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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仁大学是怎样被政治接管批判并拆分的

2012年02月23日08:52中国周刊周昂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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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以英语为主的西语学系,高年级学生并入北京大学,低年级的学生全部改学俄文。到了1952年9月,除经济、哲学等系外,辅仁大学已全部并入北京师范大学。曾显赫一时的辅仁大学自此在大陆消失。

建国后辅仁大学是如何从大陆消失的

1942年4月辅仁大学老校长陈垣在返校节运动会上的演讲。资料图片

建国后辅仁大学是如何从大陆消失的

辅仁大学旧址。图/郭逢晨水粉画作品

辅仁的消逝

1952年,新建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按照苏联模式教育体系,对全国旧有高等学校的院系进行全盘调整,清华从此由一所综合性大学变为单纯的工科大学,北大自此脱胎换骨,秉承了民间办学的私立大学自此成为绝响,在近现代教育史上曾经名盛一时的教会大学自此也销声匿迹。

这场教育体制改革,涉及全国四分之三的高校,史称“院系调整”。20世纪后半叶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基本格局正是由此发端。

在这场对中国当代教育影响深远的“院系调整”运动中,由天主教人士创办的北京辅仁大学被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原校名撤销,迄今已整整一个甲子。

这一年与辅仁一同消失于这一年的“教会大学”,还有著名的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等十余所学校。在20世纪前半叶,这些让人如雷贯耳的校名,曾经代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顶尖水平。

无解的问题

1948年秋,北平学生石椿年报考了辅仁大学经济系,他记得,面试环节中,经济系主任赵锡禹先考了他一道英文题,然后特别问起了他对校园中学生游行活动的态度。

国共战事正酣,政治斗争的痕迹亦出现在辅仁大学的校园里,这令每个人都不得不加以留意。次年6月30日,罗马天主教廷驻辅仁大学代表芮歌尼来到了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拜访了其主要负责人周扬。此时大半个中国已经解放,芮歌尼试图从周扬口中探听一下,即将建立的新政权对于辅仁这所教会大学的态度,从当时留下的文字记录看,这位美国人的口吻可谓客气而谨慎。

他的第一个问题是,“政府对私立大学的处理是否已有新的法令?”周扬答:“一般地说,外国人在中国开办学校,这件事实本身就损害了中国的教育主权。”

在这段具有“定调”色彩的答复中,周扬提出了一个所有教会学校都面临的敏感问题。

辅仁大学发端于1912年,当年9月,中国天主教两大领袖--马相伯、英敛之联袂上书罗马教皇,请求教廷派人来华,创办一所大学。1921 年12 月, 教皇正式发出在华举办大学的谕令, 并且全权委托美国“本笃会”负责。依教廷和“本笃会”的本意,他们自然希望这所学校能成为传播天主教的阵地。但事与愿违,“五四”之后的1920年代,随着民族主义高涨,不论北洋政府颁布的《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还是后来国民政府颁布的《私立学校规程》,都特别强调,教会学校须由中国人管理,并不得以宣传宗教为目的。

对于这些政策,很多新教人士都表示了反感和抵触,殊堪玩味的是,在教阶、习俗、仪式方面都更加严格的天主教会,此时却展现出了十分圆融的姿态。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创办初期,辅仁讲授的课程包括中国文学、历史、哲学、英文、数学等,宗教内容仅在哲学系课程中有所涉及。石椿年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当年学生与神父之间可谓“井水不犯河水”,很多同学几年下来,连那些穿黑袍的外国人是谁都不认得。

因此,不论是北洋时代,还是国民政府时期,辅仁大学都凭借着其积极的“本土化”,与执政者保持了较为良好的互动。

不过,当新时代来临,过去的经验已无法提供现成的答案。

6月30日,芮歌尼对周扬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宗教学说作为学术研究能否视为选修课程?”

周扬的答复是:“宗教学说作为学术研究当作选课是可以开的,但必须保证学生真正自愿选修,不得加以任何勉强。”

芮歌尼追问:“关于唯物史观一类的学说是否也当作选课?”

周扬说:“社会科学其中最基本的就是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应当列为大学必修课。”

政治的影子

在相当久的一段时间里,辅仁大学是以一副“闭门读书”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的。一句流行于京城的顺口溜是:“辅仁是个和尚庙,六根不静莫报名。”暗指其学风之严谨。

1930年4月,辅仁大学教务长刘半农对学生讲话时,曾提到一个有趣的故事:去年秋天,有个考生来投考他主讲的国文系一年级,因为该生“程度太差”,刘半农便把他降到高中二年级去了。这位学生很不服气,走了。几天后,当刘半农经过某大学门前,看见校门上的榜单,这位学生竟然列本科国文系第一名。可见,“本校以前招生程度,并不算很低。”

“严进严出”是辅仁大学的一大特色。过去,各大学没有统考试题,都是自主招生,辅仁大学除了基本的笔试之外,还要举行面试,确定考生的确具备一定的学力。在很多考生的印象中,他们进入辅大的过程都如履薄冰。

根据辅大教务处规定,一年有四次严格的考试,随堂小考更是不计其数。课堂风纪也抓得极严,石椿年上高中时,来辅大旁听课程,曾亲眼见到一个高个子的中国人“查堂”,没来听课的学生均被记录在案。他认为,“这里是个读书的地方”。

尽管教学管理近乎苛刻,但也的确可以提供真正的学问。辅大自建校以来,始终竭力设法聘请海内外知名学者前来任教。沈兼士、刘半农、萨本铁、范文澜、启功等声誉卓著的学者都曾在这所学校留下踪影。

在这种环境下走出的学生,日后大都成为了在社会各领域有突出贡献的人。他们当中包括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著名指挥家李德伦,文物大师朱家溍等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

然而,在1950年6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长马叙伦专门对“闭门读书”的教育予以批判:“决不能重蹈过去所谓‘为学术而学术’的覆辙,忽视人民和国家的需要。”

人民和国家的需要是什么?“新中国的教育应该是反映新中国的政治经济, 作为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斗争工具的新教育。”

也就在这次会议上,教育部明确提出了要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统一地进行院系调整。马叙伦强调:“我们要在统一的方针下, 按照必要和可能, 初步地调整全国公私立高等学校和某些系科, 以便更好地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

为此,北平解放之后,学校已经开始对专业和课程设置进行局部调整。《新民主主义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等政治思想课首当其冲,成为各系必修课程。而原先的“家政系”等课程,则被视为“培养太太的科目”予以取消。1950年春,学校又规定,当年的毕业生“凡未修《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政治经济学》者,或修而不及格者,均应根据实际情况补修补考。”

1949年秋季的“私立北平辅仁大学入学试题”,还特别增加了“政治常识试题”部分。一共二十道简答,题目包括“中国革命的对象是什么?”“什么阶级可以革命?哪个阶级领导革命?”等等。

石椿年觉得,这个时候“辅仁读书的精神已经没有了,师生也不注重研究学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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