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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山素季:不能让怀疑阻止前进的脚步

2012年02月10日16:18南方新闻网杨潇 翁倩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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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她会像曼德拉那样象征性地担任一届领导人就挂冠而去,还是像哈维尔一样让现实政治销蚀了声望,或者是拥有一个昂山素季独有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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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道54号外面的围墙、铁丝网和铁门都有明显翻新的痕迹,我敲响铁门,对着一扇小窗报出名字。门开了,3个看上去有些腼腆的中年男人把我迎到候客区。旁边台阶上,一只拴住的小猎犬好奇地看着我这陌生人,我认出了这只“全缅甸最著名的狗儿”——2010年11月昂山素季获释时,小儿子金送给她的礼物。

院落不算小,进门左侧是几片被鲜花环绕的草坪,再过去是一栋两层的白色小楼,看上去有些陈旧,和仰光市区那些“摆在特拉法加广场也不显突兀”(Lonely Planet语)的殖民时期建筑相比,就更加缺乏特色。那正是23年前民主运动的精神中枢,也是后来昂山素季被软禁或者半软禁二十多年的地方。

1988年那个夏天,奈温警告游行的民众:“如果军队开枪,他们一定会击中目标。不会有朝天鸣枪。”8月8日,后来在缅甸人的口述史上被记载为“8-8-88”的日子,军队果真向游行人群开枪,数千人被杀,举世震惊。

“当我最初下决心参加民主运动时,更多的是出于责任感,”昂山素季后来接受采访时说,“但同时,我的这种责任感和我对父亲的爱密不可分。”8月26日,仰光大金塔前的广场上,昂山素季发表了她的第一次演讲,“我们需要第二次独立斗争。”她宣布。一个月后,她联合其他几位支持民主的军官成立了全国民主联盟(NLD),并开始在缅甸全国发表演讲,倡导公民不合作,呼吁人民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1989年4月,昂山素季来到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地区的德努漂(Danubyu),她和支持者要在这里争取民众,以非暴力抗争继续挑战军政府底线。“我不认为自己是甘地式或者佛教徒式的政治家,当然,我是个佛教徒……但我反对暴力的主要原因是,它会形成仰仗武力改变政局的不良传统。”

一队士兵拦住了他们,领队的士官警告他们:“不许再前进了。”

“让我们过去。”面对来复枪,昂山素季回答,她继续向前。士官再次警告:“再往前我们就开枪了。”昂山素季没有停下脚步,就在这时,一个更高级别的士官赶到,下令不得开枪。

这一次,勇气赢了。

“或许她希望着,这样的事情会在全国不断发生,‘第二次独立斗争’也会这样展开,经过和平与坚定的抗争,NLD终会取胜,军队终会奇迹般地退让。” 吴丹敏写道,“悲哀的是,这样的事情再也没有发生过。”

1989年7月20日,昂山素季被军政府软禁,NLD核心成员也多被逮捕。1990年,军政府同意举行大选,以为可以轻松获胜来获得执政合法性,结果却是NLD赢得了485个议席中的392个,他们甚至拿下了军队人口占多数的仰光Dagon区。显而易见,不少士兵和他们的家属把选票投给了反对党。

但是军政府拒不承认大选结果,“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一个能以和平和稳定的方式治理国家的组织。一个国家不像蔬菜那样便宜,我们不能交权。”丹瑞大将说。

因为被切断了和外界的联系方式,昂山素季通过BBC广播才知道NLD赢得大选及军政府拒绝交权。她在一楼墙壁上贴满了甘地、尼赫鲁以及她父亲的语录以示抗议,负责守卫的士兵看到了笑一笑,并不说话——他们被禁止和昂山素季“谈论政治”——但昂山素季会不停地跟他们说话,朝他们微笑,询问他们家庭的情况,跟他们开开玩笑,而对他们来说,一旦跟昂山素季说话,就要被替换掉。结果是,没有一个守卫能在大学道54号干得长久。

1991年,软禁中的昂山素季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暴力是它自己最难缠的敌人,不惧则是和它对抗最厉害的武器。为什么昂山素季能像甘地和她父亲一样成为人人折服的象征?她那令人感动的勇气是一个重要因素。”诺奖委员会主席在致辞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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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昂山素季前,我在仰光采访了不少当地的学者、媒体人和NGO负责人,对于眼下的变革,他们纷纷给出谨慎的评价,可是往往难掩兴奋,“哪怕是在一年前,我都没法接受你的采访,”几乎每个人都会笑着说句类似这样的话。

2011年年初缅甸议会开幕的时候(21年来的头一次),659名议员被领入新首都内比都宝塔状的议会建筑,一连几星期不得外出,不得使用手机和电邮,记者也不得去内比都采访。但是到了8月份,议会第二次会议开幕时,他们开始邀请国内外媒体。“本以为它是个橡皮图章,” U Thiha Saw说,“军方拥有议会25%的固定议席,我们去之前以为会有军队高层代表,结果发现多数都是年轻的军官,微笑着坐在那里,很少参与讨论,我觉得他们在那里只是为了维持宪法,因为要修宪,你必须有75%以上的议员同意……但其他非军方议员讨论得非常热烈,我记得有一次能源部长面对质询时说,我们在缅北有足够的发电能力,所以才会向中国供电。立刻就有两位来自密支那的议员站起来反驳他:你说的供电充足是什么意思?我们那边就经常停电!”

“这时我们才注意到,这两位议员居然都来自执政党!” U Thiha Saw笑着说,“这是件好事,有一点真正议会的样子了。”

门似乎正在打开,哪怕只是一条缝,透进来的阳光已经够让人高兴和自豪了,这正是我的仰光印象,有好几天,我也被这种乐观的情绪感染,直到遇上了Eaint。她是一个缅甸记者朋友的妻子,27岁,娃娃脸,我和她丈夫聊天时,她就在一边听着。到了最后,她有点不好意思地问我:“你对政治犯感兴趣吗?”

“你认识他们吗?”我随口应了句。

“我有很多政治犯朋友,”她顿了一下,说,“其实我也是政治犯。”

很难形容当时的感觉,好像是这座城市一下子褪去了热带国家物产丰盈的迷惑性外衣。和佛教信众脸上永恒的无欲与满足,又好像是你潜入这座城市平静的水下,发现那里满是巨大而坚硬的礁石。2008年5月2日,飓风纳尔吉斯袭击了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地区,这场百年来最大的自然灾害造成了约14万人死亡,而缅甸军政府却反应迟缓,在一周以后才开始小心翼翼地接受外部援助。那时刚毕业两年的Eaint去灾区采访,因为看到无人救援的场景,想办法联系到联合国一个办事处,请求他们“救救灾民”。就这样,她成了政治犯,被判刑两年,一年多前才得以释放。

缅甸政府已经释放了数百名政治犯,2012年1月13日,缅甸政府又释放651名政治犯。《在缅甸寻找奥威尔》(Finding George Orwell in Burma)的作者Emma Larkin说,在仰光,你很容易找到这样的家庭:其父子母女兄弟姐妹里有人就是政治犯。

有人问昂山素季——这位全世界最出名的政治犯,“你曾说过,当你第一次被软禁时,非常思念远在英格兰的丈夫和孩子,最终,你意识到这样做没有用,所以你停止了思念,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呢?”“大多数政治犯都会这么做(停止思念),”昂山素季回答,“任何理性的人都清楚,为一件你根本没法掌握的事情苦痛是没有用的,全世界的政治犯都会告诉你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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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8月,大学道54号已彻底与世隔绝,“我以为他们会关掉某个总开关,以切断我们的对外联系,结果没有,他们是直接拿着剪刀来我们家把电话线剪断并带走的,我们都觉得太逗了。”昂山素季说。

“人们总喜欢把事情戏剧化,对于那些被突然带走投入监狱的人,会比较震惊,但我只是继续在这座房子里过日子而已。”昂山素季说,自己和家人都是务实的人,不想把生活“变成电视剧”。

如果说软禁给昂山素季带来什么真正的变化,就是她开始了自己的修行——在这个85%以上人口都是佛教徒的国家,很多政治犯选择以坐禅的方式度过漫长的狱中岁月。阿里斯带给她不少关于佛教的书籍,其中一本是上座部佛教大师班迪达西亚多(Sayadaw U Pandita)的《就在此生》(In This Very Life),这本书对她影响颇大。“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有分析自己的习惯,修行强化了我的信念:坚持正确的事情。此外,修行的时候你必须通过发展觉知来控制你的思维,这种觉知会进入你的日常生活。”

昂山素季承认自己的脾气不太好,缅甸一位老政治家Thakin Chit Maung的回忆佐证了这一点:“她有时会失去控制,做一些缅甸女人不应该做的事情。有一次我们开会,她看见会议室里挂着奈温将军的头像,就变得非常生气,然后大声说:一个刽子手的头像不应该挂在这里。接着她就跳上桌子,把画像扯掉了。要知道在座的每一位与会者都比她年长,我们都被她的行为惊呆了。”

“修行对我帮助很大,”她说,“我不像以前那样容易生气了。当然有时还会发怒,我受不了伪善的人。但当我生气时,我会觉知到这一点,然后我对自己说,我生气了,我生气了,于是我就能把这种情绪控制在一定程度以内。”

“我是一个尝试者,永不放弃试着成为更好的人。”与在缅甸出家的美国记者Alan Clements长谈时她曾说。“我把自己看作不断变化的过程的一部分,努力做到最好,而这一过程前后都连着因果。”

软禁期间,她每天4点半准时起床,禅修后听一会儿广播,接着做早操,然后按部就班地洗澡、吃早饭、弹钢琴,整个白天她会用来阅读和做家务,期间穿插着收听BBC、VOA或者DVB(流亡媒体“缅甸民主之声”)的新闻,直到现在她都不看电视,“她说看电视时做不了别的,有罪恶感。”U Htin Kyaw告诉我。

当昂山素季用修行发展觉知的时候,在茵雅湖对岸,退休的奈温也在修行中寻找平静。李光耀在自传中记述了与奈温的几次见面:1994年,奈温状况不太好,看上去很憔悴,说自己在镇压了1988年的运动后精神颇受折磨,到了1997年,他的气色好了许多,他说,自己每天花很长的时间静默修炼,再不为任何事情操心,“将军们来问建议,他说,让他们走吧。”

2002年,奈温去世,官方媒体只字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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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禁头一年,昂山素季和丈夫保持着通邮,阿里斯也会寄一些包裹给她,里面会有相关机构捐给昂山素季的物品,譬如《大英百科全书》等等。当这些包裹经过英国大使馆转往大学道54号时,军方会将其开包检查,并一一拍照,然后第二天的《劳动者日报》(官方报纸《缅甸新光报》的前身)就会出现一篇讽刺昂山素季的文章:“瞧瞧,缅甸人民都还吃不饱饭,这个时髦的西方女人却在过着这种奢侈腐化的生活!”

昂山素季开始拒收包裹和信件,“这是一种抗议,”她后来解释说,“军政府认为让我通邮是一个恩惠,但那是我的权利,我不接受他们的任何恩惠。其次,我认为他们也无权软禁我一年以上。”

结果她被软禁了6年才重获自由。1995年,阿里斯和孩子们获准飞往仰光,一家人短暂团圆。也差不多是这一年,Alan Clements问起她,对于那些陷入苦难与绝望的人们,如何为他们注入正面的能量?“如果一个人失去了自己的最爱,我相信,人们应该让他(她)说出自己的感受,排遣悲伤情绪,但同时也应该鼓励他(她)重拾生活,而不是坐在那里哭泣。”她说。那时她大概不会想到,1995年的团聚是她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丈夫。

1999年,阿里斯被检查出癌症晚期,得知自己时日无多,他开始向缅甸政府申请签证,希望和妻子见最后一面,但屡遭拒绝。英国外交部试图从中斡旋,但缅甸政府不为所动,或许他们是担心阿里斯在仰光去世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或许他们就是希望以此刺激昂山素季,让这个令他们头疼的女人主动离开自己的国家——但昂山素季决定留下,因为一旦离开,她就再有可能被永久拒绝入境。在最后的日子里,她和阿里斯一直保持着通话,即使电话屡屡被掐断。

作家Rebecca Frayn最近在英国《每日电讯报》上讲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当我见到迈克的双胞胎弟弟安东尼时,他告诉了我一件他从未对他人吐露的事情。他说,当素季意识到自己再也无法与迈克相见时,她穿上了他最喜爱颜色的衣服,在头上扎了一朵玫瑰花,去了英国大使馆。在那里她录制了一段告别的视频,她说,他对她的爱是她坚持下去的动力。这段视频后来被偷偷带出缅甸,等它到达牛津时,迈克已经在两天前去世了。”

见过昂山素季的一些人会产生疑问,她的内心是否太过坚硬?据说她的长子亚历山大对母亲牺牲家庭一直心存不满,而刻薄的批评者甚至嘲笑她一直在固执地坚持“民主圣战(democracy jihad)”。我也怀疑在她优雅的举止和人格魅力之后,隐藏着多少无法言说的遗憾和悲伤,但我又怀疑,也许我们的怀疑,仅仅是因为我们走不到她的层次,没有能力去理解她罢了。

我记得她曾谈到英国女作家乔治 爱略特的小说《米德尔马契》,男主人公利德盖特医生的婚姻是一出悲剧,“他对妻子感到失望,担心自己无法再好好爱她。我当时还很困惑,难道他不更应该担心妻子不爱他才是吗?……后来我理解了他,如果他不再爱自己的妻子,他就被生活打败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她说,“我发现了慈爱(loving-kindness)的价值,只有敌意才会让你产生恐惧……我不会憎恨软禁我的人,如果你对别人总是抱有正面情感,那么他们就伤害不了你,也吓不倒你。如果你对别人没有了爱,你就是真的在受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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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LD狭小的总部在仰光市区以北,两层楼,光线昏暗,看上去就是一个修车铺的规模。U Hla Min,这儿的办公室主管、一个和善的老人家领着我参观了一层。

进门左侧是接待处,也是个小型吧台和“图书馆”,接着是楼梯,有门卫把守,高层多在楼上办公。右侧是纪念品中心,售卖印有昂山父女头像的杯子、T恤和徽章。往前是妇女中心、农民与童子军扶助中心和政治犯辅助中心,说是“中心”,不过是一到两张桌子而已,整个房间估计不超过150平米。再往前是几排桌椅,平时人们在这里吃饭,当需要召开发布会时它就成了记者坐席。政治犯扶助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为600名政治犯提供服务,每个月补助他们5000基亚,相当于四十多块钱,还为他们提供所需的食品、药品、书籍和衣物,由家属探监时带进去。

“经过军政府多年的打压,NLD剩下的都是些死硬派,大多数人年纪很大了,他们不明白,推动民主不能只靠空喊,而需要以议题为本(issue-based),”一位自称不是昂山素季粉丝的NGO负责人告诉我,“他们现在也在改变,包括昂山素季也越来越认识到,在政治之外公民社会可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当她了解得越多,她也会变得愈加务实。”

2011年11月18日,NLD宣布重新注册,这意味这个缅甸最大的(也几乎是唯一的)反对党重新加入政治进程。几天后,NLD又宣布昂山素季将参加议会补选,有人觉得她去竞选议员是自降身份,她说,“从政之人不应考虑个人荣辱得失。”

“补选有40-50个议席,即便NLD全部当选,也是议会的少数派,” U Thiha Saw说,“但他们可以联合议会内的改革派,成为推动改革的动力。”

“她能影响别人,她需要的只是一个小小的合法的平台,小小的制度内的权力,和她巨大的影响力结合起来,那就是原子弹。”Myo Yan Naung Thein说, “这是我生命里第一次看到光亮,我曾以为自己会终老于监狱,夫人也会在软禁中去世,不能为这个国家做任何事情。”

但缅甸的未来并不仅仅取决于政治改革,这个国家糟糕的银行系统、延续多年的两套汇率仍令投资者感到畏惧;少数民族地区的冲突和解看起来还是遥遥无期;中美印等国在这一地区的博弈,也都将影响它的转型进程——如果我们相信它已经上路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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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是对外界批评的回应,NLD总部一层最里面唯一的小单间留给了年轻人。1980年出生的Nyi Nyi Min看上去比他的年龄更年轻,“发展年轻人进入NLD,重点是要驱散他们心中的恐惧,我会告诉他们,你是一个自由的人,你要创造你的生命,然后不带恐惧地死去。”

他和同屋的一位女孩子介绍说,在2007年以前,缅甸的年轻人上网也就是聊天和娱乐,而当年僧侣革命走在最前面的是年轻僧人,这也激活了缅甸的年轻网民。“以前,老一代民主派认为,那些拥护民主的年轻人不存在,但是2007年后,他们都浮现出来,”一位为国际媒体工作的老记者告诉我,“这时我们才发现,原来希望一直都在。”如今缅甸网络普及率仍然很低,但网民数量增速极快,Eaint就和自己的丈夫在Facebook上成立了一个新闻社,发布缅甸改革的相关讯息。“我们的稿子不用送审,”他们骄傲地说。

昂山素季刚被释放时,面对那些举着手机对她拍照的支持者,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下。她从未用过手机,有人让她和人在曼谷的小儿子金通话时,她都不敢确信这个小玩意儿真的可以把人与人连结起来,她甚至不知道应该对着哪里讲话。世界已经变化太多,2003年她第三次被软禁时,这个世界上不存在Twitter和Facebook,手机还不够普及,更没有发展成一个几乎无所不能的移动终端。而现在,互联网与互联网一代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或许也将包括缅甸。在许多场合,她都说,这一年来最高兴的事情之一就是看到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运动中来。

她重新变得忙碌起来,和1995年首次被释放时一样,每天要见大量的人,参加各种活动,整个下午用来读书已成奢望,但或许在某个不用忙碌的晚上,她会静静地坐在屋子里反观自己——也和1995年一样,“一切总在变幻,你也同时在躁动的外界和宁静的内心这两个世界里生活。”

其实她从未改变,她仍然相信自己所坚持的,相信非暴力的价值,相信爱与慈悲,相信精神的革命比政权的更迭更重要,她还是反复地说,和NLD同事受到的苦难比起来,她的遭遇根本算不上什么。

离开大学道54号时已是黄昏,经过门口时,小狗冲我吼了几声,一个人牵着它往两层小楼处走去,“到了夫人遛狗的时间了。”这时我才知道,那3个男人也都是政治犯,他们志愿在这里为昂山素季工作。

铁门在我们身后关上了,1990年代中期,每周末的早晨,她都会踩在桌子上,出现在这扇铁门背后,向聚集于此的民众发表演说,或者回答他们的提问。那时缅甸的民主运动正处在低潮,更多的人忙着出国或者挣钱,有时参加集会的只有寥寥数百人,这其中还有不少是外国观光客,但她坚持了下来。

有一次Alan Clements很直率地问她:你是不是有点过时了?

昂山素季回答说:“谈论道德、对与错、爱与慈悲这些东西,如今被认为是过时的行为,不是吗?但说到底,这个世界是圆的,也许什么时候好多事情要重新来过,也许到那时,我就又走在时代前面了。”

(参考资料:Alan Clements, “The Voice of Hope, Aung San Suu Kyi”; Justin Wintle, “Perfect Hostage”; Thant Myint-U, “The River of Lost Footsteps”; Kyaw Yin Hlaing, “Daw Aung San Suu Kyi: A Burmese Dissident Democrat”; Brook Lamer, “Land of Shadows”; 台译《翁山苏姬:来自缅甸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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