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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加衣”募集衣物30万件 10万件发往云南

2012年01月16日10:30生活新报于小边 王恩国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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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加衣”募集衣物30万件 10万件发往云南

从浙江省运来的价值一百万元的童装抵昆,这是给昭通孩子的冬衣

因为穿着凉鞋上课,他的脚都冻伤了

因为穿着凉鞋上课,他的脚都冻伤了

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后,公众对官方公益机构的信任跌到谷底。然而,需要帮助的人依旧在那里,一张张渴望的面孔依旧在那里。于是,解救流浪乞讨儿童、送书下乡、免费午餐、衣加衣……民间公益异军突起。有媒体和专家将2011年定义为“民间公益元年”,民间公益也成为媒体报道的核心内容。甚至很多媒体、媒体人开始积极倡议“微公益”活动,在新领域进行积极探索。“衣加衣”活动在去年12月初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在全国共募捐到旧衣物超过30万件,其中10万件左右发放到云南;新衣服约2万件,其中4000多件发放到云南。目前,活动暂告一段落,然而,这只是一个开始。

云南志愿团队:“公益不能靠一时冲动”

冬天来的时候,全国各地都有志愿者在做向贫困山区送衣服的活动。2011年11月8日,立冬,腾讯网“衣加衣”活动正式启动。“既然大家都想做,就把大家拉到一起,做大。”腾讯网新闻中心微博主管魏传举说。

“就是想把衣服弄到云南来。”得知“衣加衣”活动后,因为之前就看过太多关于云南贫困山区的报道,付颖马上与几位主要发起人取得联系,成为“衣加衣”云南站的负责人。之后,付颖在QQ群里发消息,看到消息的郭秀全、李朝美也加入进来。

付颖毫不回避地说,参与到“衣加衣”活动中来是一时冲动。“其实我是个生意人、小富即安的人。”当活动做到很累的时候,付颖想抽身都不能。“中间要担负的东西太多了,想放手都不行。”付颖说。

这也是郭秀全现在的感受。虽然郭秀全并不赞成放弃工作、家庭参与公益,但现在他确实丢了工作。以前一直在参与公益活动,但是这次郭秀全没能预想到,活动能够发展、壮大得如此迅速。“作为组织者,没办法半途而废。”郭秀全说,今年的活动将要结束时他考虑找份工作,先让家里的生活稳定下来。

“太累了!身体上累,心也累。”付颖说,“除了拖衣服,我什么都做了。要衣服,要钱……我就是一个志愿者,适合到处去‘忽悠’,把资源‘忽悠’到一起。”

官方参与者:“双重身份可以做更多事”

对于是否与政府合作,此前活动负责人之间一直存在分歧。“政府的工作效率是低,但没办法,很多事情很难协调,很多费用没人出,只能利用这些资源。”付颖并不排斥与政府合作,而郭秀全则对与政府合作表示“极不信任”,他不愿意将货发给昭通市,因为那样要与市委宣传部、团市委、市教育局等部门合作。

昭通市委宣传部毛利辉是参与这次“衣加衣”活动的工作人员,全程没有与郭秀全接触过。“政府参与公益活动不存在尴尬,不管是民间的,还是官方的,只要能够让需要帮助的人得到真正的帮助,就像我们部长杨军说的,就能‘把好事做好’。”毛利辉说。

“衣加衣”活动开始宣传后,昭通市委宣传部就一直在关注,一直在与付颖联系。正式参与“衣加衣”活动,是腾讯网方面主动与昭通市委宣传部联系的。昭通市委宣传部部长杨军,曾经是团省委副书记、省青基会副会长,当“衣加衣”活动与昭通市委宣传部联系时,他相当高兴。

对于郭秀全对政府部门参与公益表示“反感”,毛利辉说可以理解。因为所有人都知道,2011年官方公益组织发生了一系列负面事件,但是,“不能一竿子把人全部打死,不能戴着有色眼镜看政府。”他说,民间公益组织与政府部门适当合作,能够让公益走得更好、更远。“政府可以支持,也可以参与。”他说,就像这次“新年新衣”活动在昭通市协调车辆,每个部门的车只有一两辆,派出去一辆,领导就要考虑有事的话怎么办。还有经费,每个单位基本上都是没有活动经费的。“只能想办法筹集、协调。”毛利辉说,政府在公益活动中本身就是主导,关注民生就是政府做的最大的公益活动。

毛利辉说,他想把自己的身份看成是双重的,既是志愿者,可以身体力行去做事,又是政府工作人员,能做更多事,比如协调物资下发产生的费用,能够承担的承担,能够协调的协调。不管企业还是个人,都可以在公益活动中发挥作用,所谓“人人公益”。

毛利辉的话与魏传举说到了一起。“政府应该发挥政府该发挥的作用,一个大的项目需要多方面的配合。”魏传举说,更重要的是让所有人都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来,形成一个“人人公益”的社会风气。“不是不能与政府合作,是怎么合作更好。像免费午餐的活动,民间的活动只能做点上的,面上的工作还要靠政府去做。”魏传举说。

“衣加衣”活动开始后,付颖觉得坎坷是有的,像魏传举说的,云南社会化的志愿者不多,人手不够用,需要培养团队,团队本身也需要专业化。“如果云南有几个可以把资源细致利用的人,云南能做得更好。”付颖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以后的活动还需要一个更规范的“规矩”。

外省志愿者:一个女人坚持的“衣加衣”

“春节前后肯定会休息几天,但是深圳这边是不会结束的。”阿兰对记者说这话的时候,已是凌晨1点,她还在忙着写年度工作总结。白天,8000多双新运动鞋刚从深圳运走,第二天就能到达昆明,年前就可以发到孩子们手中。“衣加衣”活动已经接近尾声,全国的其他收衣点在去年12月18日已经结束收衣工作,唯有深圳站还在继续。对于身为站长的阿兰来说,这并不是终点。

阿兰大名王运兰,投身公益已经有三年多。在此之前,她的身份是深圳美希美工业区某空压机店铺的老板,收入丰厚。一起工作的志愿者称她为“阿兰”或“兰姐”。

阿兰走上公益之路“跟妈妈有关”。她说:“我家小时候虽穷,但妈妈对周围的老人都很好。我妈妈说得最多的话就是,有点能力帮助他人,而他人又不嫌弃,就是我们有福气了。”一直到今天,遇到路边的精神病患者,阿兰的母亲还会拿十块钱给人家买东西吃,会把家里所有的饮料瓶收起来给楼下打扫卫生的阿姨卖钱,也会帮公司里面生病的工人买药。

而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阿兰一岁多的儿子也学会了当一个“小志愿者”。当阿兰和志愿者整理衣物时,儿子会跟在后面,帮忙整理东西。但其他人不知道的是,阿兰已经离异,原因是结婚三年没怀孕。“广东人都爱儿子,没办法,分开就分开吧。谁知分开时已经怀了现在的儿子……”阿兰说。

因为“真的穷过”,现在的阿兰没有再结婚的打算,而是把工作之余的时间都用在公益上。有人说,公益活动没点家底是“玩不起的”,但在阿兰看来,真正的公益可以不靠家底。“一定要做到人成事成,人做好了,事也就成了。”她说。因此,也就不难理解这个28岁的女人为什么会把儿子托给母亲照顾,自己义无反顾地投身公益。

最近一批发到云南的新运动鞋,15000元的运费是她出的——因为志愿者和朋友们捐的钱,已经全部用于购买鞋子。8000多双新鞋,批发价18元/双,在阿兰谈了几个鞋厂后,“感召”到6.5元/双的价格。“这是需要时间去做的。很多人做一回可以,做两回可以,等把自己真的卖出去了,就不做了。”她说。

她有着10年管理工厂的经验,现在每天花在工作上的时间不超过一小时,依然显得游刃有余,但在“衣加衣”活动中面临的一些困境,却让她有些力不从心。红河送衣之行后,曾有志愿者认为她在活动中“得到了很多好处”,跑到办公室和她吵架;还有些人认为安排有诸多不合理,比如第二天为什么不能让他们去学校看看,为什么在路上走了那么久等。“我只是问他们:你们当初是为什么而出发的?你们在这里反问我的这些是不是你们要去做好的?你们看看孩子就等于解决问题了?孩子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她有些无奈地说。

阿兰说,在此之前,她已经把自己的仓库腾出一块地方来储存衣服,并把管理公司的一套制度用到收衣站的管理上,设有支持组、文策组、财务组、后勤组、文秘组、感召组、交通组,并请了一位志愿者做专职秘书。现在,为了避免工作电话和“衣加衣”电话有冲突,她已经把用于“衣加衣”的两部手机全部转接出去,由秘书负责接听。

腾讯发起“衣加衣”活动后,尽管深圳站是较早响应和参与的,但事实上,深圳站并没有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而获得一分钱的活动经费。活动需要的钱,来自于阿兰和她的朋友,还有志愿者的捐赠。“一提及钱就肯定有问题。”阿兰说,纯粹靠热情是做不好公益的。

而在以后的活动中,阿兰理想的状态是通过三个渠道来获取经费:“一是我和张队长(深圳站副站长张永昌)的公司每年把盈利的10%划出来作为活动经费;二是每准备一个受捐地区的物资方案时,运费也一定要预算出来,感召周围的朋友或者志愿者一起参与,当所集金额达到预算时立即停止募款;三是通过网络,我们提供账号,让爱心人士可以一起参与,但是每笔募款每人不能超过20元,如果有人捐100元,要告诉我们五个人的名字与联系电话。”

“账务一定要公开透明。只有做到公开、公正,才能够感召更多的人士一起参与。”阿兰说。

作为“衣加衣”活动的后续,阿兰目前正在着手搜集红河县考察过的三个乡的孤、贫、五保资料,打算做“一对一”的网站,将这些资料公布出来,组织深圳的爱心人士进行一对一帮扶。而这件事,她打算把儿子也带上。“我也会让他帮扶一个。假期带他去山区走走,乱花钱时告诉他为山里的哥哥姐姐留一半;浪费东西时提醒他,山里的哥哥姐姐连饭都吃不饱。周末还要带着他一起参与义工活动。”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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