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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打工子弟学校被关停后三成学生回原籍读书

2012年08月27日03:12新京报[微博]卢美慧 张永生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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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打工子弟学校被关停后三成学生回原籍读书

53%学生仍去其他打工子弟学校

北京打工子弟学校被关停后三成学生回原籍读书

昨日,朝阳区黎各庄实验学校,6年级的廖庆芳坐在椅子上等待父亲办理入学报名手续。芳芳原来在皮村新利小学就读,该小学被关停。本版摄影/(除署名外)新京报记者 周岗峰 侯少卿 摄

北京打工子弟学校被关停后三成学生回原籍读书

去年开学,一名被分流到公办校的打工子弟学生露出笑容。

北京打工子弟学校被关停后三成学生回原籍读书

一名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因拆迁关停多次换学校。

今年6月起,朝阳4所打工子弟学校收到关停通知,涉及3000余名学生。朝阳教委表示,将准备充足学位确保不让一个孩子失学。

一年前的6月,大兴、朝阳、海淀、昌平等近30所打工子弟学校相继收到关停通知,最终共计24所打工子弟学校关停,涉及学生近1.4万名。关停潮一度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去年8月16日,北京市教委对外公布学生分流方案,承诺“不让一个孩子失学”,保证每个学生都能分流安置。此后各区县根据实际情况,通过分流至公办校等措施对辖区内打工子弟予以安置。

一年过去,曾面临失学危机的孩子们生活的怎么样?

今年8月,本报记者多方联系,拿到5所被关停的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名册,5000多名打工子弟有小学生也有中学生,涉及朝阳、昌平、海淀等区。

记者从每所学校中,随机抽取150个样本,逐一电话核实750名学生的现状。最终500个有效调查样本显示,68名学生进入公办学校,占总人数的13.6%;165名孩子离京返回原籍读书,占总人数的33%;265名学生仍进入了北京其他打工子弟学校,占总人数的53%。另有两名孩子的家长表示,过去一年一直在为孩子进入公办校努力,“孩子先待在家里,暂时未确定流向”。

原来的学校消失一年了。

幸运的孩子进入梦寐以求的公办校,他们穿着统一的校服,完成着家长“咱不比别人差”的嘱托;被迫回家的孩子成了远方的留守少年,在北京出生,在故乡成长;更多的孩子生活没有太大的变化,再次进入打工子弟学校,不知下次关停何时到来……

对于牵扯在去年关停风波中的1.4万名孩子,原来学校的消失是否都意味着新的起点?

分流到公办校

“因祸得福”与不适应

“这个学期考了全班第五名!”范溢泉提起儿子金格儿,语调都会提高。

9岁的金格儿,去年6月在海淀马家沟新希望学校读完了一年级。学校8月份被关停,他先被分流到石油附小,后转入海淀区成府路小学。

范溢泉坦言,自己算是去年学校拆迁“少数的受益者”,“之前想都不敢想孩子能进公办校。”

记者调查中的13.6%的进入公办校的打工子弟,受访家长都表达了对孩子进入公办校的欣慰,甚至称之为“因祸得福”。

16岁的史玉洁高兴不起来,她从公办校回到了打工子弟校,这让很多人不理解。

所在的打工子弟学校去年关停后,史玉洁被分流至清河中学。教室的墙那么白、上课都有多媒体、许多从前没机会上的课……

原来的基础差,老师讲的听不懂,有一次老师说“你们这些外地的孩子不要瞎折腾”。“还说我们没法在这里考高中,要老老实实的”。

史玉洁记得,因为成绩差,一次是英语老师生气地说:有什么样的父母就有什么样的孩子。

此后,史玉洁说什么也不想去学校了。

她怀念打工子弟学校时,老师们告诉他们“人人生而平等”、“我们或许知识不高,但绝不能情商不高”、“北京不光是北京人自己的,你们也要在这个城市找未来”。

“老师说的话,经过去年半学期,我有点怀疑了。”春节过后,史玉洁去了一家打工子弟学校,她说还是想上学。

同样16岁的李佳雪也因跟不上课程,总认为受到歧视,已从清河中学退学打工。

“学校尽了最大努力安置这些学生。”8月25日,清河中学分管教学的负责人介绍,去年8月底,接到教委通知,要安置112名打工子弟学生,“一下子多了100多个学生,老师们开始都犯懵。”当时正赶上加固校舍,学校里没桌子没椅子,报到都是借的其他场地。一百多名学生的课本,也是学校挨个给其他中学打电话才凑齐。

对于部分学生的不适应,该负责人坦承,“越是年龄大的孩子,适应能力越弱,由于这些孩子学习基础弱,老师们偶尔着急是可以理解的。”

校方提供的数据是,截至目前十几名分流来的打工子弟学生转回原籍。除毕业一批学生,仍有60余名打工子弟学生在清河中学读书,大部分学生都有提高。

他们穿着统一的校服,看起来跟城里学生没有两样。

离京回老家留守

父母担心“那车那路”

记者调查中,近三分之一孩子选择回老家读书。

家长选择送孩子回家的理由不尽相同:无法进入公办校,附近再无可选择的打工子弟学校;“孩子眼睁睁看着学校被拆,不想让他看第二次”;反复思量觉得家乡的教育条件会稍微好一点,“干脆早点送走”……

“但凡有一点办法,也想让孩子留在身边。”戎玉文今年35岁,是两个不到10岁孩子的母亲。去年8月,两个孩子所在的海淀红星小学被拆,“哥俩儿吵着要去废墟里捡书包”。

戎玉文把经营的早餐摊儿丢给丈夫,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几乎问遍了周围所有的公立学校,“多交点钱也成,嫌孩子基础差留级也成,只要肯收,怎么都成。”

但是办不齐“五证”(在京务工人员若想让孩子在北京上学,需提供户籍、暂住证、原籍地没有监护条件证明、在京实际居所证明、工作证),进不了公办校,两个孩子被送回陕西蒲城老家读小学。

一年中,戎玉文只在春节回家时见过孩子一面,更加重了她的焦虑。

小学离家十几公里,同村二十几个孩子挤在一辆拖拉机后斗里,由老乡轮流接送。

电视里报道多地校车安全事故,戎玉文经常哭出声,“那些孩子的校车还是汽车,我们老家那车,那路……”

和戎玉文一样,秦同民也把孩子送回张家口老家。除了担心外,他更气愤。

“孩子交了一万五千元‘捐款’才能进入当地学校就读。”用秦同民的话说,当地学校人员“说话带刺”,“你们去北京风光,孩子回来读书也不能那么容易”。

记者调查的165名返乡读书的打工子弟中,20多名学生家长表示,孩子重回原籍学校上学需交赞助费、借读费等。

“在北京待不下去,回老家还受刁难,我们招谁惹谁了。”秦同民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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