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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张闻天、彭德怀被红卫兵批斗和殴打

2012年05月19日09:03人民网[微博]叶匡政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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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967年7月26日,北航和地质学院红卫兵联合召开群众大会斗争彭德怀、张闻天等。在大会上搞了喷气式狠斗不算,还在会场出口处组织一批打手,对面而立形成甬道,每人向彭德怀、张闻天等猛击一下。

张闻天最后十年:几番去信毛泽东都石沉大海

毛泽东和张闻天(左一)在一起(资料图)

文革中张闻天、彭德怀被红卫兵批斗和殴打

彭德怀被批斗

本文摘自《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叶匡政 (微博)

【风暴袭来】

从1965年11月批判《海瑞罢官》到1966年5月挞伐“三家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紧锣密鼓地发动起来。自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用张闻天自己的话来说,他“过的是脱离群众、脱离党的直接领导并听候党的长期考察的孤独生活”。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从未罢免过,但是,他看不到中央的文件,无从知道围绕着对《海瑞罢官》的评论有怎样复杂的斗争;更不用说,对于从《二月提纲》到《五一六通知》党中央高层领导的尖锐分歧,他也是一无所知。但是,借评海瑞的“退田”、“平冤狱”来批判“单干风”、“翻案风”的文字,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张闻天感受到政治气压越来越低,一场政治风暴将要来临。在生活待遇上,张闻天也渐渐等同于一个一般干部了。1965年11月,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调出北京。不久,张闻天被吊销了“供应卡”,接着就撤掉了“红机子”,后来又搬走了一日三餐不可缺少的煤气罐,这一切预示着什么呢?

1966年6月1日晚8时,按毛泽东的指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一下子就点燃起来了。张闻天竭力使自己的思想跟上“革命”的形势。6月11日,他给毛泽东并党中央写了一封短信,表示自己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继续深入学习毛泽东思想,使自己进一步革命化。8月初,他开始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问题》的总题目下面写“学习笔记”,力求从哲学高度来理解发动这场“大革命”的目的、任务和必要性。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会是一场给党和人民、给共和国带来巨大灾难的内乱。他这时也完全没有想到,厄运临头竟会这么快。他不知道,他已经被放到“横扫”之列。1966年7月12日,审查他的专案委员会已经向党中央、毛泽东建议:撤销张闻天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开除党籍,在报刊上公开点名。

8月9日,张闻天按通知到三里河国家经委礼堂开会。踏进会场一看,方才知道是所谓“声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孙冶方大会”。原来在前一天(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经济研究所的造反派跟得很紧,在公布“十六条”的这一天,就召开这个“斗垮”走资派、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大会。

早在1964年秋,康生等人就诬指庐山会议“罢官”后到经济研究所当“特约研究员”的张闻天同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结成“反党联盟”。所以,这天的大会开始不久,张闻天就被揪上台,挂上一块大牌子,戴上一顶高帽子,站在孙冶方的旁边。随后,又有不少人被揪上台来,时值盛夏.挤在一起,酷热难当。挤轧之下,张闻天的高帽子扣到了额下,更加闷热。张闻天血压高,又有心脏病,他竭力支撑着,弯腰低头站了一个多小时,终至昏厥,一头栽倒了。他被拖到后台,造反派中一个女的,还恶声恶气骂他:你别装死,你死不了!张闻天慢慢苏醒过来以后,造反派又不让他休息,仍旧拖到台上,罚站挨斗。这次斗争会持续5个小时,他回到家里向夫人刘英叙述经过,感伤地说:今天差点儿回不来了。

当张闻天从第一次冲击中缓过气来的时候,他想到应该给毛泽东写信。8月22日,他写信给毛主席并中央,报告8月9日被斗情况,说明“自己觉得我还是一个要革命到底的共产党员,我还是想改正错误,改造自己,并继续为党做点工作的人”,并表示“我对革命前途永远是乐观的,我没有任何悲观失望的理由”。9月5日又写一信,都毫无结果。

9月8日,中央办公厅将张闻天的工资关系转出,放到了经济研究所。这样一来,经济研究所的“革命造反派”就更加放手大胆地对他进行批判斗争了。

12月7日,经济所的几个造反派组织联合召开了批判斗争张闻天大会,“勒令”他会后写出“检讨书”。接着,经济所的造反派头头又闯进景山后街甲1号,抄了张闻天的家。他们逼着张闻天打开保险柜,将他1960年底到经济所后写的文稿合订本和十几本“读书笔记”一齐抄走。1967年1月25日,张闻天又被经济所造反派揪去,戴帽、挂牌、游斗。

没完没了的批判、斗争,无休无止地持续着。张闻天已经年近七十,高度近视加白内障,血压高达200/120,心绞痛不时发作。但是,他不能休息,也得不到治疗。无论风沙扑面还是烈日当头,他都得怀揣月票,手提书包,在如潮的人海中,倒换两次公共汽车,赶到经济所去接受审问、批斗。

批判、斗争在1967年夏季中央文革发动包围中南海揪斗刘少奇的日子里达到了高潮。1967年7月26日,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联合召开群众大会,斗争彭德怀、张闻天等人。会前,周恩来派人向红卫兵头头传达几条规定:不许坐喷气式,不许搞逼供信,不许游街,不要武斗。红卫兵头头根本不听。他们是受林彪、江青操纵的,是听命于中央文革的。他们传达和执行中央文革的指示:对群众不要限制过多。在大会上搞了喷气式,狠狠斗了一场不算,还在会场出口处组织一批打手,对面而立,形成甬道,每人向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猛击一下。张闻天被打得满头满脸青包紫块,当场昏厥。幸亏两个解放军战士眼疾手快,把他拽上了卡车。卡车开动,风吹起来,张闻天才苏醒过来。

还有一次是突然袭击。这是配合着8月16日《人民日报》公布1959年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 (摘要)》而进行的。8月21日半夜,忽有一批人逾墙进宅,直闯张闻天、刘英卧室,把他们揪走。直到在一个房间坐定,才知道到了外交部大院。天亮后造反派带张、刘二人到食堂吃早饭。刘英对着稀粥一动不动,张闻天悄悄说:“快喝点,不然顶不住。”喝过稀粥,造反派就押着张、刘二人在外交部大院内游斗,他们被揪扯着,跑步上下楼,把外交部大小办公室、宿舍楼几乎游斗遍了。下午再开大会斗争,张闻天受尽摧残。刘英陪斗,同时受罪。大会开到5点结束,又将张闻天等人押在一间房里。造反派提审,硬逼张承认陈毅是他庐山发言的后台。张闻天坚决否认,说他的发言完全是自己的思想,与别人无关。搞到天傍黑,张闻天和刘英才回到家里。张闻天抚摸着刘英的手,关切地问她:“顶得住吗?”刘英宽慰张闻天说:“你看,这不是顶住了吗?”张闻天端详了一会,看刘英神色确还可以,就说:“你顶住了,太好啦。批斗的时候我老是想着你,又不能看你,真怕你身体吃不消啊。”刘英听他这么说.不由得眼圈都红了。这一对在长征的艰苦岁月中相爱的老革命家,想不到竟被造反派当成了侮辱和体罚的对象。此时此刻,他们真如涸辙之鲋,只能相濡以沫了。

在那失落了人性的所谓“革命大批判”浪潮中,张闻天的人身安全毫无保障。他成了造反派随意摆弄、争相显示“革命”的工具。当时“造反”已经同“夺权”联系在一起,有野心的造反派头头和幕后人物,要捞取政治资本,制造权势,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狠狠斗争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毛泽东这时虽再三呼吁“联合”,要求制止“武斗”,一时也难以控制局面。在这样的形势下,张闻天之受尽折磨,真可以说是在劫难逃。

这时的张闻天,老而病,侮辱加上拳脚,其痛楚非常人所能忍受。然而他默默地忍受着,坚强地挺住,没有流露出一点消极悲观。他不厌其烦地写那些所谓“交代”、“检讨”。一方面,他不能不按当时的流行文体给自己上纲上线,扣上一顶又一顶帽子,另一方面,又写明事实真相,说明原委,对一些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决不轻易放弃自己的独立见解。如果抛开那些空洞的“帽子”、夸张的言词,那么,这些“交代”、“检讨”涉及的史实和思想仍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例如,在1967年8月28日交出的一份所谓“认罪书”中,张闻天概括庐山会议前后自己的基本思想是:“认为我国农业、手工业合作化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因而以后的任务,就不再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只是社会主义建设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矛盾,就是生产和需要的矛盾,因此,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任务,就是解决这个矛盾,即发展生产,满足需要。”他分析自己在这种基本思想的指导下,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有以下6条主张:

1.强调发展生产力,即把“以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把建立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这是把经济放在第一位。

2.强调改善人民生活福利,强调社会主义国家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在物质生活水平上,进行“和平竞赛”。

3.强调利用物质刺激,即利用工资等级、奖金制等,来刺激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生产积极性。

4.强调价值规律及其他经济规律的作用,强调一切生产计划都应服从于经济规律,而不是使经济规律服从于生产计划;强调用经济方法去领导经济;以及强调经济核算、利润指标等等。

5.在生产管理上,强调厂长、工程师、专家等的集中管理,反对在生产中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不断破坏“旧制度、旧规章”;从此也强调了要向资产阶级管理生产的经验学习,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

6.主张“平衡论”、“按比例论”、“生产渐进论”,反对“冒进”,反对大跃进。

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文化大革命”中,张闻天这些探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基本规律的思想、观点,被说成是同党的总路线针锋相对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其目的是要反对和修改总路线,把高速度、大跃进的总路线引导到稳步渐进的路线上去,结果是不要群众运动,取消大跃进云云。

【219起“接待”】

张闻天在被反复进行大会批斗的同时,还几乎天天接受中央机关和全国各地许多单位造反派的提审、质问、调查。据张闻天1967年11月27日递交的一份“接待总结”统计,自1967年1月24日至11月17日不到10个月时间里,他接受审讯、回答问题,或写出材料,或在记录上修改、签字,累计为219起。调查材料大致是以下七个方面:个别干部的历史情况,留学莫斯科期间的情况,刘少奇与白区工作,东北情况,庐山会议情况,外交战线及国内政策。

不论造反派怎样辱骂、恫吓,不论怎样诱、套、哄、逼,他总是认真回忆,据实回答。涉及党内历史情况,干部的是非功过,他不管外界的舆论和压力,也不论这个干部同自己的亲疏远近,总是负责地说明情况,谈自己的看法,决不乱说,从不诿过于人。有时还同调查、审讯者争论起来。常常有造反派对他的交代不满而厉声呵斥,张闻天总是不紧不慢地说:“我知道的就是这些。你们要我说的那些情况,我不知道。”即使因此而遭到拽扯、推搡以致殴打,他也毫不动摇。材料都用复写,一份交出,一份自存。保存下来的这些材料,显示了张闻天坚定、正直的人格。这里顺着时间次序摘录几条:

3月13日,中央财经学院“批判陈云联络站”向张闻天调查陈云的历史情况。3月20日他把写的《对陈云的看法和回忆》交出。材料中说:“我觉得陈云工作比较踏实,有办法;作风谨慎稳当,比较能团结和使用干部”,“对陈云的印象是好的”。他同陈云的经济思想,“在其基本点上,是相同的”,主要是:为了满足群众的物质要求,就必须发展经济,增加生产,要重视物质刺激的作用,强调对生产的自上而下的集中管理,注重技术措施,强调平衡,坚持稳步前进。

陆定一在“文革”前就被打击,“文革”开始中宣部被诬蔑为“阎王殿”,部长陆定一被说成“大阎王”,还怀疑他的党籍。张闻天于6月13日向中央办公厅来人交了答复陆定一党籍问题的材料。他毫不含糊地证明,30年代初陆定一被开除党籍是一桩冤案,当时就已纠正。材料中谈到:1932年团中央被破坏事曾怀疑同陆定一有关,因此陆曾受开除党籍处分;后经审查,证明此事与陆无关,是一错案,即撤销了处分,恢复了党籍。负责审查的是当时中央组织局(局长李维汉)。

6月20日,张闻天把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要他写的关于陈毅的材料交出。他明确地写道:“我知道陈毅对毛主席关于外交政策的指示是执行了的。他对毛主席是表示尊重的。”“我觉得陈毅对总理是尊重的,同总理的工作关系,也是很密切的。”

江青、康生等妄图利用1932年2月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反周恩来。辽宁大学的造反派就此于11月20日质问张闻天。张闻天斩钉截铁地回答,所谓伍豪(周恩来)在1932年发表反共启事一事,“纯系捏造。我同康生、陈云等看到后,一笑置之,因为一则伍已去江西;二,伍绝不会做这样的事。”

张闻天写的材料还涉及杨尚昆、彭真、李先念、李维汉、王稼祥、彭德怀、乌兰夫、宋任穷、李立三、伍修权、吴亮平、孔原、王鹤寿、徐冰、宋一平、曾涌泉、姚依林、程子华、吕正操、刘澜波、王观澜、孙冶方、姬鹏飞、张琴秋、李伯钊、李培芝等许多同志。张闻天在自己不断挨斗蒙受不白之冤的时候、以确凿的事实,证明许多同志的清白,是令人敬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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