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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老太朱绮华逼停港珠澳大桥的幕后种种

2011年11月04日15:25南方新闻网林珊珊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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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过去半年里,她成了媒体追踪的对象,像个明星一样被记者蹲守,记者们突破保安的防备,打开她家的大门。

在回答本刊记者提问时,房运局书面答复——主要原因包括(i)须修改施工方法压缩工程时间表,令大桥如期于2016年年底通车(有关工程费用增加约41.5亿);以及(ii)工程价格上升(有关工程费用增加约23.5亿元)。

更多细节和运算法则,我们无从得知,但这并不妨碍“65亿”的广泛传播——这相当于全港公租屋免租3个月,综援户夺取3个月综援,若是政府派钱,每个人还可拿到1000块。

与此同时,朱绮华终于被等待着她的记者拦住,面对香港有线电视镜头,她说自己“不是有心搞,而是‘他们’跟我说,我又什么也不知道”,她还表示甘当“傻婆”,不会公开——“他们”究竟是谁?

朱绮华的这一番话让那些对公民党的质疑再次汹涌重现,甚至有政党登广告对其进行揭露和批评。不幸的是,那几个月,公民党同时陷入外佣居港案的舆论漩涡中——一些人批评公民党“祸港”,一个叫“护港力量”的团体还组织几次千人游行抗议公民党。

在香港中环,黎广德站在“占领中环”活动的喧闹人群中,显得有些孤独。对有些质疑,他表现出不屑。在过去几个月里,他频频应战,给政府挑刺。

他企图向记者解释清楚公民党在此案中的角色——“公民党和朱女士是整个环境运动中的不同部分。”他说自己的唯一工作就是为律师和专家牵线,“具体案件的对策,申诉点的拟定,怎么和政府打交道等等……是律师和当事人研究,不是公民党能指挥的。”

对于公民党的遭遇,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导师蔡子强认为,公民党表现不够“光明磊落”——“怎么和老太太接触的,他们之间的对话是怎么样的等等,要把细节交代清楚。”他想,不够“磊落”的原因也许在于——基层对于“65亿损失”是有意见的。

谁为65亿埋单

但黎广德看来,65亿的代价并不大,“香港市民去年因空气污染损失了138个亿,如果新的判决能够减低污染的话,这个数字对香港市民来说,可以很快赚回来。”

“一直以来,环保署长审批项目时主要倚赖一项准则:只要累积的污染量仍未把香港环境这个‘大垃圾桶’倒至满泻,项目便可以过关;项目污染量是否减至最低,并不被视为法定要求。”

他反复强调,政府应该为这65亿损失埋单——从法院受理案件,到做出判决,足足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一审中运输署并没有想到让法院加快排期,而运输局知道工程要被延误,本应做好两手准备。”

对黎抛出的指责,香港环保署并不愿意承认。在每进入一个楼层一个卫生间都要刷卡的政府高楼里,记者见到了环保局政治助理蔡少绵和环保署助理署长谢展寰。

他们态度谦和,措辞谨慎,还准备了一大叠资料耐心地向记者解释整个港珠澳大桥的环评背景。相比起环评制度的精神和责任,他们更愿意强调制度的“客观、公开和公平”。

谢展寰拿起厚厚一本《技术备忘录》,称翻遍所有环评条例,都没有找到朱绮华一方所说的“独立评估”,“我们不能要求工程倡议人做一个条例里没有规定的东西,不能全部由环保署长决定做不做哪一个评估,这样会带来很多执行上的问题,会引来很多官司。”

至于65亿的责任问题,蔡小姐耸耸肩:“在整个官司中我们是被动的一方。”她说,“我们是要捍卫环评制度的一方,而不是代表港珠澳桥一方。这次官司里,我们作为环评的监督者,有人挑战这个制度,我们的角色就是在法庭上捍卫这个制度。”

她并不愿意过多评价案子,但她给记者指明一段法官阐述的事实:在港珠澳大桥环评报告的公众咨询期里,并没有人提出要求补充做“独立评估”的意见。蔡少绵认为不应该在最后的阶段才提出。

然而,案件带来的环保制度和环保问题争论,早已不是人们关注的重点。9月27日,判决一出来,房运局局长郑汝桦立刻表示工程再上马,在媒体的聚光灯中,她表现出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在主流舆论中,大桥风波所考验的香港社会,是一副遭遇了挫折后,准备奋起直追的模样。

黎广德仍继续发出他的质疑,称郑汝桦这一姿态,“完全抹杀了环保署长王倩仪还须按判决重新审查环评报告的法定责任,令人担心政治姿态会否凌驾专业判断?香港人会否赢了工程、输了健康?”

不过,已经很少有人关心这些问题了,更多基层市民津津乐道的是,65亿元港币如果分给每个人大概能分多少钱。

朱婆婆与她的街坊们

傍晚的富东邨渐渐热闹起来,老人们开始从高楼里走出,他们聚集在楼下的空地上打牌、聊天,或是眼神空洞地呆坐在长椅上。

当记者问起朱绮华时,老人们一下活跃起来。甚至有两位老伯试图带着记者突破保安的防卫,敲开朱绮华的大门,他们似乎很想知道,面对记者,这位老太太将如何讲述自己的作为。

大树下的邓先生评价起朱绮华手舞足蹈,语带讥讽,“她很厉害,居然想挑战政府,害香港损失65个亿。”他想了想,算了一笔错账,“65个亿啊,平均每人一万块,要是发给老人,可以让多少人受益?”他又转念一想,突然提高声调:“她欠我一万块钱呢!”周围的老人们附和着点点头。

街坊们对朱绮华的行为感到不可理解,有人说,“所有的人都恨她!”有人接过话茬,“谁也不和她说话了!现在她走路都得低着头,像个鬼一样。”“要是换作我,就不敢走前门了。”……他们七嘴八舌,急着和老太太划清界限。

在街坊的描述中,朱绮华已经很少出门了,人们偶尔看到她,也是在晚上人群散去的时候。在公众场合,没有人愿意和她多说一句话,她只能和两个“疯子”说话。在富东邨,似乎只有“疯子”不知道她的过往。曾给他建议的邻居古先生,感到朱绮华的精神状态完全被扭曲了。他偶尔在电梯里遇到朱绮华,觉得她变得孤僻,充满紧张和警惕。

朱绮华的压力是从4月胜诉后开始的,随着舆论的升温,记者们开始搜寻她的信息,偷拍她的身影。很快,儿子及儿媳妇在媒体上认出了她,并对她进行了谴责和阻挠。

在这个时候,黎广德第一次见到了朱绮华。“我知道她承受着家人的压力,我要去感谢她,鼓励她。”黎广德如此解释他的动机。而此时郑丽儿也已经开始觉察“热情的干妈变得越来越沉默”。她深居简出,并向郑丽儿解释,“自己就喜欢呆在家里。”郑丽儿鼓励她说,“其实报道也有正面了,我可以找给你看。”但这一提议遭到了拒绝。

其间,有街坊林婆婆见到朱绮华并质问她:“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觉得你不对。”朱回答是:“大桥会影响空气,我身体又有病。”

“可你影响到我亲戚没事做!”——林婆婆的追问,终于得到一个比较满意的答复——“我儿子也骂我。”

这一答复引发了林的同情:“她其实也想不到事情这么大,还以为很有正义感。她就是做人太自信了,不和别人商量。”

林婆婆再次和朱绮华搭话,是在10月14日。这天,香港下了几场大雨,富东邨到处湿漉漉的。傍晚,朱绮华罕见地出楼了。记者和林婆婆朝她招招手,她走了过来。

她看起来很疲倦,一提起大桥案,情绪便剧烈波动——起初,她没有看电视,也没有看报刊,并不知道案件引起如此大的反响。直到儿子谴责她,她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过去的几个月,她都沉浸在悔恨当中。“我想,死啦,我现在连累到人家没工作做。”她说,如果早知道是这样一个结果,当时就不会去告政府。她想得心烦意乱,儿子劝她:“再想下去,就要痴线了。”

她更没想到,自己一片好心,竟受到了冤枉。听到有人说她收了钱,她很难受,“我这个人是不讲好处的。”听到有人质疑她想出名,她感到愤愤不平,“出什么肮脏名啊!”

恼怒和愧疚交加的朱绮华,把这件事视为人生一个惨重的教训。而她所理解的自身处境,有点类似于历史罪人、人民公敌。她似乎认为,将她拖入这种境地的,正是公民党。

她开始抱怨律师“总是说得很圆滑”,又抱怨干女儿“没想到她这么坏,把我摆上了台”。那天下午,郑丽儿再次给她电话,“她还想让我签第三次名,我说不要再搞我了。”

听到朱绮华的反应,郑丽儿很伤心,“她绝对不是一个弱势的老太太,不会‘什么都不懂’。”她说自己一直没站出来澄清,就是不想再伤害她。毕竟当时在两人之间,是朱婆婆站出来,最终承受了这一切,“我不能伤害她……”

在那个傍晚,朱绮华向林婆婆反复表态:“我全心讲正义的!”并再次叹气:“经过这次教训,我以后都不干了。”

老太太没有说出的另一层担心是,她的子女没能力赡养她,靠着政府救济金生活,她害怕因为官司产生的负面影响,没法拿到援助。“我真是怕他搞到我拿不到,我都害怕了。”

更多的细节,朱绮华已经不愿回忆了,她说事情过去太久,一回忆起来就头痛。一会儿,她还关心记者住在哪个酒店,讲起自己还在少女时代出来工作时,如何跟着别人学习普通话的经历。在菜市场,她甚至和记者聊起鸭子的价格,但一会儿,她又失去了耐心,声色俱厉地将记者赶走,叫道:“做人要聪明点!”

提着肉菜走在回家的路上,她和前面的老太说说话,很快,又转身和后面的人搭搭腔。她正在努力地想重新回到原来的生活轨道。

但是,一切似乎都已经不同了。

(感谢沙春利小姐、谭熹琳小姐提供帮助)

(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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