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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菲石油污染大案重回中国式赔偿老路

2012年03月13日11:30财新网[微博]宫靖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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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区区10亿元人民币赔偿金,让康菲跳出了索赔漩涡。春节至今,在肇事方的冷眼旁观之下,政府调解赔偿乱局已现。法律诉讼突现停滞,赔偿金无法覆盖损失,僧多粥少已成定局,分配矛盾在所难免。

康菲石油污染大案重回中国式赔偿老路

2011年8月31日晚,河北唐山乐亭,出海归来的渔民正在将死虾分拣出来。康菲溢油给当地渔业带来巨大损失。赵建中/CFP

区区10亿元人民币赔偿金,让渤海溢油肇事者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下称康菲),跳出了索赔漩涡。春节至今,在肇事方的冷眼旁观之下,政府调解赔偿乱局已现。

一方面,法律诉讼突现停滞。2011年12月30日获得立案的河北乐亭29名养殖户状告康菲、中海油案,至今仍为孤例,其他同类案件未被立案。不仅如此,这一案件遭到法院口头“劝退”。

渤海溢油事故至今已近九个月,但国家海洋局起诉尚未发起。公众记忆犹新的是,该局曾再三宣称,将向来自美国的康菲追索“上不封顶”的海洋环境损害赔偿。

另一方面,自2012年1月25日农业部、辽宁省、河北省与康菲、中海油达成赔偿协议后,各方原先设想的第三方赔偿基金走了样,变成地方政府主导分配,受损养殖户和渔民接受政府调解。赔偿金无法覆盖损失,僧多粥少已成定局,分配矛盾在所难免。

问题的实质或许不在于此,让多位环境法学者惋惜的是,这一大型环境污染事件重回中国式赔偿老路。

第一案遭“劝退”?

面对环境污染事件时,通过法律、行政处罚等手段,尽量厘清环境损害情形,可以让污染者付出应有的代价。这在美国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巴西海上溢油事件中,都有体现。

发生在2011年6月中国渤海、规模不亚于巴西海上溢油事件的康菲溢油事件,原本朝此方向努力。

2011年7月,当事件为公众获知并激起民愤之后,国家海洋局高调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领导表现出前所未有之强硬姿态,声称将代表国家向康菲追偿海洋环境损害赔偿。此后两月内,该局又高调在全国招聘律师团队开展工作。

官方强硬表态之外,民间受损养殖户和渔民也在寻求法律通道。2011年12月30日,天津海事法院突然宣布对29名河北乐亭县养殖户状告康菲、中海油案立案。该院副院长李秀杰当时告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另一起107名养殖户诉案,也已进入立案审查阶段。他表示:“决不会让权益受到损害的群众告状无门,会依法平等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变化出现在春节后。2012年1月25日,龙年大年初三,康菲与其中国合作伙伴——中海油,与农业部和有关省份达成一笔总计金额为13.5亿元人民币的协议。其中,康菲出资10亿元,用于河北省、辽宁省部分区县养殖生物和渤海天然渔业资源损害赔偿和补偿;康菲和中海油还分别从其承诺的海洋环境与生态保护基金中,列支1亿元和2.5亿元,用于天然渔业资源修复和养护、渔业资源环境调查监测评估和科研等工作。

赔偿协议达成后,国家海洋局再无强硬表态,民间索赔案也出现微妙变化。“我接到法院电话通知,让我到法院去一趟。我以为会通知案件开庭时间,法院却建议我撤诉。”张福秋告诉财新记者。

张福秋是29名养殖户状告康菲、中海油案的原告方诉讼代理人。由于该案被媒体冠以“起诉康菲第一案”,并无律师执照的民间诉讼代理人张福秋,无意之间成为“名人”。

据他介绍,他2月11日左右接到法院电话后,当即赶至天津,受到“高规格”接待。天津海事法院一位副院长和立案庭一位负责人对他非常客气,说打官司需要的时间很长,并且有赢有输,风险很大。“两位领导最终建议我撤诉,回去找当地政府,接受调解。”

张福秋介绍,他代理的案件索赔额达2.3亿元,因此立案费高达120万元左右,目前已向法院缴纳60多万元。法院方面表示只要撤诉,立案费全部退回,“未来如果对政府调解不满意,可以再来法院起诉。”

张福秋当时对法院说,撤诉得经过29名养殖户同意。而29名养殖户代表之一的栾树海告诉财新记者,张福秋从法院回到乐亭不久,他也接到天津海事法院立案庭的电话,同样是建议撤诉。栾树海当即表态不考虑撤诉。

3月6日,天津海事法院研究室一位负责人接受财新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他没有听说法院有上述撤诉建议。“这只是民间传言,建议媒体不要采信。法院至今并没有作出撤诉裁定,因此该案还处于立案状态。至于何时开庭,现在还没确定。”

另一起107名养殖户起诉康菲的案子,更是处于尴尬境地。该案原告代理人赵京慰律师告诉财新记者:“请求立案已经好几个月了,法院不裁定立案,也不裁定不立案。”

天津海事法院研究室上述负责人称,107户起诉案件确实还在进行立案审查。他还表示,法院目前未接到上述两案之外的其他立案申请。

中咨律师事务所律师夏军告诉财新记者,并非没有其他养殖户要起诉康菲,而是受损者都在看法院“脸色”,如果法院在前面两起案件诉讼方面表现积极,其他案件才会相继提起。据介绍,他已与部分养殖户达成协议,只待起诉条件成熟,就会提起诉讼。

走样的基金

受到损害评估和证据收集困难等因素影响,发达国家的环境损害案件也并非全部通过法院起诉来解决。实际上,生态赔偿基金是近年被多国认可的一种有效理赔方式。

美国墨西哥湾溢油、巴西海上溢油的肇事方均建立了由独立第三方主持的赔偿基金。在法庭之外,基金尽量基于对受损情形的评估,以协商谈判的方式赔偿。渤海溢油发生后,在社会各方呼吁之下,康菲也表示建立类似赔偿基金。

多次媒体见面会上,康菲高层一再向媒体描述未来设立的基金模式——不由康菲方面主导,也不由中国政府主导,而由独立第三方主导,基金的主持者要包含中外有名望的海洋专家。

然而,康菲10亿元赔偿资金,最终由中国各级政府主导,完全不见独立第三方身影。

财新记者在河北养殖大县昌黎、乐亭实地调查发现,两县已展开赔偿前期工作。两县水产部门工作人员均证实说:“资金分配方面,政府已定了调,这回康菲赔到各个地方的钱,政府部门一分钱不留,全部发放给受损的养殖户、渔民。”

赔偿程序也基本确定。昌黎县水产局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说:“钱怎样分配,完全由上级政府层面决定。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做养殖户、渔民受损害情况普查,按养殖种类不同分好类,然后根据总盘子大致定一个赔偿方案,再上报政府参考。政府初步决定后,要全部公示,然后根据反馈意见再调整。预计这个工作得做好几个月。”

一位接近乐亭县水产部门的人士透露,此次分配赔偿金,政府最主要的指导原则是公平,很大可能会依据养殖的亩数或笼数等,按统一标准平均分配。“至于损失大小的不同,是否真的由康菲溢油造成损害,则不会被深究。因为这些也不太容易真的搞清楚。”

多位研究环境法的律师和学者表示,中国政府此次积极与康菲谈判,争取了高达10亿元的赔偿金,在赔偿分配上又力主政府不截留,全部分配给民间受损者,其处理方式和结果比过去进步许多,值得肯定。但这仅能代表中国传统的政府调解模式更加完善,整体上仍是重回老套路。

“这种老套路的危险之处在于,中国政府部门由环境损害的受害者、赔偿的规则制定者,变为了赔偿的主导者,将矛盾和麻烦全部揽向自身,极易滑入民众上访与政府维稳的传统怪圈,后患无穷。由于这种做法回避查清环境损害,没有法律依据,肇事者和受损者最终都不一定服气。”一位环境学者说。

分配乱局

左右中国政府最终赔偿方案的,或许是“三个”油颗粒。

正如不同的人指纹不一样,不同油田产出的油,光谱、色谱图也有区别,被称为“油指纹”。通过比对溢油颗粒与原油颗粒的“油指纹”,可以确认溢油来源。

渤海溢油事件发生后,环渤海诸省的沿海地区,官方和民间均声称不同程度的遭受损失。但经过油指纹鉴定,只有辽宁绥中东戴河浴场沿岸、河北京唐港浅水湾浴场和河北昌黎海岸三个地方发现的油颗粒,证实来自蓬莱19-3油田。

截至目前,针对康菲10亿元赔偿金,农业部、辽宁省、河北省均未公布正式分配方案,也未明确分配原则。

财新记者辗转获得初步消息,此次10亿元康菲赔偿资金大致按照上述“三个”油颗粒分配。未被证实、业界流传最多的说法是,辽宁因东戴河浴场油颗粒可能获得3亿余元,隶属河北唐山的乐亭县因浅水湾浴场油颗粒可能获得3亿多元,而河北秦皇岛因为下属的昌黎县发现油颗粒,也可能获得3亿多元。

因为缺乏油指纹证据,距离蓬莱19-3油田最近的山东省,以及天津市,则可能被排除在10亿元赔偿金之外。农业部新闻办通报也只是称“河北省、辽宁省人民政府将组织做好资金发放落实工作”,丝毫没有提及山东、天津两地。

近期,山东省养殖户和渔民不满的声音充斥各家媒体,自主维权已然展开。

2月21日,山东烟台市长岛县砣矶岛的204户养殖户,举行“长岛油污重灾区直接向康菲索赔新闻发布会”。北京华城律所律师贾方义接受委托,准备向法院起诉,向康菲索赔6.06亿元。这并非山东惟一个案,贾方义此前也接受过烟台牟平地区30位渔民的同案件索赔委托。而在山东小清河入海口附近的洋口镇,300多条渔船的船主也计划向康菲提起索赔。

在河北省,与乐亭县同属唐山市的唐海县养殖户和渔民,也十分忧虑。他们与乐亭县相邻,海水养殖面积多达数万亩,2011年同样发生了海鲜大量死亡事件,损失惨重,却有可能在赔偿名单之外。

肯定会分到赔偿的地方也有怨言。昌黎县多名养殖代表对财新记者说,昌黎扇贝养殖面积高过乐亭县,海参养殖面积相差不大,但昌黎可能与秦皇岛市其他沿海县共享3亿多元赔偿款,而乐亭可能一个县独享3亿元多。“同样遭受了损失,为何未来赔偿待遇不同?”

乐亭、昌黎两地受损者还认为,从总盘子看,赔偿远不能覆盖损失。

来自昌黎县水产局的官方数字显示,截至2011年5月,该县有扇贝养殖面积65万亩,海参养殖面积4.5万亩。就算传说中的3亿多元全给昌黎县,除去补偿对虾等其他海鲜的款项,分给扇贝养殖户的不过是每亩两三百元,海参养殖户也不过每亩三四千元,仅相当于补偿养殖户一个“苗钱”,据称是其实际损失的百分之二三十。

乐亭状况比昌黎稍好,但也有类似担心。两地多位渔民代表称,政府方面现在还没有正式和他们商量赔偿事宜,具体赔偿标准没有出来,所以未来要怎么办,现在还不太好说。

两地养殖户还有一个共同忧虑,就是认为政府负责发放的钱并不好拿,或许会附加各种条件。比如,昌黎养殖户担心政府会不会搭车收取海面占用费,乐亭渔民则担心政府会不会乘机实施养殖整顿,为未来收回海面搞沿海经济做准备。

很多养殖受损者对现实感到“很无奈”。“告吧,法院不给你立案。和政府谈吧,赔偿少得可怜。上访吧,效果不知道,还不能单户或者少数几户上访,这样当地政府未来可能给你穿小鞋,只能联合很多人。你说怎办?”一位昌黎养殖户说。类似的话,被很多受损养殖户重复。

肇事者康菲对于付出的10余亿元也不服气。其多位高层面对媒体时称,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只对周边较小范围海域造成轻微污染,且很快消失;没有证据表明事故对环渤海沿岸造成污染。在康菲的官方文件中,这笔钱一直被称为补偿金,而非赔偿金。

(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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