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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化与妖魔化地炒作:对太空育种的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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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太空育种本是一项有科学价值的实验,国外亦有成功先例;而当前中国民间却出现过度炒作的迹象。

神化与妖魔化地炒作:对太空育种的误读

如今太空育种的处境非常尴尬,要么被神化,要么被妖魔化。 (CFP/图)

南方周末记者 蒋昕捷 实习生 姚小云

真假“李逵”

每逢神舟飞船上天前后,国家航天育种工程首席科学家刘录祥的电话就响个不停。他所在的中国农科院航天育种中心,平日里也会接到关于太空种子真假的各种咨询。

最近一位河北的农民频频打来电话,他打算大面积种植一种“太空葫芦”,据说产量特别高,他想请这位“首席科学家”把把关。

刘录祥手中握有一份“名录”:中国实施太空育种25年来,大约有120多个品种通过了省级以上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或认定。他告诉来访者“那些没有证书,没有编号的,100%是假太空种子”。

在刘录祥看来,太空种子不是一个“随便”的称呼,有着严格的定义。因为太空种子不是简单“搭载”出来的,而是经过搭载诱变,一代一代筛选培育,并得到种子管理部门审定的优良新品种。这一过程顺利的话也至少要6-8年的时间。

“如今太空育种的处境非常尴尬。”刘录祥说,“要么被神化,要么被妖魔化。”

山东烟台农科院小麦所副所长王江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本质上太空种子只要通过审定,就和普通种子没什么区别。但市场上有很多种子打着太空育种的旗号,根本没有经过审定,甚至直接拿别的品种来冒充。

太空育种也叫航天育种,是通过返回式卫星或飞船将植物种子带上太空,再利用空间环境辐射诱变的一种育种方式。

在中国太空育种史上,尽管这些九天揽月的种子是航天搭载的常客,却也因成本高昂而饱受质疑。

不过,在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双重驱动下,太空育种已成新的“摇钱树”——目前共有224个航天育种研究小组分布在各科研院所,各地授牌兴建的航天育种基地也已超过60个,广东深圳、海南文昌等地早已雄心勃勃地兴建了太空育种主题公园。

在一片争议声中,这些神秘的太空种子最终大规模地走向餐桌,仅剩下时间问题。

民间热炒

刘录祥习惯把太空育种定义为“探索性的科学研究活动”,但太空育种概念过度商业化炒作却让他忧心忡忡。

早在神舟发射之前,各级农林类科研院所的传真机和邮箱里,就不断收到各种关于航天搭载的广告,每克种子的收费在500元-5000元不等。

“经常有人来问,有什么门路能够搭载种子。”华南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梅曼彤说。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早期的科研搭载都是通过国家863计划专家组或是农业部协调,“但现在已经没有人在操持这事”,科研院所、育种上市公司甚至个体户,最终选择的只能是商业搭载渠道。

重庆市大足县的罗登强被称为“农民太空育种第一人”。2005年8月,这位大足县荷花山庄“庄主”培育的190颗荷花种子,先后分两次乘坐中国发射的第21颗、22颗返回式卫星进入太空。

考虑到是农民个人热心太空育种,当时搭载方只收取了每粒种子100元的“成本费”。

与上天前大力宣传相比,种子返回之后,罗登强对“太空荷花”的繁育过程一直讳莫如深。不过,很快“太空荷花茶”就成了这家荷花山庄的主导产品。

罗登强最终拒绝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要求。“我不想谈论这个话题”。

几年前,刘录祥在北京录制一档新闻节目,某公司通过神舟飞船搭载了一批蔬菜种子,飞船返回半年后就生产了若干吨的太空蔬菜,很快就要投向市场,其搭载行为甚至有公证部门提供的公证书。

“这根本不叫太空蔬菜。”刘录祥当场指出,半年时间不可能完成选育种子的过程。

事实上,更多商家看到了太空种子蕴藏的商机。在淘宝网上,叫卖太空种子的店铺已多达127个。这些店铺分布在山东、河北等省,贩卖的种子包括太空番茄、太空丝瓜、太空南瓜、太空豆角……只要是蔬菜,几乎都有太空种子在卖。

有些太空种子起名就显得荒诞。比如有卖“转基因太空莲花”的——转基因和太空育种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育种技术;也有宣称“来自法国普罗旺斯的太空薰衣草种子”——要知道世界上只有中国实施了太空育种。

卖得最好的是来自山东的一种“太空育种超大甜椒”,4粒种子卖两元钱,这个价钱是寻常甜椒种子的10倍以上。

据太空甜椒的卖家介绍,这种太空搭载培育的蔬菜中,钙、锌、硒含量等都有一定提高,维生素C含量提高了7.75%-81.4%不等,且这些来自外太空的神奇作物具有瘦身、美容养颜、提高人体免疫力、增进儿童智力发育、吸收有毒气体等神奇功效。

当南方周末记者以买家的身份要求其提供太空育种相关证书时,这位网名叫“月球上的居民”的卖家发了一个笑脸符号:“这个不方便提供,您可以来公司看。”

争议二十五年

从1987年开始,中国的作物种子先后完成了23次返回式卫星和9次神舟飞船搭载,争议也如影随形。

原中国科学院遗传所研究员蒋兴村是这一过程的亲历者。他是原国家“863”高技术航天领域空间诱变育种课题负责人,因其开拓性研究被业界尊为“中国航天育种第一人”。

据蒋兴村回忆,1986年,国家“863”计划第二项航天领域中包含空间生命科学的研究。同年12月,“863”计划的主要倡导者王大珩建议将生物材料进行空间搭载。

“最初搭载后,我发现种子变异频率高,变异幅度大,于是我提出进行空间诱变育种。”蒋兴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据介绍,实行空间诱变育种的前提是掌握返回式卫星技术,截至目前也仅有中美俄三国具备该技术。相比之下,美俄两国的空间生命科学研究着眼于“太空里的人类”——探索空间条件下植物生长发育规律,以解决宇航员的食品供给及生存安全问题,中国选择太空育种则更多着眼于“地球上的人类”。

正是在中国“粮食紧张”的背景下,当时“863”计划拨给蒋兴村4万元,以开展空间特殊条件下生物突变类型的研究课题。

1987年7月,在首批搭载的作物种子中,一些萝卜出现了抗虫的特性,有的大蒜则明显增产。然而等到繁育出第二代种子,这些优势却消失了。“当时许多科研人员由此质疑,认为美苏搞了三十年空间生物实验都没搞太空育种,中国也没必要搞。”蒋兴村说。

1995年年底,以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为首的6名院士联名给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写信,建议将航天育种工程列入“九五”计划,并提出发射一颗太空育种的专业卫星。

早期关于太空育种的争议尚且集中在科研领域内,不为外界所知。最先公开对太空育种提出质疑的是香港浸会大学生物系教授张建华。2001年3月,他在《南方周末》上撰文指出,按照辐射是破坏基因的原理,太空育种应该得到大量的“变坏”的变异,“变好”的变异应是极少的。此外种子在吸水萌动前处于休眠状态,无法感受失重,因此由太空失重引起变异也站不住脚。

“当时很多同行对我的质疑表示赞赏。”张建华对南方周末记者称,他的观点至今没有改变。

2004年,从事转基因作物研究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启发也公开批评太空育种“炒作成分多,科学态度少”。他指出,国内不时推出的“太空育种”成果,往往是首先见诸报端,却很难见到在专业的学术刊物上有详尽、规范的论文。最关键的问题是“没有实验和数据说话”。

两年后的2006年9月,中国发射“实践8号”农业育种卫星,这是唯一一次专门为太空育种试验发射的专业卫星。刘录祥认为,大量比照实验在某种程度回答了上述质疑。比如张建华提出的关于“种子不受失重影响”的问题,当时的实验结论是“微重力的确改变了种子对宇宙粒子响应的状态,染色体畸变频率显著增加”。

不要神化,也不要妖魔化

对中国1200多位参与太空育种研究的科研人员来说,更苦恼的是,现实对太空育种的误读——神化或者妖魔化。

一些企业宣传太空产品就是“大果型”:大南瓜、大西瓜、大番茄……刘录祥指出,凡是突变都是随机的,永远不可能是定向的。太空诱变之后,也可能是小果型,甚至不再结果。

至于一些科研人员宣称,太空育种的诱变比例比传统核辐射育种要高,有益突变多,刘录祥认为这更多的只是“经验统计”。

“生物学实验要求至少有三次以上的重复,空间环境的复杂性却决定了太空育种试验的不可重复性——神九发射完,等神十上天情况也许又不一样了。”刘录祥说。

作为“863”计划生命科学责任专家的梅曼彤亦指出,不可否认,有一些科学家讲话是有点过,一些企业也喜欢在媒体面前吹嘘,但大多数科研工作者还是埋头在做探索性的研究。种子搭载上天不仅仅是多了一个诱变育种的方法,更是为创建新的种质提供了新的途径,获得的新种质材料可通过各种方式应用于新品种选育中。

联合国粮农组织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协作组织中负责植物遗传育种工作的Pierre Lagoda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辐射育种也叫突变育种,是利用物理或化学的诱变手段来引发生物体在特定条件下产生变异,这种育种手段已经实行了六十多年,其中中国的辐射育种数约占全世界的四分之一左右。

“太空育种只是辐射育种的其中一种方式,至少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际原子能机构都认为其安全有效。”Pierre Lagoda说。

不过,刘录祥这位首席科学家也承认“太空育种成本太高”。在他看来,这项研究的最终目标是掌握太空育种的机理性问题,最终人类将实现在地面模拟航天环境要素诱变育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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