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新闻新闻 > 历史频道 > 国史近代 > 正文

义宁陈氏的三通手札

2012年05月30日17:55南方都市报[微博]张求会我要评论(0)
字号:T|T

义宁陈氏的三通手札

陈寅恪手札。

义宁陈氏的三通手札

义宁陈氏的三通手札

↑↑陈宝箴手札。 ↑陈三立手札。

义宁陈氏的三通手札

马忠文君从北京寄赠一套《近代名人书札》(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内含义宁陈氏手札三通。其中,陈宝箴一通为《陈宝箴集》(汪叔子、张求会编,下册,中华书局2005年版)所失收;陈三立一通,不见录于《散原精舍诗文集》(李开军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及其《补编》(潘益民、李开军辑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陈寅恪一通,虽已录入《陈寅恪集·书信集》(陈美延编,三联书店2001年第1版,2009年第2版),仍有匡订价值。

陈宝箴信札受主应为李鸿藻

先看陈宝箴的这一通(《近代名人书札》第33页):

中堂钧坐:

谨拟上告文一纸,乞阅削后送交河帅一阅。(河帅文案,文案书手较佳,可否发缮?)告时须用羊、豕祭品否?愚意只中堂与河帅致敬祈祷,馀人皆可不必,以示专壹。又或谓凡大工向有数祭,于坝头行之,文武末吏皆令行礼,可否另择日行之?此次则只叩祷可耳。

手肃禀,恭请

勋安

宝箴谨禀

此札的受主为某“中堂”:“河帅”是河道总督的别称:“羊、豕祭品”、“致敬祈祷”、“大工”、“坝头”诸语,显然与祭祀河神有关———这些片断叠加在一起,目标只能指向陈宝箴曾经参与的治理黄河之事。

考陈氏一生,有案可查的治黄经历至少有两次:光绪六年(1880),陈宝箴授河北道(治河南武陟)。河北道的重任之一是修治黄河堤坝,武陟附近“河堤亘千里,沁水夹之,尤湍悍”,陈宝箴“审宜疏筑,亲绳其玩误者,河不为灾”。(陈三立《巡抚先府君行状》,《散原精舍文集》卷五,第11页)光绪七年、八年,陈宝箴因“督防黄河三汛安澜”,先后两次保奏,“奉旨交部从优议叙”。(《陈宝箴履历》,秦经年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5册,第150页)

第二次治黄,时在光绪十三年至十四年(1887-1888)。光绪十三年(1887)八月,河东河道总督成孚因治河不力,被摘去顶戴,革职留任。(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2册,总第2328页)九月,因黄河决堤事态严重,礼部尚书李鸿藻(谥文正)奉命往郑州视察河工;(同上,总第2348页)同月底,李鹤年署理河东河道总督,会同河南巡抚倪文蔚筹办大工事宜。(同上,总第2356页)十二月,李鸿藻“奉命督办河工”。(同上,总第2403页)其间,同为降调人员的绍諴(葛民)、陈宝箴、潘骏文等三人于九月十一日奉命赶赴河南襄办河工,(同上,总第2340页)陈宝箴“十二月二十七日到工”,“十四年八月,因患目疾,请假回籍调理”。(《陈宝箴履历》)

陈宝箴参与此次治黄工程,前后不超过八个月。时间既短,留在陈三立《巡抚先府君行状》里的记载难免简略:“旋以河大决郑州,诏府君襄塞河。而李文正公方持节河上,府君不任督工,度形势、助谋划而已。初视决河,建议即兴宵工,避盛涨,已而时时言李公,河员群起阻难,李公不能决,后亦渐寤,趣为之,已无及。天子遂召李公还,府君亦去。久之,河乃塞,而李公倾倒府君自兹始。”(《散原精舍文集》,卷五,第11页)

笔者昔年撰作《陈寅恪的家族史》,曾根据光绪十四年三月至七月《郭嵩焘日记》的片言只语,尝试着对这段历史进行部分还原:光绪十四年三月初九日,郭嵩焘接到陈宝箴寄自河南的一封信,“陈右铭信谓当引河出贾鲁河,由宿迁西北小河出刘老涧,绝中运河入六塘河,出灌河海口,其下即黑水洋也,路近而势顺。又言前任河北道,曾于沁水入河上游置闸坝十余所,开沟渠引水灌田,春时开闸,入伏闸闭。河水伏汛为最巨,沁水最大,不至助河为患”。

这封信深受郭嵩焘称许,赞为“二说极中肯綮”。在五月十一日的一封家信里,陈宝箴对治河大事仍念念不忘。他“力訾绍葛民赶办合龙时改变土工章程,以图省费,延误半月之功,否则五月中即可合龙。因论办理河工各员,乖舛谬误,不可胜纪,而以合龙希之天幸”。五月二十一日,“伏汛大涨,东西两坝均走占,水深至九丈,分流出铜瓦厢,言者遂据以为庆,其实南流出云梯关,北流出铜瓦厢,皆由河势加涨,自顺其就下之势也”。就在当日,捆镶船只突然失事,导致郑州已成河工又被河水淘刷。时值水势凶猛的中伏,白白付出了二十余条无辜性命和无数财物之后,治河者只得喟然太息,付之无可如何。

七月初十日,朝廷差委广东巡抚吴大澂署理河督。同日,以郑州河工久未合龙,对治河诸人各有惩罚:河督李鹤年革去顶翎,与此前已遭革职的成孚一同发往军台;礼部尚书李鸿藻、河南巡抚倪文蔚革职留任;绍諴、潘骏文革职留工效力。(《陈寅恪的家族史》,第84-86页)

其后,笔者配合汪叔子先生编纂《陈宝箴集》时,又曾收录陈宝箴致李鸿藻函三通,其中转录的第一函即与此次治黄直接相关:

中堂钧鉴:

今日起居过劳,明日再容趋谒。顷思此次买料关系至要,颇闻各委员贤否不一,难保必无弊端,非藉尊严恺切晓谕,末由示儆。谨妄拟札稿,恭呈览削,可否札饬总局转行,伏乞钧裁。绍藩司一函附呈。

手肃,恭请崇安。伏惟垂察。

宝箴谨禀

此札原件藏上海图书馆,初由许全胜先生、柳岳梅女士整理公布,为之拟题《与张之洞》,载《近代中国》第11辑。后经笔者与汪先生考辨,确认受主应为李鸿藻而非张之洞,遂改题为《上李鸿藻》,收存于《陈宝箴集》下册(总第1650页)。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近代名人书札》所录陈宝箴一札似应作于光绪十四年上半年,受主同为李鸿藻,“河帅”似指李鹤年而非吴大澂。

未公开的一通陈三立信札

再看陈三立一札(《近代名人书札》第54页)。据友人李开军博士介绍,此札辑存于《贺葆真与徐世昌等往来函稿》(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各函稿顺序颇为混乱,《近代名人书札》仅披露陈三立此札之后半部分,似与此有关。该札已录入李开军著《陈三立先生年谱长编》(中华书局即出),征得开军同意,在此先予公布:

芷村仁兄同年公祖阁下:

曩缘一第,获厕末光,藉甚声香,齐辉俪媺。嗣达京国,十载于兹,未尝不缱绻清尘,痗怀无已。往同知旧,得读贤兄纂箸之言,儒人之文,竺雅深美,远希曩哲,近溉时贤,岂唯雄视北方,固亦度越当代。一昨鄙宗远来叔辈自闽抵署,复稔大夫君子造福吾乡,仁沫所流,泳游迥迩。窃唯君家伯仲,照映一时。贤兄振誉于岩廊,足下蜚声于紧望,闻风在远,动色相嗟。而临睨旧乡,瞻言故宇,松楸之慕,阅百世而怆怀,桑梓之恭,历九州而结想。忻唯茂宰,泽及吾宗。昔托契于萧陈,今兴歌于召杜,其为宠幸,可胜言哉?弟随侍湘中,杜门谢客,昕夕多暇,憀足自娱。唯是世变方新,知能无似,顾瞻时局,揣分知惭。遥睇层云,其何以惠之教益耶?海色江光,引领无极,肃缄布臆,不尽欲言。伏希亮察,即颂勋安。

家公命代候嘉福。

治年愚弟陈三立顿首

敬再启者:

敝族旧有乡祠一所,湮废不治,仅存基址。家公怆念先泽,欲于岁时稍葺椽室,追复旧规。惟此祠曩因基界事颇与邻居何姓构衅,倘届时仍有违异,伏乞俯推锡类之仁,有以善全之。感纫何极。

三立又顿首。十月十七日

据开军考证,此札受主为直隶武强人贺沅(字芷村),系陈三立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会试同年,其兄贺涛(字松坡,师事桐城吴汝纶,长于为文)则为三立光绪十五年己丑同榜进士。

陈三立此札作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时贺沅官福建上杭知县,陈氏祖籍上杭之宗祠因基界事已与邻居何姓构衅,此函有所请托,意在预作安排。二十三年秋,三立再次致函贺沅,提请对方“随时垂注”、设法“维持”,以便宗祠“刻期落成”。(陈三立光绪二十三年秋致贺沅函,见《贺葆真与徐世昌等往来函稿》)

至光绪二十四年,陈氏祖祠完工后竟为何姓所焚,贺沅“赴乡履勘,究拿滋事各犯”,“谕令何姓修复祠工,清理先茔,均立有遵依字约,具结存案,以后永不干预”。(陈宝箴光绪二十四年致贺沅函,见《贺葆真与徐世昌等往来函稿》,此承李开军抄赠。按:陈宝箴致贺沅函共两通,同作于光绪二十四年,此为第二函)

此事除了可以通过中国社科院近史所藏陈氏父子四札寻获前因后果之外,另可参阅陈宝箴《与禹畴五弟》二札(原件藏江西省修水县黄庭坚纪念馆,录入《陈宝箴集》下册,第1675-1679页)。(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陈寅恪给胡适信札的误释

最后是陈寅恪的一通(《近代名人书札》第88页):

适之先生著席:

弟前谓净觉为神秀弟子,系据敦煌本《历代法宝记》之文“有东都沙门净觉师,是玉泉神秀禅师弟子,造《楞伽师资血脉记》一卷……”(《大正藏》五十一卷一八○页中)。今承公教正,惜拙稿已付印,未可改正为憾耳。

敬复,并申谢意。即叩

日安

弟寅恪顿首。四月三十日

此札最早披露于耿云志先生主编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黄山书社1994年影印,第35册),惜无释文;后收入陈美延女士整理之《陈寅恪集·书信集》(2001年第1版,第140页;2009年第2版,第136页),估计是因为原稿字迹潦草,“今承公教正,惜拙稿已付印,未可改正为憾耳”被误释为“今函公教正,惜公稿已付印,吾未改正为憾耳”。

陈福康先生就是因为采信了这一误释,才会对写作时间作出误判:“我认为此信写于1930年。因为这年4月,亚东图书馆出版胡适整理的《神会和尚遗集》,书中收有胡适的长文《荷泽大师神会传》,文中写到神秀和净觉,但未说明两人关系。陈信中说的‘公稿已付印’者,即此文也。”(《陈寅恪对胡适的两次指教》,《中华读书报》2003年4月2日)

毕明迩先生对此予以质疑:“‘今函公教正’疑有错字。‘函’或是‘承’字之误(字形相近),这样,不是陈先生指教胡先生,而是胡先生指出陈先生‘前谓净觉为神秀弟子’不妥,陈先生赞同而表示感谢,这样下面接‘惜公稿已付印,吾未改正为憾’才较合理(但‘公’字仍不可理解,或是错字)再向下‘敬覆,并申谢意’也很顺当(如果是指教别人,则无申谢之理)。另外,‘吾未改正’的‘吾’字,陈先生一般用‘弟’或‘寅恪’自称,今作‘吾’,恐也有误。”(《陈寅恪先生的一封信》,发表于“天涯社区·闲闲书话”,发表时间:2003年4月5日)

此文在网上发布后,迅速引发网友跟帖,藏用先生在查阅原件(按:疑即《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之影印件)的基础上,认为《陈寅恪集·书信集》“整理稍有问题,与原函意尚未差”,而“陈福康氏之考释,南辕北辙矣”。尽管藏用对陈氏原函给出了准确的释文,遗憾的是,第2版《陈寅恪集·书信集》未能予以吸纳———新版除了调整此札的编排顺序,正文并无变化;信末所补“(一九三○年?)”,则似源于陈福康先生的推测。

考订此札写作时间的关键,的确是“前谓净觉为神秀弟子”一句。陈寅恪《禅宗六祖传法偈之分析》有句云:“此偈中关于‘心’之部分,其比喻及其体用之说明,佛藏之文相与类似者不少。兹仅举其直接关系此偈者一事,即神秀弟子净觉所著《楞伽师资记》中宋朝三藏求那跋陀之安心法。”(见陈美延整理《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190页)此文首发于1932年6月《清华学报》第7卷第2期(据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第195页;马幼垣《陈寅恪已刊学术论文全目初稿》,载胡守为主编《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第604页)

据此推断,陈寅恪此札似应作于1932年4月30日。可惜1932年2月16日至11月26日的胡适日记仍然缺佚(据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第176-177页),暂难比照、验证。至于胡适的“指教”对不对;陈寅恪是否真的认同;如果认同,后来的刊本为何没有删改———所有这些,笔者力有不逮,只能留待高明赐示。

◎张求会,学者,现居广州

推荐微博

换一换
注册微博
[责任编辑:younghuang]
登录 (请登录发言,并遵守相关规定)
如果你对新闻频道有任何意见或建议,请到交流平台反馈。到微博反馈

企业服务

推广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