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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沛璋:一辈子 两件事

2011年12月15日10:21大师访谈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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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在今天的中国,像钟沛璋先生这样,仍怀有着一颗理想主义之心,仍在为舆论自由之梦呐喊鼓呼的人,似乎已经不多了。

“舆论监督是我们从批评社会的不良现象开始的。”

《大师》:您在上海办青年报待了多久?好像很快因为一篇报道被胡耀邦发现,把您调到《中国青年报》的?

钟沛璋:对,一方面是大区撤销,本来是华东局管的,撤销了有好多干部都调到北京来了。也正是这个时候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我写过一篇文章《社会主义就在你身边》。这个文章在《青年报》发表了之后被《人民日报》转载了,胡耀邦看见了觉得很不错,就把我调北京去当副总编。

《大师》:您过来以后一手创办了《辣椒》副刊?

钟沛璋:对,当时我管理论宣传跟文教宣传,理论、文教、副刊都是我管的。当时我们觉得对社会的不良现象应该批评,所以舆论监督是我们从批评社会的不良现象开始的。这个辣椒是什么意思呢?虽然辣,但对身体还是有利的,都是善意的批评。主要是揭露一些社会的不良现象,从这儿开始。

《大师》:那时候有哪些社会风气您觉得不太好?

钟沛璋:那个时候有官僚主义,也有贪污、腐败、多吃多占。青年里有一些不好的现象,像当时的阿飞。当时说的批评都归结于资产阶级,主要批评资产阶级的不良作风。浮躁的青年,官员搞特殊化。当时叫副刊,因为像这种批评性、讽刺性的刊物,在大报纸上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首创了这个东西,很受欢迎,反响比较好。

“‘反右’的时候,我还是‘反右’宣传的领导。后来怎么把我弄上的呢?”

《大师》:后来您是因为哪些“反党言论”被打成“右派”的?

钟沛璋:我从来没发表过反党言论,当时在“反右”的时候,根据党的指示我还在主持“反右”宣传呢。当时我到北大去看大字报,看到各种各样的批评,漫天漫地都在揭露矛盾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种无政府状态的批评。

所谓大民主,我觉得不太好,应该有领导进行批评。所以我回来就跟胡耀邦反映这个问题,我说这个应该是有领导的,胡耀邦当时没表态。实际上他已经看到了毛泽东的内部指示叫“引蛇出洞”,引蛇出洞实际上是阴谋,但毛泽东造了个词,说是阳谋。

“反右”是很复杂的情况,那时候林希翎看到了赫鲁晓夫的报告。林希翎跟胡耀邦的秘书当时谈恋爱,所以当时胡耀邦秘书就把内部的东西给他看了。这个事对整个共产主义阵营有很大的震动,林希翎在学校演讲,讲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也揭露了我们党内的一些情况,大家听了很震动,很受欢迎。

当时我还写社论,批判林希翎的《党爱护青年,但不怜悯害群之马》。当时我们的社长总编张黎群第一时间开座谈会,让大家发言。他也有个发言,就是说报纸不能作为传声筒、布告板,应该有自己的声音。等到“反右”一来,这就变成一个反党宣传了。

当时张的处境很困难,但是他是四川人,邓小平对他也比较了解,他也是老党员了,所以想保护他。让他写检讨,他一时转不过弯,检讨写不出来,所以我帮他写了一篇检讨,《批判我的资产阶级新闻观》,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面,这样才过关了。

所以“反右”的时候,我还是“反右”宣传的领导。发表过一些文章,批评林希翎,以及帮张黎群写检讨。所以“反右”的时候我根本没有什么反党言论,后来怎么把我弄上的呢?

“反右”是在1957年,1956年的时候召开团代表大会,当时1956年形势很好,要进行改革。当时青年团那边也商量怎么改进青年团,毛泽东也说过一句话“ 青年团不能躺在党的怀抱里面,应该有自己独立活动”。所以我们强调青年应该独立活动,应该青年化。

当时团中央书记处以及我们报刊的主要领导,研究团代表会报告。我有个发言,就是要发挥青年的冲劲作用,对坏的现象应该要批评。

这是在1957年之前,“反右”本来是在大鸣大放期间,大鸣大放期间我还在领导“反右”宣传。

到1958年,“反右”已经结束了,1957年8月份的时候,党中央刘澜涛管工青妇的。他就要工青妇检查对党的领导的态度,召开会议。团那时候也开团的三中全会,我也是团中央委员,在这个会上当时也有好几个人发言。项南(后任福建省委书记)、梁步庭(后任山东省委书记),当时他们是团中央的书记,都受了批评。把他们撤掉了,把我打成右派,戴上右派帽子。当时我被下放到山东农村,跟农民同吃同住,去那边劳动。

《大师》:大饥荒那三年您在山东农村那边度过的?

钟沛璋:对,直到1961年才摘帽回到中青,我本来副总编,把我的职务都撤掉了,叫我办副刊。后来报社成立了个知识部,我又当知识部主任。

当时胡耀邦对我很了解。我们被打成了右派,像项南、梁步庭书记都受了冲击。后来反右又打了这么多右派,很想让我们重新入党。但是当时又没有这个先例,也没办成。就是这么个情况。

“经过文化大革命,什么马列主义大家都不相信了,产生了信念危机。”

《大师》:那几年副刊是不是还是延续了批评报道、舆论监督?

钟沛璋:没有了,真正批评监督在改革开放之后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青年报》首先要为四五平反,纪念周总理。实际上就针对了四人帮,这个革命运动也被称为是反革命事件。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右派也改正了,得到了平反,那我就回到《中国青年报》了。

回到《中国青年报》首先应该为四五运动平反,写了一些很重要的文章,《伟大的四五运动,是一场革命的运动》,后来《人民日报》也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了一篇。两篇东西出了一个合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影响比较大。

但是经过文化大革命,许多青年对什么马列主义、共产党大家都不相信了,产生了信念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不良之风都起来了。

商业部长王磊吃客饭,付的钱连一碗汤钱都不够。当时青年厨师对这个现象不满意,向中纪委反映,中纪委肯定了这个事情,就批评商业部长占便宜吃饭,这个不良之风不好。我们得知消息就派记者专门采访揭露这个事情,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一个小饭馆里面的“店小二”厨师来批评中央的大部长,从来没有这种事情。本来很多青年觉得看破红尘了,不相信党了,(看到这个报道)敢于说真话了,反映很大。但是也有人,当时跟王磊一起吃客饭的领导,就是李瑞环,当时他是团中央的领导,觉得怎么能够批评呢?怎么能告领导呢?你们谁同意批评他的?

我当时在《人民日报》写了一篇大文章——《开一代民主新风——评厨师批评部长》,这是我们党内一种新的风气,我们不是要把王磊部长批倒、打倒,我们是挽救他。他检讨了,付了钱了,他的威信就更高了,党的威信也高,群众关系也好了,这不是很好吗?所以写了一大篇文章。《开一代民主新风》影响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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