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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乙:我只是个写作者

2012年07月13日17:49南方人物周刊[微博]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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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我不想改变现实,不考虑小说对别人是有好处还是坏处,我把它当成一个艺术品来完成,而不是道德说教或者某某主义的证据。

“我不想改变现实,不考虑小说对别人是有好处还是坏处,我把它当成一个艺术品来完成,而不是道德说教或者某某主义的证据。”他和他笔下的人物总是用同样的腔调说话:“我在这个社会里生活,又觉得和它没有特别紧密的关系。”

阿乙:我只是个写作者

阿乙,作家,1976年出生于江西瑞昌,先后做过警察、体育编辑和文学编辑。作品有《灰故事》、《鸟,看见我了》、《寡人》、《下面,我该干些什么》等。2010年获得人民文学中篇小说奖;2011年,入选人民文学杂志社和盛大文学主办的“未来大家TOP20”;2012年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最具潜力新人奖阿乙总是不自觉地用作家来称呼自己,然后立刻收回,“不,我不能说自己是作家,我只是个写作者。”

2012年初春,他和罗永浩在北大有过一次对谈。来者众多,一百多人的教室被挤成一个膨胀的罐头,整个房间大汗淋漓。阿乙头发凌乱,穿着衬衫、牛仔裤,坐下后衣服在腹部皱成一团。

现场音响效果很差,好在罗永浩底盘稳健、声如洪钟。阿乙在一旁抓耳挠腮,不时玩一玩右手无名指上的戒指。轮到他说话时,显得很紧张,声音频率也低,难以穿越人墙。有人被挤在角落,听不清楚,视线又被挡住,忿忿地说,“都是来看老罗的。”

阿乙的名气不如老罗,这是事实。这位32岁出版处女作的青年作家,出道只有4年,但他的小说已经得到各方认可,北岛的夸奖(“就我阅读范围所及,阿乙是近年来最优秀的汉语小说家之一”),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最具潜力新人奖,还有,第二本小说集已卖出近五万册对一个自诩严肃的文学创作者而言,这已是相当可观的成绩。老罗说,“我们这种扑腾得很厉害的人,终将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而阿乙这样的人会留下。我很庆幸,在他出道遇到困难的时候,提供了一些帮助,如果不出什么意外,将来文学史上会顺带记上我的名字。”

作家

1976年,“文革”结束,阿乙呱呱坠地。在父亲的规划中,大儿子当科学家,老二阿乙做文学家,小弟应该文武双全。

小时候,阿乙给《小主人报》投稿,凡是发表文章,都要收集起来给父亲看,以示自己正向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迈进。可当他考上大学,父亲迅速地帮他报了警察学校。阿乙说,父亲赢得了对他生命的统治权。

后来他用“阿乙”换掉了父亲给他取的名字艾国柱,并把这个本名用在一篇小说(《意外杀人事件》)里,写的是一个小县城的公务员,事业暗淡,感情受伤,在牌桌上看到了人生的尽头:“20岁的科员变成30岁的副主任,30岁的副主任变成40岁的主任,40岁的主任变成50来岁的调研员,头发越来越稀,皱纹越来越多,人越来越猥琐,一根中华烟熄灭了,还会点起烟头来抽。”

这就是阿乙26岁以前的人生。在江西省瑞昌市洪一乡当民警,在市公安局当警察,在组织部当公务员,通过写先进事迹、侦破通讯、领导讲话稿,发泄隐秘的文学梦想。

“科学家”哥哥送他一台电脑,让他打开了另一个世界开博客、写球评,靠着这点本事,在2006年辞职去郑州,开始做体育编辑。工作之余,每天逛街、看书,盼着哪里着火,或是发生世界大战,把他从无聊中拯救出来。第一部长篇小说的灵感就来自此时:他在报纸上读到一则新闻,某高三学生寄宿在城里亲戚家,衣食无忧,最后杀了一个人,没人知道他的动机。

后来他又写了一个短篇,主人公是一个初中肄业的老人,自杀前给一位博士寄去一封长信,阐述自己空前绝后的哲学发现杀时间是人类存在的本质。

阿乙继续“和时间互砍”,寄出数百个故事,颗粒无数。2008年,他32岁,在北上广等地流窜,频繁跳槽,发现自己根本没法与人合作。恰逢领导争权,他钻了空子,不去上班,开始专心写小说。

这一年,他在饭局上遇到罗永浩,开始在牛博网写博客,在老罗的帮助下出版第一本小说集《灰故事》。2009年,他被论坛版主推荐给北岛,在《今天》杂志上发表小说专集。2010年,他的第二本书被磨铁图书的编辑王凌米看中,却被领导否决,编辑为此去跟领导拍了桌子。也是这一年,他开始在《人民文学》亮相。

在小说里,阿乙让艾国柱遭了横祸,在现实里,他却走了大运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阿乙成了作家。

“我哥在做电脑程序员,我在写小说,我弟没考上高中,读了一个少林文武学校,也算完成了父亲的愿望。”

父子

阿乙的父亲也有文学梦,60岁之后开始练书法、写诗词。直到中风,还颤颤巍巍地用左手练字。

“有一天夜里我梦见他:他的右侧放着一碗脏水,他用左手捉住蜷缩的右手,让右手蘸上水,在面前的青石板上写字。每当写完一个字,它们就会干掉。”阿乙的这篇专栏文章笔调十分难过,但后来又觉得太煽情。

“我和父亲之间建立了一种类似皇帝和臣民的关系。”从小到大,阿乙在父亲的审视之下成长,被修改、被规定,被要求平安地活一生。

尽管他已“出走”10年,却依然感到父亲的控制买房、结婚、繁衍后代。阿乙会妥协,也会据理力争,如同外交谈判他结了婚,但保留辞职权利。“我号称是为了理想,其实是为了躲避他。”

时间压境,他和父亲的关系在缓慢和解,对家乡却心怀敌意。他觉得县城是世界的尽头,小而封闭,人们互为谈资,亲戚、邻居一见他,就围着问有没有房有没有车。他因此经常在微博里驱赶故乡的幽灵“上次听到一个老乡说,故乡的人都说你蠢。听得我七窍生烟,决定连这个故乡也不要了。各自嫌弃吧。宁可死无葬身之地。”有时他做噩梦,梦见自己仍然生活在那里,被人情看管,被老同学没落的眼神刺伤,“我像是抢劫了他的理想。”

“我很早就想离开它。”

“我没有乡愁。”

他的小说里充满了像他一样的人物,惨白的生活,模糊的梦想,得不到的爱情,他的老乡还能在书中认出故事的原型。这些不堪重负的人时常出现在社会新闻的情节里,通过杀人或自杀走向毁灭。用加缪的话说:“自杀就是招供。招供他已被生活所超越或者他并不理解生活。”

这带来了两个后果,一是常常有人在微博上抄送新闻给他,比如,《南昌惊现“电锯狂人” 杀人碎尸连伤两命》,二是很多人骂他没有责任感,批评他是加缪的模仿者。

有人在网上评价他的《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是存在主义仿作,“指出人生没有意义本身并不危险,但是如果停留在这里就非常危险。”阿乙转帖,承认自己受到加缪、卡夫卡、昆德拉等作家的影响。正是看到了加缪,阿乙才卸下包袱,原来小说可以这么写坦诚、不回避。“卡夫卡很不喜欢他的父亲,他也不回避。”

“我在生活中是不是个烂人,跟我写得好不好没关系。你不能以我的冷漠来治罪。”早上坐地铁,看到人们像动物一样争抢座位,他就觉得脏。“我不会很难过,我充满怜悯。”

他觉得温暖是不可写的。“早上出门,爸爸过来拍拍我的肩膀,我信心百倍……写这些东西怎么是作品?没有任何感觉。”以后要有了儿子,阿乙也会让他18岁后就自己去过,“他不差我的指点。”

“写作不是为谁服务,也不是反对他们,”阿乙为自己、为文学划下了一条很低的底线,“不要求别人,也希望别人少要求自己,这是我们惟一的相处方式。”

寡人

今年,阿乙要出6本书,像个暴发户。他也承认自己虚荣,“如果首都迁到南京,我还呆在北京,就会觉得我被抛弃了。”有人在微博上问他,你觉得作家的头衔重要吗?他回答:没有的时候,心里酸得要死;有了以后,就觉得自己真浅薄。

成为作家,把他的人生劈成两段,前一半留在县城,后一半留在北京,筋骨相连,血色却完全不同。2012年初夏,台湾作家骆以军来京宣传新书,阿乙作陪。他一身鲜红T恤,一头飘逸长发,从阳光下走来,朝气和帅气都完胜旁边那个惯于痴笑的台湾胖子。

这次他很放松,话筒收音正常,显出他声音的温柔。他开场说“我可能讲一分钟就够了”,结果一口气讲了6分47秒,引发观众笑场两次。

骆以军比阿乙大9岁,俩人相识不过一年,在出版社的聚会上一起喝过黄酒。当时骆以军被大陆作家们灌醉,裤子褪到脚跟,跟阿乙打了赌用一年时间各自完成一个长篇,阿乙写“我从前的35个女孩的故事”,骆以军续写20年后,他再遇到这些女孩,赌金3000人民币。回到台湾,骆以军开始看阿乙的小说,“才觉得被雷打到”。他称赞阿乙是动词占有者,语言简洁,描述准确,这一评价正中阿乙下怀。

“语言上惟一的追求就是精准”,阿乙用新闻报道的原则来训练自己,用最少的字把事情讲清楚,当自恋或者取悦读者的冲动冒出来,他就喊停。

骆以军在台上发言的时候,阿乙藏了一本自己想看的书,忍不住翻了起来。这是他的恶习。出版界的人一谈起阿乙,第一反应也是他的此类举动。一群人喝酒吃饭吹牛皮,就他沉默寡言,在一边翻书,有时喝醉了,趴着睡一会儿,起来又接着看,还在书上划线,“你说这孙子极端到什么程度。”

阿乙不是文学天才,而是苦修者,磨刀似地打磨句子。在阅读外国小说的时候,疯狂练笔,锤炼细节,被某个部分打动,就停下来研究,为什么被打动。因此他的写作进度缓慢,情绪焦躁,常常疯狂玩耍,直到心生悔意才动笔;之后不断重复,来回删改。他对自己实施“有罪推定”,先怀疑自己没写好,犯错了就改,一定要让它合理。

“我写长篇很难,因为写长篇要原谅自己犯错,我基本上不太原谅,导致越写越短。我没办法让二三十万字每一句话都合理。”他第一部长篇的结尾就写得仓促,因为写完时正好是一年的结束,他不想拖到明年,“就像生孩子,别人10个月都生完了,你到12个月还没生。到后来,你对自己的作品充满了厌恶。”

要说天赋,他只承认自己敏感。那是受了母亲的影响她对人有猜疑,会在桌上放零钱考验保姆。阿乙后来审讯犯人、打牌赌博,也都玩心理战,专攻人的破绽。

“天赋是可以解释的,人不就是精子和卵子结合出来的吗?每个人都一样,肯定是后天的影响。比如我的恋爱比较失败,就会增加我的忧郁。我不太相信这个世界。”

“文革”、改革开放、奥运,阿乙被父亲驱赶着,跟在时代的后头,但这些大事像风一样掠过他,没有悲痛,也没有喜悦。“我不想改变现实,不考虑小说对别人是有好处还是坏处,我把它当成一个艺术品来完成,而不是道德说教或者某某主义的证据。”他和他笔下的人物总是用同样的腔调说话:“我在这个社会里生活,又觉得和它没有特别紧密的关系。”

从小镇警察到小说家,阿乙从世界的边缘奋力游到中央。他是一个真诚的写作者,不奢谈责任,不介入公共生活,拒绝承认文学有任何文学以外的功能。他相信,找到自己,比指摘他人更为艰难。在一个没有理想却爱轻言理想的社会,阿乙的存在是一个提醒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品质之一,是对自我充满警惕。

阿乙答《南方人物周刊》问

人物周刊: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阿乙:不太满意。我参加了一些活动,包括这个,但我期待的新作品和好作品还没有出来。就像用黄金发行钞票,我的黄金数量有限,但是发行了过多的钞票。如果不能写出新的让自己满意的作品,每出席一次活动,就是贬值一次,通货膨胀一次,糟践别人和自己一次。

人物周刊:你今天取得的成就,有什么样的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

阿乙:专注做自己的事情,别人会帮助你处理外围的事情。比如写作,你专注于写作,发表、出版、推荐、获奖这些事情就会到来(至少在我身上如此)。如果你专注于发表、出版、推荐、获奖,你随时都有滥竽充数的危险。写作者最后拼的是作品,不是你在演讲台上的台风。就像很多物理学家比霍金要高大帅气,同时生活能自理,但那没有任何意义。

人物周刊:对你父母和他们成长的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

阿乙:他们被时代吞噬了。我父亲的理想不会比我低,但他最终被迫走回现实。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根本不能流动,流动起来可能是盲流。不像我,可以不要一份公务员工作,跑到外边媒体打工,做自己相对喜欢的事情。他试图阻止我离开县城,说我放弃警察的工作很不好,可能他觉得我会吃不饱饭。上一代对粮食的忧虑远甚我们这一代。

人物周刊: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

阿乙:你就像走在大雨中。所有的东西都在试图绑架你,让你成为它的囚徒,听它的话。自立是这个时代最宝贵的品质之一。有时候反抗绑架本身也是被绑架。我建议采取漠然的态度。

人物周刊:你对你所从事领域的前景怎么看?

阿乙:不看好。点击率会改变出版。很多有门槛的事业,会因为点击率而萧条、没落。一部长篇可能不如一个段子。但是创造者有自己的尊严,不需要别人理解。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的同龄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阿乙:缺乏自己,很多人还没找到自己,但年纪已经很大。如果没有自己,即使你年年都是公司优秀员工,那也不算什么。我一直很害怕看见在公司年会上流泪的人,这意味着他们太依赖于集体对自己的保护。

人物周刊: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有领袖气质?在当下的人中,你最钦佩的是谁?你的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

阿乙:至少我没有领袖气质。我挺自私的,很自我,很多时候只关注于自己的发展。而且我对与人合作持悲观态度。我宁肯奴役自己,也不想奴役别人,或者被别人奴役。我钦佩那些有行动力的人。就是一件事你不能光说,光心痒痒,光指挥别人,光指责别人,你得去做。无论看起来多么不切实际,你都得去做。这方面罗永浩值得钦佩,他想做的事情,比如做英语老师、开英语培训学校、建牛博网都完成了,他想拍电影,也上路了,最近他要做手机,又风风火火地去干了。冷眼旁观者容易蹉跎。

人物周刊:责任和个人自由,你更看重哪一个?

阿乙:我主动去承担责任的意识很少,很多时候依靠一条很粗的线索活着,即我不会伤害别人的肉身,别人也不能伤害我的肉身。我不负有指导别人的义务,当然更没有那个权力。我觉得责任里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少干涉别人。有种你做好自己。

人物周刊: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

阿乙:《茶花女》、《慢》(米兰·昆德拉)、《局外人》。三本。

人物周刊:你幸福吗? 有没有什么不安? 你现在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阿乙:我觉得自己挺充实的,幸福即来自充实。有时即使很孤独,也会感到充实,因为想到这样也是一笔可以体验的财富。我的不安来自于健康。我最大的担忧是我的身体垮掉。我想那样会让我很羞耻,羞耻于别人来料理我。我不喜欢麻烦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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