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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批陈云“反冒进”:一反就泄了气

2011年12月02日09:20人民网-文史频道张素华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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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957年毛泽东准备开展“大跃进”的时候,开始批评周、陈搞“反冒进”,说一反就泄了气,泄了6亿人民的气。

毛泽东批陈云“反冒进”:一反就泄了气

陈云和毛泽东在一起(资料图)

七千人大会,毛泽东为什么请不动陈云讲话?

本文摘自《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张素华著,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陈云,中共中央副主席,是中共第五号人物,自然也是中共中央七大常委之一。这次会前,毛泽东曾布置中央常委都要在会上讲一讲。会议期间,毛泽东也曾亲自请陈云讲话,陈云都以“在做工业调查,还没有调查完,现在还没有把握来讲”为由,谢绝了。毛泽东问他哪一年可以讲,他说过半年以后。

其实,毛泽东是很希望陈云讲一讲的。为什么呢?

陈云,在中共党内虽然排名第五,但论经济工作,可算是第一号人物,大家公认的经济专家。建国之初,开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是物价飞涨、满目疮痍的烂摊子。有人说,中国共产党打仗是一百分,搞政治八十分,管经济只能是零分。全国的金融中心上海,被一些看不见的手操纵着市场,他们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并且断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为了驯服这匹“脱缰的野马”,陈云被派往上海坐镇,同上海的投机商斗法,很短的时间内,便大获全胜,控制了通货膨胀,稳定了市场,安定了人心。毛泽东大喜,没想到陈云竟有这样“回天”的本领,为陈云写了一个“能”字,并高度评价这次以上海为重点、涉及全国范围的经济斗争,“不下于淮海战役”。

七千人大会,又是在国家经济工作最困难的形势下召开的,会议的目的,也主要是解决经济建设中的问题。现在的毛泽东是“国难思良将,家贫念贤妻”,对于经济工作,他最佩服的人是陈云。所以七千人大会怎能缺少陈云的声音呢?偏偏就是陈云不肯讲话。

陈云为什么不讲?他所说的理由是真的吗?根据陈云在大会前的情况以及大会闭幕后,仅隔14天(并非他说的半年),就在西楼会议开口讲话的情况分析,陈云所说“现在还没有把握来讲”,不是他真正的理由,而是一种婉转的拒绝。

实际情况是:陈云对工业已经调查清楚了。1960年9月,陈云考察了天津、河北的工业和农业,10月,又到河南、安徽、江苏、上海考察了工业和农业,实地调查了河南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的洛阳拖拉机厂、轴承厂及矿山机械厂、柴油机厂等。有关煤炭、机械问题,陈云曾找煤炭和机械部门的同志座谈,了解详细情况。陈云的调查,既不是走马看花式的,也不是外行隔靴搔痒式的,而完全是一个行家的算帐式的调查,因此,他的调查所得,也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钢铁问题,他更是花了不少心思,不但找冶金部和地方的有关人士座谈过,还到一些矿山亲自调查过,甚至不顾体弱多病(医生曾嘱咐他走路不能超过百米),两次下到矿井,去调查采掘情况。在七大常委中,真正下矿井进行深入调查的,恐怕不多,但陈云去了,可见其调查工作的仔细和深入。1961年6、7月间,陈云又到家乡上海青浦县做农村调查,亲自开座谈会,亲自到农家走访,亲自到地头察看庄稼的长势,看农民养猪、养鸡,了解农民的副业、自留地等情况,他蹲在这个调查点上,用了半个月的时间。

因此可以判定,当时的陈云不论对工业,还是对农村,都作了大量详细的调查研究,对全国的经济形势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对怎样才能迅速克服困难、恢复国民经济,肯定有着一套自己的想法。

既然陈云对毛泽东讲的理由是不存在的,那他为什么不肯讲话呢?他为什么不把自己的想法对毛泽东讲,在大会上讲呢?带着这个问题,笔者电话采访了陈云的秘书周太和。周太和说,他当时不在陈云身边,正在外地做调查工作,这个问题他当时不清楚,事后也没有问过陈云同志。

真是太遗憾了。既然周太和不在陈云身边,一定有其他的秘书知道情况。但周太和说,其他的秘书不是他的文字秘书,也说不清楚。

这真成了七千人大会上的又一个谜。按照常规,陈云是七大常委之一,对于经济工作又最有发言权,毛泽东亲自请他讲话,他就是不肯开口,的确有些蹊跷。一般说来,没有毛泽东请不动的人,但陈云破了例。个中原因,到底为何?带着好奇心,翻开那个年代的历史,慢慢细品,或许多少也品出一点味道来。私下以为,陈云不肯讲话,是否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陈云对当时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在解决困难的思路上与毛泽东有着不同的观点。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是,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再有两到三年经济就可以恢复,为了鼓劲,并提出制定10年规划,写进刘少奇的书面报告,由大会讨论通过。从陈云十几天后在西楼会议的讲话来看,陈云则认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全国农业的恢复不是2到3年,而是至少5年。陈云认为,不应忙于制定10年规划,可以作一个5年恢复、5年发展的计划等等。陈云与毛泽东的想法既然不一样,讲出来的调子与大会也就不合拍,因此,陈云的话也就不那么好讲了。

第二,陈云是一个不太愿意讲违心话的人。从他的经历和性格来看,非到不讲不能过关的时候,才讲些违心话,大多数情况下,他采取的办法是沉默。这一点,最有说服力的是,在“大跃进”运动中,不少人随声附和跟着发热,陈云也热,但没有狂热,基本保持了沉默。邓小平回忆那一段历史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①

第三,还是心有余悸。从个人而言,他担心弄得不好,当了秋后算帐派,引起毛泽东不快,万一如庐山会议一样,大会改变了方向,这也是难以预料的。

说起“秋后算帐”派的事情,则需要从“反冒进”讲起。

1955年,上至毛泽东,下至周恩来,由于经验不足,都对经济形势比较乐观,为提早完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曾提出以反对右倾保守为中共八大的指导思想。结果,1956年出现了经济过热,资金、原材料和市场十分紧张的现象。周恩来、陈云等人发现了这一问题,当机立断“反冒进”,把过大的建设规模压了下来。

毛泽东同周恩来、陈云比起来,对经济工作更是缺少经验。周恩来、陈云等发现了经济建设冒进的情况,立刻刹车,但毛泽东没有看出问题的严重性来。当时的他虽然没有反对,但当1957年他准备开展“大跃进”的时候,开始批评周、陈搞“反冒进”,说一反就泄了气,泄了6亿人民的气。毛泽东还上纲上线说,这是方针性错误,是政治问题。毛泽东很欣赏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党代会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说这个报告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这“许多同志”是何许人呢?后来毛泽东自己揭了这个谜底,他主要就是针对陈云来讲的。言外之意,陈云做经济工作不行了—这是1958年1月南宁会议的事情。

在这之前,全国的经济工作是由陈云负责的;在这之后,毛泽东亲自统揽了经济工作的大权。也就是说,毛泽东从二线回到了领导经济工作的一线。

为了加快中国经济建设的步伐,毛泽东加大了反“反冒进”的力度。1958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针对“反冒进”讲了一句很重的话,他说:“反冒进”的人“跟右派相距不远”了,“大概50米远”。陈云听了,如坐针毡,革了一辈子的命,谁愿意与右派为伍?无奈,陈云发言检讨了自己“反冒进”的“错误”,并表示,对“反冒进”中财贸工作的“错误”要负主要责任。

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陈云再次检讨了自己在“反冒进”中的“错误”。

1958年4月的汉口会议,不知道毛泽东是有预感还是别的什么,他表达了这样一种心情:有些人可能是“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他说: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还会有人出来说“我早就有先见之明,还是我的对”。到那时又要刮台风的。党内中间偏右的人是“观潮派”,他们是“楼观沧海月,门对浙江潮”。

毛泽东的这番话意味深长。陈云当时没有参加会议,事后他得知此事,除了震惊,恐怕就是担忧了。

毛泽东通过批评“反冒进”,终于为“大跃进”扫清了思想障碍,各地纷纷以反对右倾保守为柴薪,为经济上的冒进加热、升温,从而形成了“大跃进”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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