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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饥荒年代的清醒者张恺帆之蒙冤往事

2012年03月28日10:11南方报业网韩福东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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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张恺帆是无为县人,时为安徽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是安徽省第三号政治人物,权倾一时。庐山会议后,他被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成了安徽省的“小彭德怀”,而受牵连的达28741人。

大饥荒年代的清醒者张恺帆之蒙冤往事

彭德怀(前右)1958年上半年到安徽视察,陪同者恰好是张恺帆(前中)。故有人认为彭德怀庐山会议致信毛泽东的材料是张恺帆提供的。张新元供图韩福东翻拍

大饥荒年代的清醒者张恺帆之蒙冤往事

张恺帆

大饥荒年代的清醒者张恺帆之蒙冤往事

“大跃进”期间,安徽城市居民送肥下乡支援农业。董青摄合肥市档案馆提供

张新元跟在保姆身后,蹦蹦跳跳跑去食堂打饭。那些住在自家楼下的乡下人,和保姆抬个大桶,装了满满的稀饭回来吃。

这个细节停留在张新元的脑海里,成为他对大饥荒年代的经典记忆。时间进入1959年,他刚好十周岁,在安徽省政府的宿舍区,有很多2层高的楼房,他的父亲张恺帆和其他三家省领导住在其中一栋楼房内,每家独立单元。张新元与父母住在楼上,那些来自安徽省无为县乡下的亲友就住在楼下。“家里住满了人,父亲不嫌弃这些农民。”张新元不知道自己家里到底住过多少人,只记得一大桶的稀饭都会被吃得精光。(注1)

张恺帆(1908年12月18日-1991年10月29日)是无为县人,时为安徽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是安徽省第三号政治人物,权倾一时。他能给这些乡下的亲友提供庇护。1959年,饥饿已经在安徽省内流行,浮肿病到处可见。张新元记忆中的另一片段是,有人给他父亲下跪。“这个男人跪下求我父亲,具体因为什么我记不清了。可能是因为没饭吃。”张新元对南都记者说,他当时正读小学,在课堂教育中学习到的都是旧社会的农民向地主老财下跪,“怎么现在有人向我父亲下跪?我父亲又没逼租,也不是坏人。新中国怎么这样?这不符合我从小受的教育,所以这个画面印象很深。”

当饥饿的农民凭借关系,在张恺帆家里谋得一口饭吃时,中共中央已经意识到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部分问题。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中央领导全党做了许多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左’倾错误”。(注2)“纠左”运动,也贯彻到安徽。在庐山会议召开后,张恺帆前往老家无为县,宣告停办公共食堂,并处分了一些干部。他在无为县观政潮广场上召开的万人大会上说,“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不劳而获,剥削别人。请问社员搞点小块土地,养几只鸡生几个蛋卖卖,这是剥削了哪个?我们是领导群众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是走共同贫穷的道路。”“这样搞下去,人家要革我们的命了。”此时,无为县和整个安徽境内,已经大面积死人。“惨不忍睹!病人抬死人,埋得不深,没有劲挖,天又热,沿途常闻到腐尸的味道。”张恺帆晚年回忆他1959年7月在无为县的见闻时说。(注3)

张恺帆没有想到的是,以“纠左”为目的的庐山会议,中途改变方向。彭德怀一封3000多字的长信,在庐山受到批判,全国范围内由是开始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斗争。张恺帆很快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安徽省委主要领导称其“大闹无为20天”。他被批斗、下放农村,还遭秘密关押审问207天。(注4)他成了安徽省的“小彭德怀”。受此案牵连,无为县、社、队干部被批斗处理的有28741人(注5)。“我们家族死了20多人,包括我的亲二叔,我之前只知道他死了,后来二叔的外孙告诉我,他是被抓到牢里死去的。”张新元说。

对张恺帆的平反发生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安徽省委也进行了改组。全国范围内的甄别平反工作始于1961年6月,但在七千人大会后加速,“到1962年8月,全国有600多万干部、党员包括受到错误处理的群众得到平反。这是当时进行的所有甄别平反工作中影响最大的一项成果。”(注6)而张恺帆,是所有这些平反案件中,牵涉级别最高的干部之一。平反后,张恺帆恢复党内外一切职务,“文革”结束后,曾出任安徽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等职。1985年离休。

上篇:“歌声笑声四起”?

“天蒙蒙亮,星星还闪着兰(蓝)光,起床的哨声响了,清脆的声音在晨空荡洋(漾)。拿起车拐,扛起锄头,一个个神来焕发,像湖水涌出了村庄。向着碧绿的田野,向着无际的棉岗,歌声笑声四起,随着晨风飞向远方。披着闪亮的晨星,迎着清凉的晓风,踏着露珠晶莹的小径,我们又开始了新的一天的劳动。”

这是1959年7月4日《无为日报》上刊发的一首小诗《新的一天》,作者署名赵同津。诗中描述的是当地农民晨起集体劳动的情形。“星星还闪着兰(蓝)光,起床的哨声响了”应符实况,农民们拿着农具“像湖水涌出了村庄”也大体不差,只是“一个个神来焕发”、“歌声笑声四起”则与现实相去甚远。此时,和全国其他县市一样,无为县正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同日的《无为日报》称,两天前,该县宣传口各单位,“正集中全力,乘胜前进,大开、突开空、荒地,广种蔬菜,他们提出:快种、多种、种好、勤管理,保证在本月十五日做到蔬菜自给。”(注7)

“蔬菜自给”话语背后,暴露了一个秘密:“1958年无为全县粮食实产7亿斤,上报为10亿斤;1959年实产4.5亿斤,上报为9亿斤。虚报的总产只得在社队亩产上浮夸,在粮库里做夸大了的假账,在减少社员的口粮供应上下工夫,大搞所谓‘低标准,瓜菜代’。”(注8)因饥饿,无为县农村人口开始大量死亡。按官方统计,1959年无为县人口死亡率约10%,其中绝大多数为非正常死亡。(注9)

张恺帆正是在7月4日这一天前往无为县调查,开始所谓“大闹无为20天”的历程。无为县陡沟区张家墩是张恺帆的出生地,他出生时,父亲是小地主,拥有土地200余亩,一半佃出,一半雇工耕种。1928年4月,张恺帆20岁,加入中共。1933年10月至1937年8月,他曾被捕入狱,度过3年零10个月铁窗生涯。1952年安徽省建制后,张恺帆任省委常委兼统战部长。1956年7月,中共安徽省第一次委员会全体会议选其为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在15名省委常委中,张恺帆的排名仅在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安徽省省长黄岩、安徽省委副书记李世农之后。1957年底,李世农因反对用专政手段解决群众闹事事件而受到批斗,后划为右派。在反右运动中,安徽全省党内外人士划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3万人。(注10)李世农倒台后,张恺帆成为安徽省内第三号人物。“我父亲后来讲,人无完人,有功劳也有错,要承认错误。反右运动时,他是书记处书记,也错误地批判过李世农,应该道歉。这一点(勇于道歉)我觉得他是不错的。张劲夫(原中顾委常委、国务委员)说他不是当官的料。”张新元说。(注11)

反右派运动造成的一个后果是,真话变得稀缺,很多人为了自保而噤声,另有人迎合领导意图,大肆浮夸与造假。1958年下半年,《安徽文化报》也接到很多来信与来稿,宣称亩产万斤。安徽省文化厅党组成员、出版处处长兼《安徽文化部》总编辑方一清原本支持“大跃进”,但这时他发现问题了。“都是浮夸,上上下下异口同声。这不是开玩笑么?我是农村出来的种田人,从几岁开始一直种到18岁。我对农村熟悉,我不相信。在开编辑会的时候,我说:亩产几万斤?知不知道一亩地面积到底有多大?不可能的啊。编辑部好多人不熟悉农业,但也觉得我说得有道理。我们报纸侧重文化,不怎么登这类报道。但《安徽日报》登了,小女孩坐在高产的水稻秧苗上。我说这是胡搞嘛,上面应该了解一下,不能相信。但结果《人民日报》也登了,都吹了起来。”(注12)

方一清1921年生于无为县长堤乡(现福渡镇)方楼村,曾参加革命打游击,任无为县第一副县长。1959年,他并未回无为县调查,但“那里的一草一木我都熟悉。1959年就开始饿死人了,春节的日子不能过的。我有亲戚到城里来说,食堂已经没粮了,吃草,饿死了很多人。”此时,中央正在贯彻“纠左”方针,方一清没有公开发表文章,只是就饿死人的现象向安徽省文化厅党组提出了建议———他当时没有想到这会成为自己的“罪状”。

这一年的春节,张恺帆也没闲着。他在省委常委会议上建议,省委负责同志在人民公社成立后第一个春节“到下面去,与民同乐”。他后来解释这样提议主要是因为,“老百姓没有饭吃,又没有人敢说”,他希望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亲自下去看看,了解实情。那时,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委都要兼任一个县的县委书记,曾希圣兼肥东县,张恺帆兼巢县。张恺帆在这年除夕去了巢县,“到旗鼓公社和公社干部一起吃年夜饭,公社干部想尽办法,到处奔走,才弄到四菜一汤,有一点肉,一点小毛鱼,鸡都没有。酒呢,是山芋干酒。旧社会再穷,过年也有大几样菜啊。由此可见浮夸风造成后果的严重。”(注13)

当时,全国上下正在进行“反瞒产私分”运动,认为农民私藏粮食,干部带人去农民家到处搜查。张恺帆说,他向省委作了汇报,表示农民真的在挨饿。但曾希圣坚持认为,张恺帆受到蒙骗,此前另一位省委常委桂林栖写了一篇《揭开粮食的秘密》,作为文件下发,内称在桐城查出一两亿斤农民私分的粮食。

农村的粮食不断被征收上去,开始有很多乡下人前来向张恺帆反映情况。“特别是无为,来的大多数是拄拐杖的浮肿病人,有的一进门就喊‘救命’,还有我的亲戚,来了就躺在我的家中,不肯走了。惨状触目惊心,忍无可忍。我决心再到巢县、无为乡下做些调查。许多好心人劝我:”不要下去吧。下去也没有用,讨批评,何必呢?‘我说:“怕什么呢?共产党不能不关心群众疾苦。’”(注14)

张恺帆只在巢县做了短暂逗留,就去了无为县。7月4日至23日,他在这里掀起了一场风暴。

中篇:“大闹无为20天”

1959年7月4日,张恺帆在巢县发现情况比春节时严重,公共食堂一概是清水煮青菜、萝卜叶子。刚从无为县赶来的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杨杰说,无为的情况更为严重。他们于是来到了无为。“第一镇是石涧,路上行人没有一个不带拐棍的,村上的小孩子瘦得不成人形。到农户家里看看,大多数躺在床上,呻吟不绝。”(注15)

很多人向张恺帆下跪求救。他们说,“我们还不如鸡,鸡一天还有两把米。”“听说上头规定每人每天二两原粮(稻、麦而非米、面),能发到我们手里也好。发给食堂,层层克扣,我们就一点见不到了。”“食堂不能再办了。”“张省长,把自留地还给我们,我们也度度命。”张恺帆印象深刻的是石涧区沿河梢村,“全村十几户人家就有九个孤儿!农民家里,第一个饿死的,家里人还给他弄几块板,钉个棺材。第二、第三个饿死的,就只用竹床或门板抬出去。第四、第五个就更惨了。”(注16)

张恺帆晚年回忆,当晚,在无为县城,县委书记姚奎甲在向张恺帆汇报时,仍坚称1958年全县共收粮食13亿斤,上交7亿斤,现在农民每人每天可得4两原粮,全县浮肿病人不过万把人,“浮肿的人都是好吃懒做,不做事当然没有饭吃。”但第二天,他从无为县粮食局长处获知,县里有两本账,一本7亿斤,另一本13亿斤。前者准确。他知道县委书记在说谎。(注17)

不过,7月7日张恺帆在无为县五级干部会议上作长篇讲话时,还是首先表示:“对1958年的成绩和今年午季丰收的成绩是不能动摇的”。“特别是去年那样大的旱情,我们还取得了很大丰收,全县粮食总产在十一二亿左右,超过以往任何一年。今年午季产量也不低,比去年有了很大的增产。”(注18)

张恺帆在将“我们的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一笔带过之后,着重讲的是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我们也存在缺点……主要是在完成粮食征购任务的同时,没有很好地考虑到群众生活,也就是没有把群众生活安排好。”他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提法并不科学:“肚子”比“面子”重要;现在问题非常严重,“病人很多。特别是浮肿病很多、粗腿很多,妇女子宫下垂很多,闭经的很多。我们到了许多村子都看到床上睡着病人,每个村子都有。病人为什么这样多?57年、58年有这样多么?很显然,与我们不关心群众生活是分不开的,如果谁说这与生活没有关系,那要检查这个同志的群众观点。机关里也没有,我也没有,省里没有,县委会我看也没有,关起门来说亮话,就是生活没有搞好,没营养,再加上去年大跃进劳动过度所造成的。现在有许多人骨瘦如柴,争(睁)眼看不到这个事实是不对的。”(注19)

张恺帆并没有说出已经大规模饿死人的事实,他甚至没有直接提及饿死人。(注20)但他不断提及干部的工作作风蛮横,曾逼死社员:“群众现在对我们意见很多,我讲今天到会的干部,当然大多数是好的,但也有一部分人,骑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动辄就是打骂,不给饭吃,有的作风坏到这样程度:”吃干饭上前(怕被人吃完了),吃稀饭上后(前面稀些后面稠些)‘,群众意见很大。我们讲作为一个党员,一个干部,应该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可是他们这样还嫌不够。有的白天吃三餐,晚上还要吃夜餐,我亲自在黄汰城看见两个人在食堂里吃两碗很厚的面疙瘩,油倒得像浓茶,原来这两个人都是干部,群众揭发他们不仅好吃,而且经常打人,有一个是生产队长,还逼死一个社员。“”浮肿病人吃的红糖、黄豆,有些干部还从中卡油,据说有个地方发了几十斤红糖被几个医生全部分掉。这些人要加倍处分,他们在’死人手中抓饭吃‘,不处分怎么得了!“

张恺帆还说,中央指示,死人要深埋,上面竖碑,栽几棵树,一个公社可以搞几个公墓区。现在无为县乱挖人家坟墓的行为脱离了群众。他打算在无为县蹲上几个月不走,对发现的克扣粮食行为一定依法纪严处。在这次讲话行将结束时,张恺帆宣布了三项纪律:不准打人、骂人、捆人;不准克扣口粮标准;不准营私舞弊(包括贪污腐化在内)。(注21)

干部“工作作风问题”是张恺帆批评的重点,在接下来几天的讲话中一再提及。1959年7月22日,张恺帆在无为的一次会议上说,“基层干部动辄打人,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比较普遍,从上到下,几乎都有。我们有个县委委员,名叫赖风旭,在三官殿打人,同时我昨天还接到一封来信,说他老婆在那里吃喝嫖赌,样样都来,赖在养殖场里,据说问题很多。宗发有个基层干部,打了44人,其中因打致死的贫农五人。打了之后还扣人家伙食,同时,打人的时候,又不准人拉,谁要拉他就打谁。有个人被打致死,他的家属到大队要2块钱买官(棺)材都没有要到。他打的人,从七岁到63岁,老少都有。曾经一早上打碎人家六口锅。这个人现在逮捕了,可是有些人还在顾虑,他是曾政委的警卫员,整他他要告状。曾政委难道会庇护在他面前工作过的人吗?你们把省委首长看得这样简单。我们在处理干部的时候是要保护干部的积极性,但是,是否违法乱纪,致成人命,严重的破坏党的政治影响的人,也要保护他的积极性呢?如果这样搞,那就要损害广大人民的积极性。”(注22)

这里所提到的曾政委,即是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

按照一个半月后无为县的汇报材料,张恺帆在无为县共处分15名干部,此外还“骂了九人”。(注23)在无为县,张恺帆提出著名的“三还原两开放”:吃饭还原(解散食堂)、房屋还原、小块土地还原;开放水面,开放自由市场。他晚年回忆说,在7月7日讲话之前,他在无为县西乡、东乡、南乡考察了二三十个公社,回到县城后即决定给安徽省委写报告,同时停办食堂。稍晚,正在安徽庐江县调研的省委书记处书记桂林栖,也被张恺帆叫到无为,张恺帆希望桂能与他一同反映无为的现状。“我知道,这种时候,我一个人反映,曾希圣同志肯定是不会相信的。”

此时,张恺帆已将无为县200万斤粮食装上船,准备完成省委要求的征购任务。“王光宇同志一天几次电话向无为要粮食,张口就是几千万斤……他(桂林栖)把桌子一拍:”装上船也不行!卸下来!粮食一点也不准调出去!‘“张恺帆说,这之后,他打电话给安徽省候补书记、副省长陆学斌,希望他从省委宣传部派两个人过来。陆学斌派来了《安徽日报》的两名记者。张恺帆让他们写一份报告外加一份内参。”如果省里讲不通,就把内参送到中央去。不管有多大风险,我是决心要把实际情况反映上去的。“(注24)

只是,令他意外的是,正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改变了政策方向。他也因此受到牵连,与陆学斌一道被打成“妄图修改总路线”的“张陆联盟”。

下篇:扫地出门,批倒批臭

按张恺帆晚年的回忆。他在无为县调查时,安徽省委常委宋孟邻等人也来到无为,“对凡是我调查过的地方,他全都重新‘调查’一遍;凡是我说情况严重的地方,他都说不怎么样。他避着我召开地、县干部会议……宋孟邻当着我的面不敢讲什么,却背后放空气:”张某人肯定要犯错误了,他大闹无为二十天。‘后来我才知道,我在无为解散食堂,他们已经派高鸿(安徽省委常委)专程把我写的反映无为情况和意见的报告送到庐山给曾希圣、黄岩看了,说我’大闹无为二十天‘,’擅自强迫解散食堂‘。宋还背着我找白犁平(安徽省民政厅厅长)、夏云(安徽省政府办公厅主任)谈话,说:“张某人不看全局,专看阴暗面!’我再在无为蹲下去也没有意思了,就回到了合肥。”(注25)

回到合肥后,张恺帆发现,此前曾支持他的省委书记处书记桂林栖也改变了态度,认为“无为的情况还是可以的。”因为彭德怀1958年上半年来安徽时,陪同者恰好是张恺帆,故有人认为彭德怀庐山会议致信毛泽东的材料是张恺帆提供的。1959年8月4日,安徽省委专门就张恺帆案形成报告,送给庐山开会的曾希圣,后递交给毛泽东。8月10日,毛泽东做了批语:“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安徽省省长黄岩提前从庐山回来,召集省委常委会议,张恺帆开始受到长达51天的批斗,被“扫地出门”。(注26)

“父亲要写检讨,不让回家。”张恺帆之子张新元说,父亲有时会带他出席批斗会,他对此有模糊的印象:在合肥稻香楼宾馆地下的会议室里,因天气炎热,而放置了一个堆满冰块的大木盆降温。现场人并不是很多,张恺帆写的检讨无法被通过,大家坐着批斗他。

有的批斗会则人数众多。庐山会议后,安徽省文化厅党组成员方一清参加了安徽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主会场在江淮大戏院,坐了1000多人,还有别的会场,一共有2000多人与会。大会开了几天时间,传达庐山会议精神,接下来小会批斗张恺帆。”方一清记得比较清楚的是一次一两百人参加的批斗会场,张恺帆没有受到体罚,他坐在那里,既不反驳,也不检讨,只是沉默听那些批判话语。

方一清说,当时发言的人很多,以省委领导为主,他没有发言,同时意识到自己也可能在劫难逃。果然,他也很快因“反对大跃进,说放卫星是假的”、“配合张恺帆向党发动进攻,说人民公社饿死人”等罪状而被打成右倾分子。在被打倒之前,安徽省文化厅拟任方一清为单位内的反右倾办公室主任,方一清说他拒绝了。“我知道这个职位要说瞎话,我不愿斗人,就说自己思想跟不上,不够条件。”这后来也成为方一清的一条罪名,不仅辜负党组织的信任,而且牵涉到对庐山会议的态度。

无为县开始收集并汇报张恺帆的相关材料,内容包括张恺帆在无为期间的讲话、批示、调查报告、通话记录等,张恺帆会见过的人接受了调查,县委相关领导还专门就某些情况做了说明,包括张恺帆1957年在无为的讲话也被翻了出来。(注27)对张恺帆的批判并不局限在“三还原两开放”,包括他在巢县“站在地富立场,引起思想混乱”,以及保护反革命分子刘某的历史也被揭发出来。他讲过的一句话———干部两个保姆,以前资产阶级这样的也不多,同样被认为是反党言论。此外,另有材料举报他违反交规反要抓交通协管员及“大闹胜利旅社”辱骂服务员,不一而足。(注28)总之是要从各个层面将其批倒批臭。

1959年国庆前几天,张恺帆一家被下放到淮北劳动。这之后他还曾被秘密囚禁,调查解放前坐牢的经历,欲定其为“内奸”。(注29)张恺帆受到批斗后,安徽农村的境况每日愈下。无为县刚刚升起的希望又沉了下去。“我老家方楼村有100多人,饿死了一半。我家也死了不少人。他们也来求援过,我没办法。自己都吃不饱,一个月20多斤粮,乡下来人还要招待。”方一清说,他的岳母、内兄和解放前刚刚分家的叔叔都在死亡名单上。

做了三年右倾分子之后,张恺帆在1962年6月被宣布平反。依官方数据,在无为县大跃进人口最低谷的1960年,人口总数为662557人,而此前该县人口最多的年份是1957年———982979人。三年来,无为县人口减少了约32万人,大约是该县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注30)而整个安徽省农村1961年较1958年共减少了449万人。(注31)

注释

注1:张新元2012年1月于安徽合肥接受南都记者专访。下同。

注2、6:《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

注3、4、5:《张恺帆回忆录》张恺帆口述,宋霖记录整理,宋霖、刘思祥注释。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注7:《无为日报》1959年7月4日头版报道《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宣传口各单位干部积极开垦种菜》。

注8:《无为县志》126页,无为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注9:据《无为县志》,1959年无为县人口死亡人数为86278人,死亡率为9.747%.而在1957、1958年年,死亡率分别为0.913%和1.104%.

注10:参见《张恺帆回忆录》。

注11:在《张恺帆回忆录》中,有关于李世农“因为如实反映情况”而受批判的段落,但并未提及张恺帆参与批斗,也没有就此道歉。

注12:2012年1月,方一清在合肥家中接受南都记者专访。下同。

注13、14、15、16、17:《张恺帆回忆录》。

注18、19:《张恺帆同志在无为县五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无为县档案馆馆藏。《张恺帆回忆录》也收录该讲话,但个别地方有增删。譬如,删掉了“对1958年的成绩和今年午季丰收的成绩是不能动摇的”,在“全县粮食总产在十一二亿左右”前增加了一句“据县委汇报”。

注20:戴厚英在1992年3月《随笔》杂志发表的《恺老,您好》中说,“在那谎言无价,人命如草的‘大跃进’年月,安徽人民的状况只能用血泪书写……就在这个时候,张恺帆发出了一个真实的声音:百姓家里没粮了,他们已经饿死了。”事实是,张恺帆并未直言饿死人,这大概因为当时的氛围下,公开宣说饿死人仍是重大政治错误。

注21:1959年7月7日《张恺帆同志在无为县五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

注22:《张省长在无为县公社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无为县档案馆馆藏。

注23:《张恺帆处分和骂干部情况》,1959年9月6日统计。无为县档案馆馆藏。

注24、25、26:《张恺帆回忆录》。

注27:见无为县档案馆档案《关于对反党分子张恺帆在无为进行反党罪行活动、检举有关材料及省委张陆联盟的会议》。

注28:参见合肥市档案馆相关档案。

注29:《张恺帆回忆录》。

注30:参见《无为县志》。无为县实际人口以1961年为最低,但因迁入人口多,故总数超过1960年。该统计数据也疑似造假,因为出生、死亡和迁入、迁出的人数,和总人数的增减并不吻合。

注31:见《当代中国的安徽》第602页附录二《安徽省综合统计表》之人口数,1958年年末安徽农村总人口为2997万人,1961年末为2548万人。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3月版。

◎1959年,张恺帆来到了无为,“第一镇是石涧,路上行人没有一个不带拐棍的,村上的小孩子瘦得不成人形。到农户家里看看,大多数躺在床上,呻吟不绝。”张恺帆印象深刻的是石涧区沿河梢村,“全村十几户人家就有九个孤儿!农民家里,第一个饿死的,家里人还给他弄几块板,钉个棺材。第二、第三个饿死的,就只用竹床或门板抬出去。第四、第五个就更惨了。”

◎张恺帆回忆,在无为县城,县委书记姚奎甲在向张恺帆汇报时,仍坚称1958年全县共收粮食13亿斤,上交7亿斤,现在农民每人每天可得4两原粮,全县浮肿病人不过万把人,“浮肿的人都是好吃懒做,不做事当然没有饭吃。”但第二天,他从无为县粮食局长处获知,县里有两本账,一本7亿斤,另一本13亿斤。

◎在无为县,张恺帆提出著名的“三还原两开放”:吃饭还原(解散食堂)、房屋还原、小块土地还原;开放水面,开放自由市场。张恺帆还让《安徽日报》的两名记者写一份报告外加一份内参。“如果省里讲不通,就把内参送到中央去。不管有多大风险,我是决心要把实际情况反映上去的。”

◎彭德怀1958年上半年来安徽时,陪同者恰好是张恺帆,故有人认为彭德怀庐山会议致信毛泽东的材料是张恺帆提供的。1959年8月4日,安徽省委专门就张恺帆案形成报告,送到庐山。8月10日,毛泽东做了批语:“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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