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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失败因中央想获苏联援助 非张国焘错误

2011年12月19日08:10南方都市报[微博]张弘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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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由于中共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打通苏联”成为了中共的战略方针。如前所述,9月27日共产国际电告中共中央,苏联目前的计划仍然是从外蒙提供援助,红军必须夺取定远营前伸至外蒙边境截取物质。

12月6日,西路军致电中央和红军总部,建议红军主力西渡黄河,向河西走廊进军,但没有被采纳。12日,西安事变爆发。12月18日,军委主席团调整了西路军的行动方针,“你们任务应基本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二州”,“除开远方,暂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直接援助”。

西安事变发生后,苏联《真理报》等称张学良是“叛徒”、“强盗”。此时已经到达中苏边境接运援助武器的陈云等人,亲眼看到了共产国际援助红军的装备。斯大林误认为西安事变是日本人和国民党内亲日派通过张学良策划的,因此改变了援助中国红军的承诺,决定已放在边境的装备不再给西路军了。24日,中央军委决定调西路军东返。27日,又发电称,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

27日,西路军撤离山丹、永昌地区继续西进,每晚冒着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严寒行军,1937年元旦占领高台县城。1月5日,军委主席团电令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针对西路军希望外力帮助的想法,指出“全靠你们团结奋斗,取得胜利,不要靠任何外面的援助”。6日,西路军建议“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但被中央拒绝。8日,陈、徐再次请求“三十一军、四军向凉州进”,军委回电不可能。共产国际的援助也没有着落。

5日,马家军围攻占领高台的第五军。军长董振堂看到情况紧急,为保存实力,准备组织突围。17日凌晨,军政委黄超派便衣通讯员给董振堂送来一信,大意是,奉总部命令高台是打通国际路线重要的军事据点,要军长坚守高台。18日,高台被攻破,董振堂牺牲。高台之战,红五军2800多人除了个别人突围之外,全部牺牲。

正当西路军在临泽、高台地区创建根据地时,1937年1月16日,军委主席团给西路军发来长电,命令西路军向东打。23日,西路军将高台失利的消息报告给军委,并通报了准备东返的情况。马步青、马步芳察觉西路军收缩兵力,有东返迹象后,火速组织兵力防堵。此时,西路军14000多人,战斗部队不及五分之二。军委指示,“行动方针,以便利击敌保存实力为目的。行动方向由你们自决”。21日,西路军从倪家营突出重围,准备绕道张掖以南地区东返。24日,西路军到达张掖西南的龙首堡、西洞堡一带。27日下午,在西洞堡,三十军打败了青海宪兵团的进攻。28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开会,陈昌浩说要继续向西打。28日,西路军又回到了倪家营。

陈昌浩惟命是从

在倪家营,西路军与马家军决战到2月中旬。2月13日,徐、陈再次提出面临的各种困难,寄希望于四军、三十一军能够归还建制。17日,中央书记处和军委主席团联名致电西路军,质问“从兰州方面来的人员与新闻记者都详报你们部队与群众的关系不好,究竟实况如何呢?”“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何种程度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你们今后的胜利是与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你们认为是否如此呢?”

显然,这种抓辫子的腔调和口吻给了陈昌浩巨大的压力。正如徐向前所说,陈昌浩过去被指责为“国焘路线”的积极支持者,这使得陈昌浩只有惟命是从。在徐向前的提议下,西路军2月21日撤出倪家营,突围至威地堡地区。因这里堡寨分散,地形不利,因此决定再次转移。徐向前主张向祁连山转移,但陈昌浩由于被抓辫子,认为这是“右倾逃跑”。这时中央来电,命令西路军“固守五十天”,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会议做出了重返倪家营的决定,这使得西路军走向了最后的失败。

22日,西路军重回倪家营。西路军在倪家营的消耗战达到24日,已经非常困难。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中革军委,反映西路军已经十分危急,期盼中央派兵援助。26日,中央复电西路军,要求“固守五十天”,“我们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但是,此时的西路军已经没有“固守”能力。2月27日,西路军再次从倪家营突围而出,转移到西北方向的沙河。此时,西路军全部人数已经不足万人。

而马家军一直跟在西路军后面追击。3月4日,西路军向中央、中革军委和一、二、四方面军领导人致电,说明面临险恶严峻处境,“同时恳请援军星夜奔来,或以更迅速而有效办法消灭马敌,保全西路军……”当天中央书记处的回电称:

……二、但中央认为西路军目前所以陷入危险境地,一方面固然由于地形、给养与客观的困难条件,但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西路军的领导者没有依靠自己力量战胜一切困难,消灭敌人,完成自己的任务,自信心因而扫地,希望寄托在外力的援助上,同时对群众的关系上,特别是回民的关系与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因为据敌我力量对比结果,我们是完全可能战胜二马。

三、中央认为西路军领导者的这种错误,是同过去四方面军成立第二中央时,采取右倾的机会主义,因此遇到新困难时,又发生这种错误。

3月5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致电西路军,“想尽一切办法,至少支持30天,就有办法”。3月7日,西路军抵达三道流沟,被马家军分割包围。3月11日午夜,西路军突围,抢占了青海通往河西走廊的必经之地梨园口。12日,被马家军三面包围猛攻。梨园口一役后,西路军可以集中的兵力只剩3000人左右。12日晚,西路军余部向祁连山深处转移,后集结于石窝山。

3月14日,西路军召开师、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让陈昌浩、徐向前离开部队,回陕北党中央汇报西路军失败情况;余部在祁连山打游击;李先念负责军事领导。徐向前的回忆说,散会后,陈昌浩对徐向前说,回去以后要和中央斗争。当晚,部队开始分散转移。

表示“回去以后要和中央斗争”的陈昌浩,1937年8月回到延安后,于9月30日写出了全文九章、六七万字的《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但受到了批评,继续检查。后来从五个方面对自己进行了上纲上线的检查。而徐向前认为,西路军的败因在于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导致失利的根本因素。其次,西路军丧失了战场主动权。第三,上级对西路军统得过死,未给战场最高指挥官以应有的指挥权。

西路军的遭遇,与当时中共党内斗争有很大关系,更与苏联在援助问题上的反复无常,以及中共中央的判断和决定有关。遗憾的是,本书对于党内斗争的这一历史事实和重要背景刻意回避,潜藏在书中的大量历史线索,作者虽有所指,但引而不发,从头到尾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作者所传达的信息,只有专业的研究者和真正了解党史,极其细心的读者才能真正识别。因为作者欲说还休、吞吞吐吐的“隐性写作”方式,本书的价值一时难以为读者所真正了解,被接受程度也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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