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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沛璋:一辈子 两件事

2011年12月15日10:21大师访谈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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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在今天的中国,像钟沛璋先生这样,仍怀有着一颗理想主义之心,仍在为舆论自由之梦呐喊鼓呼的人,似乎已经不多了。

钟沛璋:一辈子 两件事

2000年钟沛璋遭遇严重车祸后康复

《大师》访谈第66期:钟沛璋:一辈子 两件事

访谈实录如下:

“家庭很困难,同时最大的威胁就是要做亡国奴。”

《大师》:您能不能先回忆一下小时候的家庭成长环境?

钟沛璋:我父亲曾经在一个洋行做跑街,跑街是上海话,实际上就是推销员。把外国货拿到中国来推销,到街上一家一家去推销,上海人称为跑街。

我父亲也是一个很聪明、很能干的人,但当时由于跑街,后来也不怎么管家里。我们家里生活比较困难,我最早上小学是在宁波旅沪同乡会办的小学,就在上海的弄堂里面。那时候学费还交不起,老师经常问谁没有交学费。

让没交学费的站起来,有时候还要站在凳子上面,由于家庭比较困难。我妈妈糊火柴盒子,我们弄堂里面专门有红帮裁缝,专门做西装的。上海有很多外国轮船会来,海员就在上海做西服,做西服的师傅叫红帮裁缝。他们都是宁波人,我妈妈为西服上“镇扣子”。

我大姐比我大四岁,她就一起帮助干家务活,所以小时候比较苦。但是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是日本人侵略中国了,发生了“一二八”日本人就在上海打起来了,我们逃难逃到乡下去。

妈妈带我逃到宁波去,宁波镇海是我的故乡,我小时候待过很短的时间。就是逃难去的,那时候很小,差不多六岁去的。

在上海弄堂小学上学时印象很深的是老师告诉我们,日本人侵占我们中国。中国军队没放一枪就把东三省大好的祖国河山让日本人占领了。

当时有一个叫马占山的,他成为了抗日英雄,成为了抗日义勇军。记得我们教室前面就挂他的相片,戴着东北人那种呢帽子。我们老师告诉如果不抗日的话,就要做亡国奴了。

什么是亡国奴呢?当时印度都还没有成立国家,但却被英国人占领了。上海英租界还有一些人做英国警察的帮佣,叫红头阿三。就是头上包了红布的印度人,老师说如果不起来救亡的话,就会像红头阿三一样做亡国奴了。

老师说你看非洲那边也受到侵略了,意大利就侵占阿比西尼亚。但重要的是中国你不去救亡,就要成为亡国奴。这些我们从小就有很深的印象,家庭很困难,这是来自生活的压迫。

同时最大的威胁就是要做亡国奴,我们小学的时候就学会唱《毕业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小学都会唱这个歌,印象很深。

“14岁参加抗日救亡地下工作,15岁入党。”

《大师》:1939年的时候您才读初二就入了党?这在当时算是个别现象吗?

钟沛璋:也不算太个别,一批同学,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就知道要救亡了,所以参加这个活动的人还是有一些的,只不过我比较突出一点。14岁参加的救亡运动,15岁入党的时候是初二。

《大师》:二三十年代的时候“左翼”思想在上海来说,应该还是比较盛行的吧?你们当时有受到过影响吗?

钟沛璋:左翼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包括当时鲁迅去世的照片我们都看到了。

《大师》:那之后您参加的救亡,包括地下工作大概是什么情况?

钟沛璋:首先是做抗日的宣传。“八一三”淞沪抗战打上海的时候,中国军队牺牲很大。很多部队都撤退了,只剩了一个四行孤军八百壮士,在四行仓库里面守着。后来撤退到租界胶州路的胶州公园。

团长谢晋元带领战士天天做操。我就发动同学去慰问,后来那个团长被叛徒暗杀了,我们又发动同学去追悼。另外我们还组织唱革命歌曲,抗日歌曲。向同学介绍进步报刊,当时抗日刊物里面介绍,有延安抗大的招生广告。

延安的抗日少年叫“红小鬼”,我很想参加延安抗大,但是没法去。

“这是我们在上海掌握的党领导的第一个公开的广播电台。”

《大师》:那到后来创办中联广播电台,是您做的第一个比较正规的媒体工作吗?

钟沛璋:这会儿已经抗战胜利了,我还在交大念书。一面做党内工作,我就利用一部分时间来做党内的工作。那时候我弟弟在圣约翰大学念书,跟他的同学业余爱好做无线电。后来他们就在家里搞电台,还可以发射出去了。

组织上觉得这是可以利用的,当时抗战胜利之后,学生运动刚起来。我们就利用这个电台宣传一些进步的内容,也报道一些学生的活动。党组织也派了一些党员来参加,派来的广播员都是党员。广播员一个是大学生,一个就是后来成为我的老伴陈敏,当时她还是初中生。

但是她也已经参加抗日斗争了,她是在日本人的电信局当工人,也是15岁。后来她被日本人开除了,因为她搞罢工。组织上就推荐她到我的电台来当广播员,我们的关系就在这时候建立起来了。后来了解,这是我们在上海掌握的党领导的第一个公开的广播电台。

因为抗战胜利之后上海办起了好多商业电台,我们就利用了这个机会。我父亲跟他的朋友拉了一些投资人一起办了这个电台,因为办电台上面还是要有一些背景的。

就以国民党上海文化委员会的名义办的,招牌叫中联广播电台。国民党就派人打进来查我们的情况,监视我们的情况。我们在当时电台曾任经理的党员同志都很机灵,国民党无法查到我们什么情况。解放之后把我们电台封了,这是我们第一个由党领导的公开的广播电台,只是时间比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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