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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沛璋:一辈子 两件事

2011年12月15日10:21大师访谈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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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在今天的中国,像钟沛璋先生这样,仍怀有着一颗理想主义之心,仍在为舆论自由之梦呐喊鼓呼的人,似乎已经不多了。

“要搞民主宪政首先就是要有说话的权力,要开放舆论。”

钟沛璋:当时这个情况,其实是一阵风刮过去完了就是这样。到现在三十年之后,一个县里面批评一个县太爷,批评一个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可以派警车到北京来抓人。

所以我又继续通过媒体发表一些文章来批评这个事情。这样我们逐步认识到我们必须要有舆论监督,政府官员必须由人民来监督他,慢慢形成这种思想。

要搞民主宪政首先就是要有说话的权力。

我原来作为党的宣传干部,认识到了舆论应该掌握在人民手里面。人民有权力监督政府官员。所以我们要搞民主宪政,首先要开放舆论。但是这个任务我觉得还是很艰巨,尽管我们经济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主要是跟我们的经济、世界全球化结合起来了。我们加入到世贸组织,我们经济发展得很快,但是政治改革滞后,没有进行政治改革,所以形成了权贵资本主义。

就是权力跟资本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权贵集团,把财富拿到他们的手里去了,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更需要有舆论监督才行,反腐败反了这么多次了,撤了这么多官员。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是一把手说了算,一把手决定实行。公费花钱吃喝嫖赌都报销,这种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没有舆论监督就不行。

所以必须要有民主宪政,我跟江泽民一席谈的时候,也谈到民主宪政问题。谈到希望改天换地必须要民主宪政,民主宪政第一步就是要开放舆论,人民要有说话的权利,要有监督官员的权利。

我们这里的宣传也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所谓中国模式、中国优势、中国特点。优势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专制的体制,从秦始皇开始,他也办大事,建万里长城这样子。万里长城上死多少人,孟姜女哭长城,传了这么多年。

现在我们集中办大事,办了很多好事,风光的事儿。也造成了很大的浪费,高速铁路就是这样,亏损了这么多,出了这么大的事儿。

“不提政治改革了,慢慢就形成了权贵资本主义。”

《大师》:您说陈爱武当年批评王磊这个事情,是一个偶发事件,还是说当时的80年代初就是有一种很自由的思想空气和批评的氛围在里面?为什么三十多年前,像您刚才说的,一个店小二能够告倒一个大部长,但是三十多年之后,这个事情听起来就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

钟沛璋:政治改革滞后,1989年发生过政治风波,当时学生游行,打的大标语“妈妈我们没有错”,把示威的对立面称为“妈妈”,这是全世界没有的这种情况。

抗议游行的对象,把抗议游行的对象看成是妈妈,看成是自己的母亲,我是对母亲提提意见,我们提提意见没错,妈妈我没有错。但是就触犯了邓小平。当时也有人打着标语就是“反对垂帘听政”。胡耀邦、赵紫阳就不能做主,有邓小平垂帘听政,这就触犯了邓小平。

之后他就不提政治体制改革的事情了。其实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早就说了,经济改革能不能成功,最后要看政治改革能不能成功,早就说了这个话的。

但是1989年之后呢,他看到人民矛头对准他了,他就不提政治改革了,慢慢就形成了权贵资本主义,少数人窃取了改革开放的成果,人民的生活没有改善。所以到现在为止,那些医疗、上学、住房成为“三座大山”,看病、上学,学费是全世界最高的。

“在中宣部新闻局工作期间,推动了传媒改革。”

《大师》:权贵资本主义其实是影响到民生的方方面面。咱们再聊一下您中宣部新闻局局长的那段经历,因为那是您从一个媒体从业者,转到一个管理者的角色上。

钟沛璋:是啊。

《大师》:当时是有很多个选项的,可以去《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是胡耀邦拍板让您去中宣部新闻局,他对您是有什么样的寄望呢?

钟沛璋:曾经叫我去《红旗》杂志,邓力群一直在管《红旗》,我了解到邓力群另外派他的亲信去的。所以我就不想去,后来我提出来几个方面,我说到新闻局吧,胡耀邦同意了我去新闻局。就是这样。

《大师》:您在任五年是以推动新闻改革作为一个工作重点?

钟沛璋:到了新闻局之后,一个是我推动了宣传,要进行传媒改革,胡耀邦做了报告提出要进行全面改革,我来推动传媒改革。新闻改革一个重要方面是应该把党政分开。

当时,新闻局管的事情很多,比如审批报纸,哪个报纸能否出版、新闻纸张的分配,都要新闻局去管。党应该管宣传,应该管当前指导思想,这些觉得不应该管。特别是还有一些具体事儿,像报纸、新闻纸的分配,都要党政宣传部新闻局来管这个事儿,那不行。

我提出了应该恢复新闻出版署,解放初期有新闻出版署,管行政的。宣传部就应该管思想,这是一个方面的工作。后来新闻出版署恢复起来了,把党政分开了。

还有一个就是党报应该怎么办,要搞批评,要搞舆论监督,要讲新闻真实性,不能搞虚假宣传。要有舆论的独立权利,当时黑龙江召开了一次报社总编辑座谈会,在座谈会上我还专门讲了一篇话,这篇话就成了我的“毕业论文”了,当时我就要离开新闻局了。

当时宣传部副部长滕藤,开会也去了。他当时也说了一句“总编辑应该有独立决定报纸发表的权利”。这么一发表,新华社就把这个播了,播了之后马上有反应了。党委管什么呢?就是报纸不能独立。

所以说我在新闻局做的工作,就是推动了胡耀邦提出的、进行全面改革的意见,也推动了党政分开。宣传了舆论要独立,舆论监督成为力量。所以在新闻局几年也做了很多工作。

“你要宣传真理,你要讲真话,但是你要立足于真实。”

《大师》:当时针对新闻真实性的大讨论有没有一个很具体的背景?为什么要组织这么一个大讨论?

钟沛璋:当时“假大空”已经是普遍的现象,“四人帮”搞假宣传这种东西,造假连人头都可以换,过去这是为了政治利益宣传、造假,当时“四人帮”完全是骗人的宣传。

我们强调内容真实,同时我们新闻队伍当中也有一些令人迷惑的东西。比如有一个“报告文学”,以刘宾雁为代表,他就搞了很多批评。揭露社会的黑暗情况,揭露官员腐败的情况,大家很欢迎。那个时候,有大量冤假错案,大家要申诉。所以刘宾雁的批评很受欢迎。他每天收到的信,一麻袋、一麻袋的信。

但是“报告”应该是真实的,新闻应该是真实的,但是“文学”可以虚假的。一有批评,他的批评是针对机构,机构就会打官司。人家就告他的状。所以我跟刘宾雁也有争论。我就把他请到家里面来讨论这个问题。我说你既然是报告还是应该真实,不要搞虚假,虚假搞得很被动,跟他争论。

刘宾雁觉得我揭露这个现象,也是对党忠诚,所以他提出了“第二种忠诚”:批评和揭露是第二种忠诚。到底怎么样来搞好呢,应该坚持真实,“三真”嘛,真实、真话、真理。你要宣传真理,你要讲真话,但是你要立足于真实。所以我也有一篇文章专门讲这个问题。

“陈云反对搞《新闻法》,阻力很大,就没有搞起来。”

《大师》:胡绩伟还写过文章回忆,推动第一部《新闻法》的艰辛和厄运。《新闻法》的推动当时也是受朱厚泽和您的委托去推动这个《新闻法》是吗?

钟沛璋:改革开放之后的《人民日报》在宣传真理的标准,揭露虚假现象,揭露左的现象,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那些左的思想的人,以邓力群、胡乔木为代表,非常恼火,后来把王若水赶掉了,把胡绩伟赶出《人民日报》去了。但是因为他资格比较老了,就到了人大。

当时我就建议,他也非常关心《新闻法》,我建议由人大来担任《新闻法》起草,比较理直气壮,理比较顺。所以当时我推动了他来搞《新闻法》。

《大师》:当时的氛围怎么样?

钟沛璋:当时很困难。当时,陈云思想上认为,为什么还要《新闻法》呢?《新闻法》是解放前,我们利用国民党《新闻法》的空子来搞宣传的。现在我们干嘛要这个《新闻法》呢?所以他就反对。那个徐惟诚就积极宣传这个思想,不要搞《新闻法》。阻力很大,就没有搞起来。后来先搞《出版法》吧,这个《出版法》也没有搞。但是《新闻法》不是予人独立的法,而是给另一类人管理、控制的一个法,管“新闻不自由”的法。

《大师》:其实这么多年过去了,《新闻法》还是悬而未立。没有这个法的保护,舆论要开放、独立就没有一个保障?

钟沛璋:没有法,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新闻法》。我们应该是一个法治社会,民主与法治,应该依法治国。所以蒋经国以前确实做了很大好事儿,开放了报禁、党禁,新闻也可以独立出来,可以作为一种舆论力量来监督。开放了党禁,人民有有不同的政党来竞争。

《大师》:您对《新闻法》要立,觉得乐观吗?

钟沛璋:我们只能是寄予很大希望了,到底怎么样,要看十八大到底怎么样。到现在为止,还看不到一些改的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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