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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杀中国船员妻子:我满脸皱纹都是这一年长的

2012年09月20日10:25都市时报[微博]张玉杰 程浩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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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杀中国船员妻子:我满脸的皱纹都是这一年长的

受害者黄勇的妻子 ■ 都市时报记者 张玉杰

■ 都市时报记者 程浩

今天,十恶不赦的糯康犯罪集团将接受法庭的审判。过去的一年,亲人突然离去后,这些受害人家属过得怎样,他们有怎样的心路历程?昨天,4名受害人家属坐在了记者对面……

邱家海的妻子

老邱走后,经常回家走错门

一年前,作为家里的顶梁柱,59岁的邱家海抛下56岁的妻子田善莲和20多岁的儿子,永远地走了。

丈夫走后,田善莲度日如年,整日以泪洗面,脑子也越发混沌。一年里,始终没有好转。

丈夫邱家海,湄公河惨案中13名被害人中的一个,贵州省册亨县岩架镇人,三等轮机长,“华平号”船员。高中毕业后,年轻的他继承了父亲的遗业,开始和哥哥跑船,直到惨案发生,已近40年。

刚开始,邱家海和哥哥在长江上跑船,之后,湄公河航运越发发达,为了多赚点钱,他就来到了湄公河,这一来,就是十几年。

在家里,邱家海共有六兄妹,“周围人都说,六兄妹中,我老公人最好”。昨天下午,坐在宾馆的床上,田善莲没说两句眼泪就掉了下来,之后再也没有停过。

为了养家,在长江上跑船时,邱家海只有过年时才能回趟家,来湄公河跑船后,回家的次数更少了。

为了多赚点钱,也为了陪丈夫,田善莲也随丈夫加入跑船队伍,她的工作,是给船员们做饭。但多年跑船,田善莲身体逐渐承受不了,就辞去了工作,但为了能让丈夫离家近点,夫妻俩就把家安在了昆明。此后,邱家海回家的次数多了。再后来,儿子长大了,来到昆明一家保险公司工作,一家人团聚的机会也多了一些,“但仍要一两个月才能回家一次”。

一年来,因儿子上班时间较短,工资也比较低,田善莲日子过得很窘迫,“我们的日常开支,花的都是以前老邱打工时攒下的钱”。如今,田善莲和儿子还有几十万元的房贷要还。

一年里,田善莲也想出去找班上,但丈夫走后,她的压力很大,脑子很不好用,找了很多家都没人要,回家时还经常走错门。“如今,只希望那些挨千刀的受到应有的惩罚,给老邱一些安慰。”说到这里,田善莲情绪激动起来,一个人躲起来偷偷抹着眼泪。

蔡方华的儿子

最后一次见父亲他不让我帮他拿行李

蔡方华,湄公河惨案被害人,三等轮机员,“华平号”船员,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习酒镇人。在老家,52岁的他上有78岁的老母亲,下有两个正在读大学的儿女。他走后,这一切重担压在了和他同龄的妻子吴开香身上。

10多天前,吴开香得知了案子要开庭的消息,“终于要开庭了!”面对着儿女,她喃喃自语。18日,简单收拾行李后,她离开在习水县城的出租屋,经过两次转车,她和25岁的儿子蔡聪、24的女儿蔡梅来到昆明。

昨天,面对记者,面容苍老的吴开香不停地流着泪,儿子蔡聪一边抚慰着母亲,一边和记者交谈着。

“在我小的时候,为了养家糊口,我爸爸开过店铺、打过零工,但即便这样,仍凑不够我和妹妹的学费。后来,听朋友说跑船比较赚钱,他就去了。”蔡聪说,这一干就是11年,“只有过年的时候,他才能回家待上几天”。

兄妹俩很争气,后来都考上了大学,“我在北京,妹妹在遵义。为了减轻爸爸的压力,好几年过年,我都到朋友的店里打工,也都没见到爸爸。”蔡聪说,自己最后一次见到父亲,要追溯到2007年春节的时候。4年多时间里,蔡聪和父亲的交流,仅限于每月一两次的电话。

在蔡聪的印象中,父亲人很好,话不多,和左邻右舍的关系也都挺好。“有一次,我爸爸准备去跑船,半路上,他专门到遵义去看我,当时,我正在朋友的店里打工,没时间招呼他。待了没几分钟,他就要去赶火车。我说要去送他,他坚决不让。在我的坚持下,他同意我去送他,但怕把我衣服弄脏,大包小包的行李却不让我拿,我只能同意了。”在和父亲为数不多的生活点滴中,这件事仍清楚地记在蔡聪的脑海里。

说话间,母亲吴开香插话进来:“唉!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现在,我们只希望判杀人者死刑。同时,我们也要尽可能多的赔偿,毕竟,走的可是家里的顶梁柱啊!”母亲吴开香说话的时候,儿子不停地点着头。

如今,“钱,杀人者拿得出来吗?如果他们拿不出来,谁来赔偿我们?”这是吴开香一家人现在最担心的问题。

黄勇的妻子

他没有给我们

留下一句话

前天晚上8点多,徐芳坐上了从老家景洪开往昆明的班车,一夜的颠簸后,昨天早晨,她终于到了昆明。

徐芳,湄公河惨案被害人黄勇的妻子,她这次来昆明只有一个目的——参加湄公河惨案的庭审。

黄勇,三等船长,老家贵州赤水,“华平号”船员,多年前来到湄公河跑船,也就在那时,他认识了家在西双版纳的徐芳。后来,两人结婚,并育有一子一女,再后来,一家人把家安在了景洪城,住在徐芳单位分的宿舍里。

如今,女儿已上大学,儿子也已上初中,而年仅40岁的黄勇却走了。

虽然丈夫已走近一年,但徐芳仍清楚地记得一家人欢聚时的点滴。“每年的8月份到12月份,澜沧江的丰水期,船可以开到景洪,那样,我老公就可以直接回家;而每年12月份以后,江水少了,船只能开到关累码头,下船后,要坐4个小时的班车才能到景洪,但即便这样,我老公还是每五六天就回家一次。”眼前的徐芳,虽然年龄还不到40岁,但皱纹已爬满她的脸庞。“这都是这一年长出来的。”徐芳哽咽着,

徐芳记得,每次丈夫跑船前,她都会提醒丈夫注意安全。“但没想到,我老公竟是以这样的方式走了,没给我们留下一句话。”一年来,徐芳日子过得很清贫,“因为要照顾儿子,我没有出去上班,平时的开支,除了以前的一小点存款,只能靠亲戚朋友的接济。”

王建军的家人

最烦别人

问赔了多少钱

9月12日,34岁的王建华得知了哥哥王建军案子将在9月20日开庭的消息。两天后,和单位请了一个星期假后,在江苏打工的他回到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老家,准备接61岁的老母亲来昆明。

18日,两人从绵阳出发,踏上了第二次来昆明的火车,而第一次,就是他们去认领哥哥尸体的时候。

王建军,案发时36岁,三等驾驶员,“华平号”船员,11年前,孤身一人去湄公河跑船,后来,随单位在景洪落了户,但每年春节,他都会回四川老家过年。“每年回家时,在一块打牌、喝酒,成了弟兄俩仅有的交流方式。”王建华说,除此之外,兄弟俩各忙各的,很少联系。

王建华记得,兄弟俩最后一次联系,是去年的中秋节,简单几句嘘寒问暖后,兄弟俩挂断了电话。但就在20多天后,惨案发生了,哥哥就这样走了,兄弟俩连嘘寒问暖的机会也没有了。

36的王建军没有结婚,但他很孝顺。“从我父亲2009年查出有肝病,直到2010年去世,我哥哥回家多次,花了好几万元,也用完了他所有的积蓄。”王建华说。

这一年里,最让王建华和母亲受不了的是,“每次只要有人遇到,从来都是问赔了多少钱,从来没有人从内心深处真正关心过我们”。这让母子俩很心烦,“说句难听话,我们不在乎赔多少钱,只要让杀人者受到应有的惩罚,让湄公河流域重新恢复平静,让其他经过湄公河的人平安,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现在我们终于等到了正义审判的到来。”

如今,王建军的老母亲独自生活着,这次来昆明,依然穿着上次来昆明穿着的蓝色衣服。“家里没钱,实在买不起新的。”老母亲眼含泪花,哽咽着用四川方言说。

(都市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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