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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部分民众称知识分子言论都是放屁

2011年12月05日08:31广州日报-南风窗王绍光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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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对大多数的北京市民来说,这些批评党的人并不是争取学术自由的英雄。相反,大部分人认为这些人是自私自利、不知感恩的城市书呆子……

50年代部分民众称知识分子言论都是放屁

王绍光

王绍光:历史的逻辑与知识分子命运的变迁

王绍光,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英文学术刊物《TheChinaReview》主编,1990年-2000年执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系。访谈报纸发表了一半,这里是全文。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对于五七年反右,有很多种不同的理解: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搞的是“阳谋”,先“引蛇出洞”,后“聚而歼之”,反右早在计划之中;有些学者又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原先只是整风,后来情势发生逆转,才演变为反右的——我想知道,您对五七年反右持什么样的看法。

王绍光(以下简称“王”):“阳谋”是毛主席后来自己讲的,但是开始就是要“整风”。我一般讲毛泽东跟别的领导人不一样,他老想改革自己一手创立的制度,1949年之后他有三次大的社会实践,第一次是“百花齐放”,第二次是“大跃进”,第三次是“文革”。“百花齐放”是他的一个试验,他已经意识到中国新建立的,尽管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里面还是有一些矛盾的地方。虽然干部大量是工农苦出身的,以前跟民众结合得也比较密切,但是这时候有脱离群众的危险性,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他要“大鸣大放”,要“百花齐放”。

《南》:要理解五七年反右以及先后发生的一连串社会运动,恐怕需要返回到原来的历史语境中去。否则,我想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包括许多学者,都会有一个印象,认为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情怎么如此荒诞不经,不可想象……

王:当然有一个历史背景。1949年以后,共产党的干部绝大部分是工农干部,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这都有统计,从基层干部一直到省市级干部,绝大部分都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受过也是小学、中学的教育,大量的一点教育都没有受。在这样的情况下,共产党要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又要运用人,所以它把旧政权大量的人留用了——现在都讲乱了,比如土改之后有地主有富农,但是当时土改法规定得很清楚,这些人几年以后就要摘帽子,地主、富农是标明这些人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在运动中是一个标签,但是当时预计过五六年这些就取消了,其实在1955、1956年很多地方已经给地主、富农把帽子去掉了。城市里面更复杂一些,因为农村比较简单,农民受一点点教育也可以管农村的一些事情。城市是现代化的产业,更复杂了,怎么解决干部问题呢?就把资本家、国民党政府人员留用,我这儿有一张图表,你可以看一眼,它显示武汉市上层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在各个职位上留用是非常大的。

《南》:国民党政府官员当时也留用了不少吧。

王绍光:大量国民党时期的政府官员都留用到新的政权里,包括警察都大量留用。所以,1949年之后就出现了两种精英,一种是跟着共产党打天下的以工农干部为主的新精英,一部分是旧精英,就是过去的资本家和过去的知识分子——当时大学里面或者高中里面,学生绝大部分不是出身普通工农家庭,绝大部分出自“地、富、反、坏”(那时候还没有“右派”)。直到文革开始之前,绝大部分地方都是这种状况,所以老精英还占据有利地社会地位,甚至一些官职。

虽然56年、57年有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了,但是这些资本家的位置还是保留了,他除了拿5%的利息,不管你亏损还是不亏损,共产党把你的财产拿来估一个总量,每年按5%给利息,当时讲给十年,后来延长到十二年。这些人基本保留以前在公司的地位,保留原工资,他们的工资一般都比共产党的干部要高,这是当时的状况,56、57年的状况。

表-1:武汉市1956年对从前资本家的安置[1]

从前的出身情况新的岗位人数

上层资产阶级副省长1

副市长1

省局副局长3

市政协副主席1

市局副局长5

省或市顾问6

副区长4

合计21

工业资本家董事会成员12

大公司经理或副经理14

大公司部门负责人9

工厂厂长或副厂长532

工厂科室负责人282

技术员40

普通人员1839

合计2728

商业资本家区商业局副局长6

大公司经理或副经理17

大公司部门负责人14

区商店经理或副经理42

商店经理或副经理1274

商店部门负责人84

公司顾问10

董事会成员24

技术员2

普通人员2258

合计3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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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武汉党史研究室:《中共武汉地方党史》,第272-273页。

《南》:当时也办了工农速成中学等等,抓紧培养工农革命干部,但是技术精英和文化精英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培养出来,要搞建设就必须留用老精英。所以,那时候老精英中间流传一些话语,比如说“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可见还是有怨言。

王:56年大鸣大放,百花齐放有那个背景。但是,毛泽东让百花齐放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放出来的言论是那样的言论。那个言论就是说“轮流坐桩”。今天很多人讲轮流坐桩,民主有什么不行?但是当时共产党刚刚打下天下,有一批人出来讲要轮流坐桩,情况就很不一样。我关于自己有关“文革”的书里引了一段后来被打成右派的人说的话,他说“至少10%到30%的党员应该开除党籍。所有工农出身的老干部都应当送去休息,年轻的新党员应当都送去学习”。

今天的人讲反右,好像是突如其来,没有道理地给50多万人戴上右派帽子。你如果去看看57年的报纸放出来的言论,特别是把你放到工农干部的位置上,你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工农刚刚夺了权,刚刚翻身,你让他们去休息,你们再回来,这就是工农干部理解的“轮流坐桩”。

最近出了一本美国人李敦白写的回忆录,他解放前就去了延安,57年在广播事业局工作。他写了自己当时的观感:“当这些知识分子—学生、公务员、作家、编剧、教授、以及诗人—群起抗议时,其他人却缩在一旁观看。对大多数的北京市民来说,这些批评党的人并不是争取学术自由的英雄。相反,大部分人认为这些人是自私自利、不知感恩的城市书呆子,要求民主只是一种策略,目的是为了夺取党的领导权,这对他们来说极为重要。郊区农民认为,如果这些知识分子掌了权,他们就会失去土地;工人也担心失去他们刚刚争取到的一天八小时工作制和提升的工资。”他还提到有教授在报上发表言论后,“就必须被公安保护,以免愤怒的工人冲到他家进行攻击。在广播事业局,印刷工人也拒绝为某些在节目中陈述个人观点的学者印刷讲稿。‘我们工人在解放后才开始被当人看,’他们说,‘我们不会去印刷这些攻击党的稿子。’”李敦白的岳母是为普通劳动妇女,她干脆把知识分子的言论称之为“都是放屁”。(见《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第139-141页)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反击”以前。所以当时群众和工农干部里面的压力,要求反击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不是说毛突然一拍脑瓜说我要反右了。从底层到上层,层层送简报,促使他做了这个决定。

实际上,57年是一个转折点,地富的帽子不摘了,因为这时才突然发现这些人还是靠不住的,他们还是想变天,还想回到过去的旧秩序,还想把工农干部都赶下来,这是当时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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