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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外来打工者成购彩票主力 问题彩民几成赌徒

2012年05月02日04:55新京报[微博]卢美慧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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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一名农民工彩民买了一整本刮刮卡。

4月28日,一名农民工彩民买了一整本刮刮卡。

4月28日傍晚,北京一家不大的彩票站内挤满了彩民。摄影 新京报记者 周岗峰

4月28日傍晚,北京一家不大的彩票站内挤满了彩民。摄影 新京报记者 周岗峰

中奖700万成“疯狂的赌徒”

30岁的李严兴冲冲地推开彩票站的门,挤开胡立君,自己“啪啪”几下把写在手心的数字敲到彩票机上。一边等待出彩票,一边自说自话:刚才堵车,记了几辆车的尾号,说不定就是今天的大奖号。

段斌也是整天绞尽脑汁想着彩票上的那几个数,他也知道不工作天天买彩票不好,“但中了大奖,就能翻身了。”

“中奖如同中雷。”老袁,这名中过300万大奖的资深彩民,并不认同段斌的想法,“我们这群人,真正过得好的,很少”。

北二环的一处老式的两室一厅,家具摆设很难与数百万的身家联系起来,最醒目的是一尊约50厘米的观音像,顶端写着“有求必应”四个字。

老袁说,很多人以为中了大奖的彩民都会买房、买车或是投资,“咸鱼翻身过上好日子”。但实际上这些彩民更多的还是买彩票,“更疯狂地买彩票”。

老袁描述中大奖那一瞬间,“不是你们想的高兴,是亢奋,失去理智的亢奋,会迷信下一次中更大的奖”。

自己开着彩票点的老袁,自称是中大奖彩民中比较理性的,他的一位朋友买彩票中了税后近700万的大奖后,“生活都被毁了”。

朋友曾是一名老板,接触彩票后,经常一次数万元买彩票。中了大奖后,变成十几万十几万地买,最疯狂的一次投注80多万元。

700多万全投进去了接着买,大房子换成小房子接着买彩票,夫妻离婚还接着买。老袁掰着手指算着说,几年下来这位朋友输掉的钱,“至少4000万。”

记者多次联系老袁的朋友,对方以“太丢人,不愿说”婉拒采访。

“都说彩票用于公益,但谁会把彩民当做公益的人?”老袁说,开彩票站近20年,见多了形形色色的彩民,不管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一旦痴迷其中,就是旁人眼中的标准赌徒,“别人看不起的。”

胡立君的彩票站,7年当中也出过好几个一等奖。和老袁的描述一致,“他们(中过大奖者)依旧买彩票,钱多了,买的更凶了,哪会停下来?”

胡立君曾遇到过一个人拎着35万现金来买彩票,一个号码下几万块的注,“就是孤注一掷”。

小伙“想翻盘”诈买彩票被捕

李严的“堵车尾号”还是没中,这名每月收入三四千元的房产中介,每月至少五六百元花在彩票上,有时一两千元。

他现在就怕3岁的女儿翻自己衣兜,“闺女一发现彩票就会到她妈跟前晃。”只要面额10块以上的彩票被妻子发现,免不了一场争吵。

彩票站老板胡立君对此已见怪不怪,“这和打麻将一个样,除非两口子都玩儿,不然肯定会吵架。”

彩票也让家住顺义的牛玉兰绝望,痴迷彩票的丈夫在去年曾经一次购买3万块的“快乐8”。家里控制了丈夫的资金,他就跟朋友借钱买彩票,争吵几乎成了家里常态。

在彩票圈里摸爬滚打了近二十年的老袁坦言,对于买彩票上瘾的人来说,“个人控制不住,家庭劝服不了。”

每每听到别人说买彩票上瘾,夫妻吵架影响家庭,一脸青春痘的段斌爱接话,“我买彩票,就不用烦这些”。

19岁的彩民王强也爱玩“快乐8”,他的经历足以让段斌警醒。

王强没有正当工作,被警方控制前,也想着中大奖一夜暴富。

今年3月16日,西城一家彩票站,揣着200元现金的王强,玩起“快乐8”彩票。

200元,随着5分钟一开奖,很快花没了。

“他想翻盘挣回来。”彩票站程姓老板回忆,王强恳求记账卖彩票。欠了一万元时,程老板向王强催钱。王强借程老板电话,当场给家人打电话,说让送3万元过来。

信以为真的程老板继续给王强打彩票。快到3万元时,见无人来送钱,程老板主动打电话催问,这才发现电话是假号码。

此时,19岁的王强“心一横”,直接用程老板的手机拨打110,“110吗?我打了三万元彩票,然后没钱给了。”

王强对赶来的民警说,自己越输就越想翻盘。彩票店统计,王强诈买彩票418张,共计29580元。目前,王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西城检察院批捕。

北师大彩票研究中心调研称,问题彩民就是买彩票上瘾,想停停不下来,不买难受,不能自我抑制的彩民。

段斌、李严都不认为自己是问题彩民,胡立君也不认同“问题彩民”的说法,“这样的人多了,也没看到谁出事”。但他们认同,买彩票本身就是赌博行为,“买彩票肯定是会上瘾的。”

彩票站“卖得越多挣得越多”

丰台马连道地区聚集了大量打工者,马连道南街上两家彩票站都异常火爆,每天傍晚都是人满为患。

其中一家彩票点几乎囊括了2004年至今所有市级或区级“优秀投注站”称号,彩票站的老板透露经验,商场开在越繁华的地方越好,但彩票点要开在“穷人扎堆”的地方才能赚钱。

胡立君也证实,他的彩票站也是外来打工者为购买主体。

河南财经学院彩票研究所所长冯百鸣称,最近研究所在深圳做了一个调查,选了五六十个彩票投注站点,找了500多个彩民样本。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外来务工人员是购买彩票的主力,而且有的非常痴迷,“这种购买结构肯定是不合理的”。

“中国彩民行为网络调查”主持者、北师大心理学博士陈海平表示,调查显示,问题彩民的主要人群,有“18岁到45岁,高中和大专学历,月收入1500元到3000元之间”等特点。

北京多家彩票点的老板坦言,类似于“本店喜中大奖”这样的标语,对于外来打工者最有诱惑力,宣传也最有效果。

“我们是有最低销售额的。”闲谈中,胡立君道破彩票站的玄机。他介绍说,每台福彩机器每月的销售额不能低于4万,体彩不能低于2.5万。而且彩票销售额直接同投注站的收入挂钩,“卖得越多,挣得越多”。

昌平一投注站的老板告知,彩票销售也有“末位淘汰”,如果单月的销售额一直上不去,“上面就会有人来调研,或者关闭,或者换地方。”

“这是唯GDP逻辑在彩票领域的反映。”北师大心理学博士陈海平认为,这种不加限制的售卖方式制造问题彩民的同时,也丧失了彩票的公益性。

“被绑架的彩民”和滞后救助

跟一般彩票点的老板不同,老袁主张对彩民加强关注,特别是那些上瘾的彩民,“彩票绑架了他们,根本停不下来”。

他坦言,自己办彩票点也想多挣钱,但是看到的悲剧多了,觉得起码应该有机构为问题彩民提供专业的疏导和救助。彩民为彩票事业、公益事业做了贡献,但他们出了问题,“羊毛被扒光了,就没人管了”。

顺义的牛玉兰为劝阻丈夫借钱买彩票,曾向“彩民服务中心”热线求助。

这个设在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的热线,开通五年来接到过2000余次的电话,有的是询问中奖号码的,有的是哭诉家庭因买彩票破碎的,有购彩成瘾无法自拔自责不已的。

“我们起码告诉他们彩票是随机性的,不可能预测。”一位热线人员坦言,对于上瘾的彩民,很难仅通过电话疏导说服,“我们在电话这头劝他不要相信预测,可他身边有一百多个彩民在预算走势图,这就像在拔河,我们的劝导作用往往要打些折扣。”

陈海平表示,国内对于彩民的研究滞后,更别说专业的疏导和救助机构。

国外强调“责任博彩”,针对“问题彩民”有系统的预防救助体系。比如有的国家规定,彩票投注站和ATM取款机间须有一定距离,防止彩民过度沉迷而造成经济损失。对于已经出现的“问题彩民(赌徒)”,经过相关鉴定会,就有规定强制投注站不能对其出售彩票。彩民个人、投注站、彩票发行机构都有责任避免问题彩民的产生,“多人少买”,以此保证彩票公益性。

国务院法制办政法司处长朱卫国是彩票管理条例草案起草审查工作的直接参与者,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严格守法利善兼求,二是加强对问题彩民的跟踪研究,三是设立专门的问题彩民救助基金,四是加大支持社会力量关注度和解决问题彩民的力度。

(彩民及家属姓名均为化名)

采写新京报记者卢美慧(除署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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