,送出药品。

有时候,一盒板蓝根冲剂,就能救活一条人命。

对于中国人来说,与外界交流的最大障碍是语言,但随着中国更多地参与维和行动,不少外国人也会一些简单的汉语。在“超级营地”里,有一家当地人开的小小杂货铺。20多岁的小伙子能清楚地用汉语区分“火柴”和“火机”,为夸耀自己的小店货真价实,甚至能学东北话说“钢钢的”。

喀土穆的小贩们也会主动向外国人炫耀他们的汉语天赋,他们甚至知道中国人一般在还价后会假装离开,实际上在等着店主叫他们回来。

巴基斯坦军营的宴会

在中国有很多来自巴基斯坦的军事留学生,在联合国的若干个任务区,都驻扎着巴基斯坦维和部队。本刊记者曾到访利比里亚,在那里亲眼目睹巴基斯坦快反营把中国客人迎进作战室,介绍他们的装备、人员等情况。

在达尔富尔,一个巴基斯坦的三级医院部署在这里。对于来访的中国客人,巴基斯坦人一如既往地热情。

按照联合国标准,野战医院分成四级,一级医院相当于社区卫生室,一般设置在维和部队营地内,实行伴随式的医疗保障,可以实施简单的战场救护和清创;二级医院相当于国内乡镇卫生院的水平,有心电图、X光机,并被分成内科、外科、牙科等专业诊室,开展简单的手术,一般设置在战区的指挥部附近;三级医院是较大的综合性医院,可以进行开颅等复杂手术,一般设置在人数10000人以上的任务区;四级医院为后方医院,层次更高。中国维和医疗分队一般承担的是二级医院的职责。

每次中国维和部队轮换,必会到巴基斯坦营地进行访问并吃上一顿饭,这也是两国互相表达友好的主要方式。

巴基斯坦三级医院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他们首先是军人,其次才是医生。

军医们列着整齐的队列,站得笔直,军装挺拔,敬礼标准。他们中有的是医学博士。一名拿着权杖的军士长,监督着每个细节的执行情况,他将在例会中对不符合条令的地方进行讲评。

除了悬挂着足有两米长的中国国旗,巴基斯坦军人们还在候诊大厅里挂着一个中文牌匾,上面写着“巴基斯坦人民热爱中国人民”。

在野战医院的运行方面,巴基斯坦人显示出非常强的管理能力和专业水准。仅就担架而言就分成若干种,有轻便折叠的战场救护担架,有可以固定头部、适合直升机运输的飞行担架,还有适合汽车转运和接诊的担架,不同的担架摆放在不同的位置。

在达尔富尔的雨季里,巴基斯坦的药房仍然显得干燥而有序。达尔富尔任务区建立已有将近8年时间,很多营区的板房都在漏水,但药房却格外安全。

一名同样戴着头巾的女军医非常显眼,这是考虑到驻在国的宗教习惯,巴基斯坦特别安排的女军人。在巴基斯坦的军装中,头巾是女军人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传统的穆斯林国家来说,巴基斯坦的女军人显得略为开放一点,也可能是因为两个国家的友好关系,她同意中国人为她拍一张照片,但婉拒了合影的要求。

参访巴基斯坦军营,一定要吃一顿地道的巴基斯坦饭。虽然不像中国菜种类丰富,倒也符合中国人的口味。

在非常讲究等级的巴基斯坦军营里,欢迎中国人的宴会安排在军官俱乐部内。牛肉胡椒汤、炸鸡块、咖喱牛肉、土豆饼,加上现磨咖啡,再来一道原味冰淇淋。

真正的亮点是吃饭时的背景音乐。大屏幕上,打出了“兄弟”两个大大的汉字,播放着《歌唱祖国》、《为了谁》、《自豪吧,中国蓝盔》等中国军人耳熟能详的歌曲。虽然巴基斯坦军人也不能喝酒,但他们总是能找到兴奋点,把氛围烘托得热烈而喜庆。

就算前面是一架牛车也不能超车

即便代表正义,就算为了和平,联合国维和部队在很多任务区也会面临尴尬。

尽管每次出兵必须是所在国请求,尽管联合国在绝大多数国家的维和工作卓有成效,尽管绝大多数联合国人员严守联合国宪章,但如何才能不引起所在国民众的反感,仍是联合国维和部队面临的重大课题。联合国因此也制订了详细的工作细则和规范,并衍生出很多有趣的行为准则。

中国军队在国内的伙食标准用支出金额来衡量,联合国的供给制与国内不同,是按每个人每天消耗的热量来配给。折算过来,每名维和军人每天的伙食标准是4.8美元左右,经费较充足。在上报的统计表中,如果订购的食品超过或低于人体需求,这个采购计划将不被批准。但事实上,这个热量标准可能更适合西方人,中国人按这个标准采购来的牛羊肉,往往有些过剩,对蔬菜的要求却得不到满足,这也是中国维和部队要自己种点菜的原因。

吃过联合国供给的牛羊肉的人都有一种很深的感受:这里的牛肉真的像牛肉,羊肉真的像羊肉,味道纯正。按照规定,联合国的所有食品都有严格的采购程序,并不从驻在国当地购买,以避免抬高当地物价。

联合国的给养中是没有酒这一项的,只是在基地里那个小小的超市才有酒出售。即便这样,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买酒。这里的酒只对文职人员和需要自己做饭的参谋军官、军事观察员出售,集体开伙的作战部队和保障分队出多少钱也不卖。买酒的人需要刷一下ID身份卡进行登记,相当于国内的实名制,以确保这些酒只是用来喝而不是倒卖到外面的黑市去。

联合国对军事观察员和维和警察的要求也很有意思。按照联合国在很多任务区的资源和条件,完全可以为军事观察员和维和警察安排住宿。但是联合国不安排,而是要求军事观察员和警察自己租房子住,自己解决伙食问题。就算是有本国的维和部队驻扎在这里,也不允许军事观察员住进部队营房,他们必须和当地居民打成一片。

联合国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让观察员、警察们深入当地民众,和普通民众生活在一起,掌握最真实的第一手资料。

为避免与当地人发生交通事故,联合国要求所有汽车时速要在50公里以下,一般以30到50公里的时速匀速通过,在交叉路口要鸣笛、停车观察然后通过。而且联合国的运输分队是不允许超过前面的交通工具的,就算前面走的是一架牛车,也必须老老实实跟在后面,超车就是违规。

联合国还要求驾驶员开车时要戴着联合国的蓝色帽子,这才能从车窗外清楚地识别出身份。

由于驻在地一般来说都是物资匮乏地区,联合国的各种物资都是当地人羡慕的对象。联合国不惜采取极端做法,严禁物资流入当地市场或黑市。比如不能在保质期内消耗的食品,宁愿深埋,更不允许拿联合国的物资去支援地方的经济建设或送礼。联合国的油料、药品、服装、食品与当地完全隔绝,互不流通,全部实行全球的采购配送,垃圾污水自己回收处理。除了地皮是当地的,别的全是自己的。

在很多中国人看来,联合国的效率并不算高,因为他们的工作人员总是按时上下班而没有加班习惯。即便发生了重大事件,该休假也照样休假。

而事实上,联合国完整而详细的规则制度,使联合国的各个机构在世界各地高效运转,为维护地区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在非洲,在达尔富尔,如果没有联合国,没有包括中国在内的大批蓝盔军人,其后果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不堪设想。

和当地警察共事让胡红章常常忍不住“发出愤怒的吼声”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张静 | 湖南湘潭报道

自从今年7月底带着150篇“维和日记”从利比里亚完成维和任务回国,湖南湘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法制科民警胡红章就成了湘潭名人。

每篇1500字,日记内容并不局限于维和工作,在当地处理的案件占五分之一,警员生活、风土人情、民间艺术、自然风光也都是日记主题。“优美的自然风光加上战乱过后满目疮痍的社会,一部双重背景的非洲纪录片。”他的警察同事们这样评价胡红章维和日记。

“突然死亡法”筛选

由于之前采取全国范围招募再重新组队的方式,导致了许多后期管理上难以协调的问题,公安部从2010年开始采取省组队的方式招募国际维和警员。这次去利比里亚的维和任务,就落在了湖南警察肩上。

“开始还以为是去非洲旅游的好机会呢。”胡红章对《望东方周刊》说,“糊里糊涂报了名,到真正亲眼所见严格的选拔,才明白任务的艰巨性。”

参加初选的64名警察都具有通用英语四级水平,结果近一半都在初选时被英语一关淘汰。英语考试采取“突然死亡法”,听说读写四个环节,哪个环节没通过,立马打包走人。从小能歌善舞、能写会画的胡红章有着诸多业余爱好,恰好英语也是其中一项,在不大的湘潭市还有着好几个交流口语的老外朋友,于是轻松过关。

初选通过的28名湖南警察被集体送往位于河北廊坊的中国维和警察培训中心进行为期3个多月的集中训练。30多门课程设置,针对性地进行英语强化训练,专业课程包括急救措施、野外生存、擒拿格斗、队列训练、GPS定位系统的操作使用、地震自救、怎样在战乱中规避危险等。

培训结束后,联合国考官专门飞来中国,亲自组织了甄选考试,依然是残酷的“突然死亡法”,这一轮队伍剩下了23人。甄选考试过后,联合国总部的考官从纽约给每个预选队员各进行了1小时的电话面试,最终17名队员通过了所有考试,组建为湖南公安史上第一支维和警察队伍。

2011年7月底,这支平均年龄不到35岁的“湘军”出发了。

目的是授人以渔

位于西非的利比里亚是联合国公布的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20世纪80年代末当地爆发内战,至今空气中的火药味儿尚未完全消退。

2003年利比里亚全国过渡政府组建后,联合国制定了“解除武装、复员、重返和融入社会计划”,向利比里亚派出维和部队和警队帮助他们重建军队和警察等国家机器。

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当地政府旁一般有对应的联合国机构帮扶其重建国家秩序。“利比里亚当地警察是临时政府成立后,经过一些简单的考试组织起来的,专业性差,办事效率低,设备几乎没有,警察局就是个草棚,基本不能履行职责。”胡红章告诉《望东方周刊》。

与维和部队不同,维和警队没有统一的营地,没有高墙和铁丝网的保护,到达利比里亚以后,17名中国维和警察就被分配到基层警察局,各自独立应付复杂的突发状况。胡红章、队长李琪及其他5位队友留在首都,其他队友下到地区。

胡红章所在部门类似于中国公安部的重案指导组,但不直接参与调查,主要职责是指导、监督和培训,这个部门叫做CSD(Criminal Service Department),即刑事案件服务指导部门。

2011年8月23日上午,刚到利比里亚的胡红章在办公室认真地写着他的第一份警情通报,突然收到了一个加油站被抢劫案件的求助消息。

胡红章和来自土耳其的维和警员Nail开车赶往位于第五区的现场。胡红章在现场认真做了勘察,侦查蛛丝马迹。可在回警局的路上,Nail却告诉他:“刑事案件调查指导组主要职责不是自己去办案,而是指导当地警察办案,太过追求细节是多余的,我们的目的是提高当地警察办案的能力,并在他们办案的过程中进行监督和督促。”

这一条被胡红章记录进了日记,作为自己维和任务的目的“更正”。

“居委会”、“信访办”和“城管”

当地警察执法不规范是常态,有的赤裸裸地索贿,拿着强要来的现金对着亮处查验真假,甚至会伸出舌头舔舔,这些行为让初到西非的胡红章感到匪夷所思。

“相当多的老百姓缺乏知识,无力抵制警察系统的腐败,维和警察的职责之一,就是最大限度地控制当地警察的徇私枉法行为。”胡红章说。

然而,当地一些警察对联合国的“空降领导”们态度并不友好。或许因为中国警员严于律己、礼貌友好,建立起了良好人缘,胡红章常常需要扮演“居委会大妈”,调节一些维和警察和当地警察之间的矛盾。

维和警察驻扎一段时间后,当地的武装抢劫案件发生率有所下降,民众对维和警察们渐渐产生了信任乃至依赖。

在当地警察局旁边,紧挨着有一座小房子,这就是胡红章的办公室。只有数平方米大,有空调和饮水机,还有一间单独的厕所。“在那样一个随地大小便的地方,这些装备算是很高的待遇啦。”胡红章告诉本刊记者。

这间小小的办公室,每天要接待很多当地民众“上访”,内容五花八门,甚至包括对街道上各种乱收费的抱怨等。“涉及人权、人命、武器、重大财产的案件,我们直接介入,类似中国城管对街道管理的事件我们采取的原则是能帮就帮。”胡红章说。

发出愤怒的吼声

在利比里亚呆久了,胡红章发现当地警察需要培训的不仅是执法能力,“有些当地警察漠视生命,其行为令人发指!”他给本刊记者讲述了一个记忆深刻的故事。

2012年1月4日下午,一名年仅5岁的小女孩被邻居一个28岁的无业男青年强奸,小女孩的母亲立即向第八区第一警署报案,WACP(妇女儿童保护机构)工作人员和胡红章以及一位来自斐济的维和队友一起来到警署协助处理案件。

当地警察告诉维和警察,这样的案子很普遍,尤其在乡下,女孩子10岁之前没被人强奸属于少见的万幸。强奸者多半是邻居和熟人,孩子父母一般都选择“私了”,索要1000~2000利币的精神损失费,折合人民币约200元。如果拿不到钱,父母才会选择去警署报案。

“当地警察给我们介绍情况时伴着怪笑,好像在讲什么有趣的事。”第二天在警署开会的时候,胡红章站起来严厉地批评当地警察:“不要以为你们以前这么做以后还可以继续下去,必须要制止!而且要运用现在能用的所有方法制止!这种事不允许再发生!”平时彬彬有礼的中国警察一旦发怒,在场的当地警察一下子被震住了。

“为了准备顺畅的发言,不在语言理解上造成障碍,我头天晚上专门查了‘蹂躏’之类的准确用词。”胡红章说。

和当地一些警察共事让胡红章常常忍不住“发出愤怒的吼声”。

在另一起案件中,面对一具第五区本森医院社区发现的尸体,胡红章和来自俄罗斯的高级警员阿历克斯一致认为头颅变形的尸体是凶杀致死。而当地第五区警察分局局长赶来了只略看了一眼,就对法医说“自杀身亡!”

原来,在利比里亚,办杀人案往往没有“油水”可捞,所以当地警察一般懒得处理。胡红章上前一把拽住这位局长,呵斥道:“你这种态度就是对生命的不尊重,如果死的人是你的家人你会怎么做!”当着下属的面被联合国维和警察呵斥,这个局长不得不低下头吩咐手下立案调查。

炸弹“送上门”

利比里亚是一个禁止民间持有枪支的国家,但由于刚刚结束内战,民间有大量流散的枪支弹药,成为武装抢劫案件多发的主因。2011年1~9月,利比里亚共发生武装抢劫案件600多起,其中持枪抢劫的就有200多起。

长期战乱,使利比里亚形成了一种可怕的“节日文化”---在节日或重大喜庆活动中,一些人喜欢持枪抢劫助兴,把枪声当鞭炮,边喝酒边扫射,把杀戮当儿戏。

在这种危险地区执行公务,胡红章这些维和警察却不配枪,如果提前预知行动会有危险,可调动持有武器的防暴警察相随。

“实际上配枪对于我们是个很大的负担,如果丢了,就算丢一颗子弹都有可能造成一起杀人案。而且武器本身在自保方面的能力就有限,射程有限,子弹有限,枪如果被抢了,那就百分百死亡。”胡红章说,“前不久有一名防暴警察在车上睡着了,手里的M16被抢,劫匪还砍下了他的手。枪在当地意味着财富,抢了枪以后,犯罪分子会在第一时间去抢超市、加油站这些有现金的地方,就会造成更多的伤亡。”

维和警察不配枪更能突出他们和平使者的身份。除了枪支,内战在水塘里、泥地里甚至居民区的墙角下留下了不少炸弹,这又是当地一个巨大的隐患。

2012年4月19日,在第五区的一个社区建筑工地内发现了一枚未爆破的炸弹,接到报案后,维和警察正在开会,一再叮嘱在现场的当地警察保护好现场不要乱动,会议一会儿就结束。

没想到会议还未结束就听到有人敲门,一名满头大汗的当地警察走进来,小声对他们说:“你们好,我是负责看守炸弹现场的警察,因为大家都有点累了,想回家,所以,我们就把炸弹带来了??”

这下办公室的人都跳了起来,来自菲律宾的一名队友生气地说:“不是叮嘱你们不要动吗?”

当地警察却笑嘻嘻地说:“用一只塑料袋装着就带来了,现在放在办公室门外??”

会议中止,所有人往门外一看,一只条纹塑料袋就放在门口。

维和警察立刻通知爆破人员改变路线,直接来办公室处理未爆物。经过一番教育,这名当地警察才惊恐地明白如果由于他的“送货上门”导致来自十多个国家的维和警察发生伤亡,将给他自己的祖国和政府带来多大麻烦。

兼职中国文化传播者

来自湖南的17名维和警察中的大部分成员都是第一次出国,出发前他们听到一种说法:“利比里亚是一个你刚下飞机,就想买返程票回去的国家”。尽管有心理准备,但初到西非,他们还是被当地的贫穷落后震撼了。

与维和部队的集体供给不同,维和警察要自己解决生活问题。内战导致物价飞涨,在首都的5个湖南队友为了节省开销,“团租”了一幢有高墙和铁丝网的房子,但即使是团租,一人也要均摊1500美元一个月的租金。

开销最大的除了房租就是蔬菜。利比里亚人几乎不怎么吃绿色蔬菜,一棵大白菜价格6美元,住宿条件很差,经常断水断电。

在罗伯茨国际机场警局工作的中国警察尹艺龙是农业大学毕业的,他在房子外面围了一个小院,种下中国蔬菜的种子,得益于非洲肥沃的土壤,尹艺龙的收成还不错。

生活的枯燥比物质条件恶劣更糟糕。胡红章的队员们常常靠出发前存在电脑硬盘里的电影度过业余时间,胡红章的日子却更有文艺范儿。除了不停地写日记传日记,他还向联合国申请直升机航拍原始森林,向利比里亚的木雕技师学习木雕,甚至试图通过走访调查掀开非洲巫术的神秘面纱。

他还兼职中国文化的传播者。

维和警察拉里是个身高一米九的壮汉,曾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一名优秀的特种兵,参加过数次国际行动,非常自负。他十分喜欢孔子,背后有一个很大的孔子文身。

在一次活动中,尼日利亚同事要求跟胡红章比赛掰手腕,结果输了。拉里一直斜着眼看,然后带有挑衅意味地要求接替尼日利亚同事上场。比拉里身形小一圈的胡红章最终赢了这个200磅的壮汉。胡红章顺势打了一套中国拳,现场喝彩声不断。

从此拉里成了胡红章的好朋友,总是跟在他身后问关于中国文化的问题。分别的时候,拉里抱着胡红章泣不成声。

在一次同事的送别会上,胡红章还写了三幅中国书法送给即将分别的国际战友,贴心地附带了英文版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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