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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验快堆并网发电成功 铀利用率提高至60%

2011年12月21日09:00新华网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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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验快堆成功 46年前首席专家首次听到概念

资料图:中国实验快堆总控制台

中国实验快堆成功 46年前首席专家首次听到概念

资料图:中国实验快堆外景

4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鲜为人知的理论研究。2011年7月21日,中国首个快中子反应堆——中国实验“快堆”并网发电成功。人们把目光投向了“快堆”专家团队,他的名字赫然在列。

这就是中国实验“快堆”总工程师徐銤。在“临界”一刻,两行热泪顺着他的眼角滑落——因为这辉煌的背后是他长达半个世纪的坚守。

执著坚守自主创新

北京西南郊的中核集团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记者见到了身着蓝灰工作服的徐銤院士,他一头白发却精神矍铄。问到那一刻的辉煌,74岁的徐銤淡然一笑:“还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完成,不能有丝毫懈怠。”

在一个明亮、宽敞的穹顶结构建筑内,徐銤带记者参观并耐心地讲解。“你听,这个‘嗡嗡’的声音,就是泵在转动,24小时不停。”在反应堆中央大厅,徐銤院士放慢脚步,仿佛陶醉在机器的运转声中。

“快堆”是世界上第四代先进核能系统的首选堆型,也是中核集团继二代三代核能技术研发之后,在四代核能领域自主创新取得的新突破。“快堆”形成的核燃料闭合式循环,可使铀资源利用率提高至60%以上,也可实现放射性废物最小化。

“与前几代核能系统比,‘快堆’的安全性好、废料少,优势十分明显。虽然我国在发展“快堆”方面比一些发达国家晚了一步,但我们在学习国外技术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在管理方法、安全性上都有提高。”徐銤说,由于“快堆”采用了先进的非能动事故余热排出系统,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的堆芯熔化事故,在“快堆”身上不会发生。

作为总工程师,徐銤带领着团队,从预先研究、概念设计、初步设计、施工设计及建筑、安装调试,一手缔造了中国第一个“快堆”。长达11年的建设过程中,他们先后完成设计文件5000多册,调试技术文件600多册,运行维保规程600多册、各类研究报告1200多个,开展设计验证近53项,调试试验1000多项……

目前,实验室拥有16个建筑子项,建筑面积4.7万平方米,拥有系统200多个、设备7000多台套。

作为一个全新的重大科学工程,徐銤和他的科研团队始终坚持自主创新,并加强国际合作,取得了以钠工艺为代表的一批自主创新成果,申请了百余项专利,设备国产化率高达70%,为我国“快堆”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10年7月,中国实验“快堆”首次临界,被两院院士评为“2010中国十大科技进展”。

历经艰辛矢志不渝

1961年,徐銤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分配到中核集团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工作。4年后,他第一次听到了“快堆”这个概念,从此与这个崭新的领域连在了一起。

1970年,徐銤参加了我国第一个“快堆”零功率装置——东风六号的启动实验。“我忘不了那一天,6月29日,夜里11点多,恰好轮到我是值班组长。‘快堆’装置实现了临界。当时,我和大家一起鼓掌庆祝,场面激动人心。”然而,这次“零的突破”以后,“快堆”的研究陷入了困境。1971年,由于国家建设需要,“快堆”研发队伍来到了“三线”——四川夹江。科研环境十分艰苦,不仅缺少经费,连存放实验材料的房间都十分潮湿。科研进展艰难,很多人纷纷选择了离开。

“在我国科研经费匮乏、高浓铀十分紧缺的时候,周恩来总理曾特批50公斤高浓铀给我们做实验。每当想起这段往事,我总感到心里沉甸甸的。如果不取得像样的研究成果,我是不会离开的。”回忆起这段时光,如今已经年过古稀的他,禁不住眼眶湿润了。

一晃16年,从而立之年等到了年近半百,徐銤始终没有离开,而是安心做研究,学习有关专业知识。

1986年4月,一阵春风送来了“863”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快堆”技术的发展也迎来了转机。在“863”计划支持下,“快堆”项目开始了预研研究。1995年12月,作为“863”计划能源领域发展计划重点项目,中国实验“快堆”由国家计委和国家科委联合批准立项。此后,“快堆”事业的发展终于走上了快车道。这个由科技部、国防科工局主管,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组织,并由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具体实施的重大科学工程项目,于2000年5月开工建造。

那一年,他已63岁。与他并肩战斗了40多年的老同事、“快堆”工程部原副总工程师陈逸少说:“徐銤像一个小伙子般干劲十足。为了尽快完成实验‘快堆’的建设,他不断创新、反复论证,克服了工程建设中遇到的各种难题。作为团队的‘领头羊’,我们都很服他。”

学者风范朴实无华

在2011年中国工程院新增选院士中,徐銤虽是年龄最大的一位,但他淡定的笑容和平静的语言中,却总蕴含着一种积极奋进的力量。

“我的名字中的‘銤’是元素周期表第76位元素。这个名字最好,有金有米,不愁吃穿。所以我大半辈子吃住在单位大院,什么都有。”徐銤笑着说。

其实,这个距离北京市中心40多公里的研究院,交通并不方便。与实验室敞亮的大楼、崭新的仪器不同。家属区里,一栋建成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灰色“板楼”显得十分简陋。徐銤的家就在这里,一套使用面积不足60平方米的房子。

他身旁的年轻人说:“徐老师现在还骑自行车上下班,单位派车他不要,让别人都看不过去。”一位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最近经常有人参观访问,所以我们特意给他买了一件质量好点儿的白衬衫,结果他非要把钱还给我们。”

“他对人和蔼可亲,但工作上十分严格。”“快堆”工程部总经理助理吴纯良说,“十几年来,每天早上8点,我们要在早餐会上见面。他严谨、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让我们不敢有一丝懈怠。”

在徐銤的感召下,一大批年轻人拒绝了外面高薪的工作,留了下来。从2000年开始,“快堆”团队开始大胆起用年轻干部,总经理36岁,副总经理29岁。徐銤始终把培养人才、提携后人视为责任,带出了一批500人的“快堆”队伍。

“我的母校清华大学有个口号‘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我是1961年毕业的,今年正好工作了50年。”他自豪地说。

“我这一辈子就做了这一件事,还没做完。”徐銤说,“虽然遇到不少困难,但从未动摇。能够从事一份对国家有益的事业,见证它从无到有,是我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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