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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晖:借债公投,希腊人到底在想什么?

2011年11月07日08:10南方网沈旭晖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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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阁下欠朋友巨额金钱,目的是要买豪宅,而且还要借更多的钱来避免破产,结果朋友愿意再借,只要求豪宅的花园少种一些名贵兰花,你却发脾气,认为条件严苛,说要召集全体孩子和佣人投票决定是否接受,债主会有甚么反应?以上的比喻其实并不贴切,但这是不少人眼中的希腊债务危机的全部,特别是对德、法人民而言,希腊这欠债人如此,对他们这些财神而言,实在是匪夷所思。

但在希腊人的角度,事情的来龙去脉却完全不同。

在近代历史上,希腊对大国一直有一种被出卖情结,虽然这情结存在于众多小国,但以西方文明摇篮自居的希腊无疑最难接受。现代希腊是脱离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独立的,独立由英、法、俄三大国背书,此后三大国共同控制了希腊,甚至负责挑选国王。但在希腊人眼中,这些大国却没有尽义务保护好希腊,希腊反而因为它们而卷入两次大战,特别是在二战,希腊原来保持中立,只是意大利墨索里尼为了不让希特勒的战绩专美,才要拿希腊这个英国盟友开刀,虽然希军一度击退意军,却惹来德军占领全境,承诺保护的盟军则不堪一击,希腊至今还在追还当年德国“旧欠”。后来德国战败,希腊立刻爆发数年内战,双方分别由美苏支持,其破坏性比二战更严重,这场战争是冷战最早的代理人战争,不少希腊人感觉自己成了大国的试验品,继而相信今天的高福利政策,只是对昔日战争的补偿,而这是美、俄、英、德等大国共同欠他们的。(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这种“债”,也因为地缘政治被激化。希腊人一直视源自同一文化背景的塞浦路斯为自己的后院,甚至一度有意合并塞浦路斯,但塞浦路斯北部的土耳其裔人,却在土耳其支持下,成立了“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在希腊民族主义者眼中,这是100%的分裂国土。但欧美列强为了拉拢土耳其抗衡苏联,接受了既成事实,这被希腊视为出卖。后来南斯拉夫解体,其中一个获得独立的是马其顿共和国,由于希腊也有一个马其顿省,担心这个新马其顿会来抢夺领土,坚持要对方改名为别扭的“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在这过程中,所有欧盟国家都当希腊的忧虑为笑话,这也加强了希腊人的逆反心理。

这样的情绪,在这次债务危机中同样得到体现。不少希腊人并不认为自己的过度消费、政府的过度福利是危机成因,他们相信危机其实是欧盟的责任,德、法借款是应有之义,它们作为欧盟龙头,才是危机的始作俑者,上述思维在雅典大学教授Yanis Varoufakis一篇广泛流传的访问中最能体现。逻辑是这样的:欧元的强势政策是德国主导的,这只对德国的高端出口导向经济有利,令德国成了欧盟的最大出口国,贸易逆差越来越大的希腊、意大利等国却要变相支持德国发展。加上希腊使用欧元后,热钱不断流入,加剧了国内通胀,进一步降低希腊产品竞争力,增加了政府的福利负担,催生了本国房地产泡沫,又鼓励了希腊大规模举债。而希腊丧失货币主权后,又不能通过调节货币政策(例如贬值)解决问题,唯有借款,所以希腊人以为自己是在为大国的繁荣而牺牲。事实上,不少希腊学者并不主张借款,认为欧盟应制定统一的货币政策,例如发行统一的欧元区共同债券,像美国照顾不发达州份那样,把希腊照顾起来,而不应“无理”让希腊人独自还债。

另一方面,不少希腊人认为美国同样是危机的始作俑者,或起码是“次作用者”。虽然希腊被美国视为看守俄罗斯西扩的桥头堡,但反美却是希腊人民、特别是希腊青年的传统。现在这个希腊共和国政府的成立,源自1974年推翻军政府的革命,美国被视为支持那个残暴政权的元凶,而军政府当年11月17日镇压国立雅典理工大学的示威,令这天成了希腊公众假期,以及反独裁、反美的象征,自此希腊每年出现的大小游行,美国大使馆都成为必到示威点。虽然克林顿当美国总统时,曾就美国昔日的角色道歉,但在左翼学者眼中,自然是“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因为欧元是美国的眼中钉,希腊不过是被拿来开刀的对象。这个阴谋论,一方面基于希腊的预算赤字和债务,原来根本不符合加入欧元区的资格,一切都是投资银行高盛获当时的希腊政府聘请来做账,才令希腊可以使用欧元;另一方面,美国财经界在自己的债务危机最严峻之时,却集体唱衰希腊来向欧元施压,令资金离开欧洲回到美国,恰似围魏救赵;两者加在一起,甚至有希腊人相信整个危机都是美国炮制的。这样的阴谋论自然难以尽信,但希腊民意对欧盟拯救方案反弹,部分原因确是不愿接受被他们视为“美国走狗”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援,担心日后阴谋层出不穷。

希腊人相信自己不过是全球化时代的牺牲品,因为国家早已失去了独自面对危机的能力,国际社会救援是天经地义的。要自己不断紧缩开支不但不爽,而且根本不能解决结构性问题。何况这些问题只是政客的责任(例如上届负责造假账来加入欧元区的政府),不是人民的责任,他们走上街示威,也是要犬儒地划清界限,不少人以为政府倒台了,政府制造的问题,就可以像1974年军政府倒台那样解决了。至于为什么希腊公务员可以40岁退休、为什么懂得使用计算机和准时上班会有“奖金”、为什么死去的公务员也可以由家人代领退休金,这些谜团,自然更统统不是他们的责任。

在比较政治角度,这立论自然大有问题,例如当年亚洲金融风暴期间,不少亚洲国家都大举借贷,像韩国就一早还清债务。但希腊学界举的例子往往是从另一角度来反问的,例如他们会问美国欠债多很多,为什么美国人可以继续挥霍而我们不行?又会问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的潜在危机和我们一样,要是欧盟不救我们,敢承担连锁效应吗?国际舆论越是批评希腊人懒散、不劳而获,希腊人就越是觉得冤屈,相信那些不过是危机成因的旁枝末节,不过是霸权不负责任地转移视线。虽然最后希腊取消了公投,但希腊人的这些情绪确是需要让世界了解的,因为这并非个别例子,很可能在其他国家陆续出现,这就足以成为全球化的新教材了。

(南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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