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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开放报禁党禁拒绝特务抓人要求

2012年01月09日07:52环球网李怀宇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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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蒋经国开放报禁党禁,可是顽固分子跟特务一次一次上呈,请他同意抓人和阻挡,他一言不发,一字不批。

蒋经国开放报禁党禁拒绝特务抓人和阻挡

1948年10月的蒋经国

著名学者许倬云先生是蒋经国基金会的美洲办事处人文组召集人。2004年,美国亚洲研究学会颁给许倬云“终身贡献奖”。许倬云表示,这个奖是属于蒋经国基金会的:“如果要颁奖给我,要说明这是因为许倬云主持基金会在美国的事务而得奖。”

早在上世纪60年代,许倬云就多次和蒋经国面谈,这段因缘促使二十年来许倬云乐于为蒋经国基金会服务。谈到台湾的政治人物时,许倬云说:“台湾人民评价几个‘总统’:蒋经国八十多分,蒋介石六十分,李登辉四十分,陈水扁二十分。”

属于被斯大林打击的托派

时代周报:在上世纪60年代,你回到台湾后,如何开始了解蒋经国的办事风格?

许倬云:我从美国一回台湾,老朋友胡佛、李亦园就找我,大家成立了“思言社”。这个社宗旨是替中国找一条路。我们第一次成立大会,来了二十多个人,都是中坚分子,是当时三十来岁的各大学教授。国民党一看慌了。第二次大会,一下进来四十多人,进来的都是国民党有关教授,我们是开放的团体,不能拒绝有意入会的人。好在我们没有不可告人的事。

我当时在台湾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工作。“中央研究院”是“总统府”直属单位,凡是学术涉外事项,“院长”王世杰自己不愿办,就让我去办。60年代时,蒋介石已经把权力交给儿子了,王世杰不愿意跟蒋介石谈话,也不愿意跟蒋经国谈话,他跟蒋介石闹翻了,又觉得蒋经国是小辈,不愿意屈尊见蒋经国。据道理就派我们总干事去办,当时总干事是我的好朋友李亦园,王世杰说涉外事项不用李亦园管,由我来代表他。所以,我这个副研究员,去和“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 蒋经国打交道,怪不怪?后来蒋经国的位置逐步升高,我还是跟他打交道。这也有好处,后来特务单位攻讦我很厉害。特务报告都到蒋经国桌子上了,蒋经国说:“ 这个人我常常接触,他不是你们讲的那样。”

时代周报:在面对面的接触当中,你觉得蒋经国是什么样的人?

许倬云:老实讲,我佩服蒋经国。这个人在当时苏联的管辖之下,读了许多书,对苏联共产党的情况很清楚。但他是托派,属于被斯大林打击的对象。所以他被贬到西伯利亚的工厂里,从小工做起,做到副厂长。他太太是女工。他一个中国青年,在西伯利亚工厂里可以组织报纸,组织小集团。斯大林很气他,但不敢杀他,因为杀了他,会得罪蒋介石。后来,他回到中国,思想里还有不少社会主义的成分,自由民主思想是没有的,可是有为人民服务的观念。

蒋经国的生活非常平民化,人很聪明。他跟你讲话,两手交握,眼睛看着你,不插嘴,听了一段,问:“还有呢?”他有时候会反驳:“我不是这么想,我有不同的意见。我跟你讲吧……”他讲不同的意见反驳我,可他也听我的意见。除了公事之外,我跟他讨论的问题相当杂,他问我民主制度好处在哪里,坏处在哪里;民主的意义,自由的意义。关于民主、党外运动,我们也谈过。我解释,一个水坝,拼命往上筑高,坝堤一决,水一冲击,谁也受不了。坝降低,水流缓下来,松弛堤后面的压力,这个是好事情。

至于海峡两岸的事情,开放老兵探亲,是他自己的主意。这一招相当高明,一方面开放台湾内部的党禁,一方面跟大陆重新建立联系。蒋经国开放报禁党禁,可是顽固分子跟特务一次一次上呈,请他同意抓人和阻挡,他一言不发,一字不批。

蒋经国跟我的几次谈话,在某种程度上增进了互相了解。蒋经国不大相信书本,我不能同意他的很多意见,他也不同意我的很多意见,能谈谈话已是很不错了。所以,我在他死了以后,愿意在蒋经国基金会服务,纪念这一位有弹性的人物。

对“东厂”渐渐有了警觉

时代周报:台湾开放党禁,有什么样的社会背景?

许倬云:蒋介石统治时期是白色恐怖时代。上世纪60年代末,白色恐怖还没结束。另一方面,民主的呼声从不断绝,像《自由中国》一直在倡导民主自由。到了70年代,台湾经济逐渐好转,可依旧是管制经济与自由经济并存。“中央研究院”的五个院士劝告政府,不实行自由经济的话就没有发展的可能。那时候是管制汇率,两个汇率,一个是官价,一个是牌价。待遇也不平等,公务人员和学生有配给的粮食,一般百姓却必须按市价买粮。经过五个院士的劝导,蒋介石接受了。经济立竿见影,立刻好转了。

当年提出改革的口号是废止万年国会。不能有国民选举的代表,哪能算是国会?我也曾经写文章谈论:国家的寿命跟人的寿命不是旗鼓相当的。人寿有限,国祚无疆,怎么能让国命依附在人的寿命上面呢?这种情形,必须要改变。

时代周报:蒋经国在开放党禁上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许倬云:蒋介石晚年不管事情,由蒋经国来管。蒋经国慢慢就放松了压制。可是,动乱却应声而起。美丽岛事件的动乱,规模跟1946年至1949年间大陆的学生运动不能比,可是草根性很强。我们也呼吁政府,应该放手,开放政权,争取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民党当局也认为只要社会稳定,许多要求都可商量解决。

在蒋经国生病时,成立了一个代号“刘少康办公室”的机构,就由王升带头,不单是查民间叛乱,也意在夺取权力。不到半年,蒋经国警觉了,这不就是“东厂”吗?于是,蒋经国废除了“刘少康办公室”,把王升外放到乌拉圭做大使,不让他呆在台湾。这个转折,使特务的力量一下子垮下去了。

台湾海外留学生很多,保钓运动号称保护国土,实际上向左转。不少台湾留美的学生,都参加过钓鱼台运动,尤其外省籍的学生更多。这些声音传回台湾去,逼得国民政府手忙脚乱。学生们爱国,国民党不能不爱国,手忙脚乱之余,也给了当地族群斗争内外呼应的机会,逼迫政府改革开放。

时代周报:在开放报禁方面,蒋经国时代又有什么样的发展趋势?

许倬云:当时,舆论不用政府培养,他们单单靠商业广告,就够过日子了。《中国时报》余纪忠与《联合报》王惕吾不是一无所用的老板。

两家报纸的篇幅有限。经济起飞,需要多一点市场和经济的消息,报纸立刻就起来了。而且他们言论的尺度宽,敢冒险,开始接受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稿件。他们跟当年《大公报》一样,从小骂大帮忙开始,到大批大骂。台湾几家报纸大了,政府不能不让他们存在。第一步是开放副刊,第二步是开放社会新闻的篇幅,然后到没有限制。当时大家对台湾的民主开放非常期待,非常兴奋。我怀念那个时代。

这两家报纸太强大了,把台湾《中央日报》也挤出了市场。这么一来,国民党就把《中国时报》和《联合报》两家老板邀请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做“中常委”,让他们在里面有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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