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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摄影师枪杀日本医生后被判处死刑

2011年11月10日08:11人民网陈辉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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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八路军摄影师沙飞的镜头下有白求恩,有聂荣臻与日本小姑娘等等。然后沙飞枪杀了日本医生津泽胜后背处以极刑。沙飞枪杀事件发生后,对中日友谊产生了什么影响?对两个家庭产生了什么影响?

悲剧发生,沙飞枪杀了日本医生津泽胜;又一幕悲剧发生,沙飞被华北军区军法处处以极刑

1948年5月,沙飞因肺结核住进位于石家庄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以下简称和平医院),给他治病的是日本医生津泽胜。

1949年12月15日,悲剧发生了。这一天,在按照沙飞要求诊病之后,津泽胜给他开了两种药。当津泽胜转身出门,刚走了两三步时,沙飞对着他开了两枪,津泽胜顿时倒在门口。紧接着,沙飞又从床边走到津泽胜跟前,对着他的头开了一枪,打中脑门正中。

笔者同事郝建的父亲郝德贵,1949年6月参加解放军,离休前任269医院政委,当年他在和平医院担任沙飞的护理员。郝老回忆了沙飞住院、误杀津泽胜和被执行极刑的全过程:

认识沙飞是在1949年,那时我还不满13周岁,是当时华北军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年龄最小的小兵,在一部(内科)当看护员。这里住的病人都是师团职干部,病人中沙飞给我的印象最深。那时,他带有两名警卫员,一看就是个大干部,还听说他是画报社主任,我们都叫他沙主任。他随身带着照相机,桌子上还摆着一个留声机,当时我对这些东西都很好奇。

由于历史原因,当时我军医院中有不少日籍医护人员,仅和平医院日籍人员连同他们的家属就有200余人,他们分布在医院各个科室,津泽胜就是其中一个。津泽胜时任和平医院一部主任医师,他工作严谨,认真负责,在病人中颇有声望,沙飞当时就是他主治的病人之一。

1949年12月15日这一天,正处农历大雪时节,天气阴冷。病人开过午饭后正在午休,突然从对面病房传来两声枪响。正当我惊魂未定时,“啪!”又响了一枪,当时我被这连续的枪声惊呆了。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稍微镇定后,我开门出去了。这时候走廊里已有不少人,医生和护士长他们正在忙着把津泽胜抬上担架紧急送往手术室,机关来的人吩咐要保护好现场,协理员和几个病人正在围着沙飞说些什么。只听沙飞不住地说:“人是我打死的,我负责,他暗杀我,我有证据。”

事后,我听警卫员讲了事情发生的经过。

午饭后,沙飞显得十分烦躁,在病房里坐卧不宁。警卫员催他午休,沙飞却不耐烦地说:“不忙,你去把给我治病的津泽胜喊来,我有事找他。”

不一会儿,门外传来脚步声,沙飞从床上站起来。门开了,进来的是警卫员,他对沙飞说:“津泽胜大夫一会儿就来查房。”

过了一会儿,门被推开了,这次先进来的是津泽胜的女助手张富云医生,然后进门的是津泽胜。进门后,张医生站在沙飞的右侧,手里拿着病例夹子不时地记录沙飞回答津泽胜查询的病情,两个警卫员侍立两旁。沙飞表现得极度狂躁不安,他极不耐烦而又心不在焉地回答着津泽胜对于病情的询问。有时答非所问,有时拒不作答,令津泽胜十分尴尬,只好暂时离开病房。

不料津泽胜和张富云刚走,沙飞又要警卫员李有志把津泽胜找回来,说有要紧的事。

李有志回来了,津泽胜紧跟其后,进门后回身把门带上,刚转过身来未及说话,只见沙飞的右手飞快地从裤兜里掏出手枪朝津泽胜连开了两枪。这两枪射出的子弹一发击中津泽胜的前额,一发在他的左边擦肩而过,津泽胜当场倒在地上。此时,两个警卫员都惊呆了,一齐前来夺沙飞手中的枪,沙飞猛地转过身来,将枪口对着警卫员,趁其不备,右臂猛地往前一撞,歇斯底里地吼道:“他暗杀我,我就要打死他。”沙飞趁警卫员被他撞得后退数步之际,又凑到津泽胜近前,朝津泽胜的额部正中又开了致命的一枪。这时,两个警卫员一齐向沙飞扑过去,一人抱住他,一人奋力夺下他手里的枪,然后一人留在现场,一人飞快跑到院部报告。

津泽胜遭枪击后,被医护人员迅速送往手术室抢救。消息瞬间传遍了全院,传到北京,人们被这突如其来的事件震惊了,同时也在日籍人员中引起极大的恐慌和不安。院领导迅速抽调人员组成精干的抢救班子,一面争分夺秒抢救津泽胜,一面抽调干部下到各部做好日籍人员的安抚工作,稳定他们的情绪。

为了抢救津泽胜,军区调派专机从北京送来了最优秀的外科专家和最好的药品。全院人员都企盼着能从死神手里早日夺回津泽胜的生命,医院播音室不断向全院报告津泽胜的病情。当人们得知打入津泽胜颅骨的子弹意外掉出时,仿佛看到了一线希望,盼望着奇迹的出现,然而终因津泽胜伤势过重抢救未获成功。

1950年新年过后,《华北解放军》报刊登了华北军区政治部关于开除沙飞党籍的决定。2月24日,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下达判决书,判处沙飞极刑。《华北解放军》报还全文刊登了由司令员聂荣臻,政委薄一波,副司令员徐向前,政治部主任朱良才,副主任张南生、张致祥共同签署颁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训令》昭告全军。

3月4日,在和平医院操场召开了对沙飞的宣判大会。判决书大意是,沙飞因狭隘的民族主义,对津泽胜医生在治疗过程中怀疑对他有谋害行为,查无任何根据,纯属臆想,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违犯了国家法律,违反了党的政策和军队的纪律,特别判处沙飞极刑,以严肃法纪而保障人权。随后,沙飞被执行极刑。

在沙飞人生的最后岁月有一件必须交代的往事。被关押期间,监守人员搜查时,从沙飞贴身的衬衣上兜中,发现了用蜡纸或者说防潮纸层层包裹的鲁迅遗像底片。监守人员要拿走,沙飞死死地捂住衣兜,并大吼:“这是我自己的东西,这是我参加革命前自己的东西!”监守人员当即向上级汇报了这一情况。上级派来一名干部和沙飞讲道理,让他自己拿出来查验一下,如确系照片底片,可以允许带在身上。沙飞这才拿出来当场查验,确系鲁迅生前最后留影的底片,又还给了他。

沙飞走后,他的遗物被拿到了华北画报社(解放军画报社前身)。战友吴群、李遇寅发现没有鲁迅的底片时,立即写信追问底片的下落。他们都知道,沙飞对鲁迅底片很珍爱,用纸单独包好每张底片,再把十几张底片放在一个小铁盒里,13年来,他一直把这个小铁盒放在上衣口袋里。

1950年4月5日,负责关押沙飞并行刑的华北军政大学政治部保卫部就鲁迅底片回函:“关于沙飞所摄制之鲁迅先生的底片,来时他要求自己保存,怕给别人遗失。当时负责检查的同志认为那是和他的案情无关的东西,为了照顾他的情绪,就交给他了。但最后处决他的时候,由于工作上的疏忽,已忘了这回事,没有给他要过来。可能是在他身上放着埋葬起来了。”

数年后,沙飞的家人曾多次查找沙飞的墓地。但由于沙飞死后,墓地经过两次迁移,一直没有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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