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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老太朱绮华逼停港珠澳大桥的幕后种种

2011年11月04日15:25南方新闻网林珊珊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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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过去半年里,她成了媒体追踪的对象,像个明星一样被记者蹲守,记者们突破保安的防备,打开她家的大门。

香港老太朱绮华逼停港珠澳大桥的幕后种种

朱绮华

香港老太朱绮华逼停港珠澳大桥的幕后种种

黎广德(图/林燕苹)

香港老太朱绮华逼停港珠澳大桥的幕后种种

郑丽儿(图/林燕苹)

香港老太朱绮华逼停港珠澳大桥的幕后种种

富东邨的街坊们对朱绮华的行为感到不可理解(图/林珊珊)

午后的香港东涌湾泛着粼粼之光,渔船悠闲地停泊在岸边。连接东涌与机场岛的跨海公路上,汽车来回穿梭。头上的缆车索道持续发出单调的声响,源源不绝运载着观光的旅人。每隔几分钟,便有一架飞机从对岸的国际机场起飞,掠过上空。

在未来,这个运输系统还将迎来它饱受争议几经挫折的新成员——全长50公里、预计造价700亿元的港珠澳大桥——它由中央以及粤港澳三地政府共同出资兴建,建成后将成为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2016年,当你站在东涌堤岸眺望大海,将看到一段9.4公里的高架桥从对岸的景观山架起,越过机场岛与大屿山之间狭长的海道,延伸至香港特别行政区,连接起主桥。

大桥原计划2010年底动工。然而,眼下这里仍土木未兴,海水蜿蜒至远方,沉默等待大桥的诞生。它在香港社会激起的千层浪,如今也慢慢归于平静。

过去一年,随着66岁的东涌老太太朱绮华对港珠澳大桥香港段两份环评报告提起司法复核,它遭遇停顿,又重新启动。贯穿在其中的,是人们对于香港环评制度、政党权力、民主与法治的重审、争论与较量。

2011年10月25日,在朱绮华提出上诉申请的最后期限,她的代理律师黄鹤鸣仍未接到上诉委托,这标志着案件完结,大桥复归其发展轨道。一切都将如期进行,而为此付出的代价,是香港政府声称的65亿港元。这65亿的代价,考验着香港社会对其核心价值的守护,也改变了老太太朱绮华的生活。

从东涌堤岸往回步行10分钟,便来到了朱绮华所在的富东邨。这里是香港的廉租公房,3座高楼屹立于此。过去半年里,她成了媒体追踪的对象。每天,几乎都有记者守候在此,他们突破保安的防备,打开她家的大门,企图让她说出,究竟谁是“幕后黑手”,她是如何介入这场官司的……然而,更多的细节并不为人所知。

本刊记者见到朱绮华时,她刚从一趟旅行中回来,几个月以来,她似乎已经消失在街坊的视线里。为了看起来“不像个冤鬼”,她把头发剪短了。她眉头紧锁,直叹大气。她觉得自己做错了事,却百口莫辩,饱受着自责的折磨。她急于从漩涡中摆脱,像是执行某个指令般反复念着“我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可听到街坊们的评价,又激动起来:

“你听我说,我是想为大家好,不是为我自己,我问我自己,不是为利益。”

站出来,做战士

事隔两年之后,郑丽儿终于站出来,第一次向媒体讲述事情的经过。

时间回拨到2009年秋天,作为朱绮华的干女儿,郑丽儿记忆里的朱妈妈是一名热情、特立独行的老太太。那时,港珠澳大桥的环评报告已被香港环保署批准,进入为期1个月的公众咨询期。作为富东邨的公民党党员,郑丽儿从议员林有娴那里了解到了大桥的造价和对空气的影响。“她告诉我们,政府做了一个评估,但评估不是很详细。对空气的影响,都没有正式公开地告诉市民。”

此时的郑丽儿是富东邨东盛楼互助委员会的秘书,通过互委会主席、公民党党员安剑英,她渐渐接触到公民党的活动,觉得自己有义务向富东邨的居民传播港珠澳大桥“被遮蔽”的另一面,便开始向邨民派发公民党的环评意见信,征集签名。

朱绮华也收到了郑丽儿分发的信件。她们同住一栋大楼,已经认识近10年。“朱婆婆那时患有白内障,她一个人住,走路时常摔倒,于是我对她特别关注。”因为经常来往,朱婆婆认她为干女儿。在郑丽儿的博客,还能看到他们的亲密合影——在郑丽儿的宣传横幅后,两人头挨着头。

再次听说港珠澳大桥的消息,是环评报告顺利通过后,郑丽儿开始寻思自己能为此做点什么。和郑丽儿一样,安剑英也关心着工程的进展,他对媒体承认:“公民党好担心,如果港珠澳大桥落成后,东涌空气污染会更严重,所以议员办事处同街坊讲,除非有人出面告政府,否则无嘢可以做。”

一个寻常的下午,郑丽儿买菜归来,在楼下遇上朱绮华,两人又聊起了大桥的进展。郑告诉朱,“有些环保团体也说这些空气微粒会影响心脏病、糖尿病的长期患病者。”朱点点头,说自己就患有这些个病。郑接过话头,“这个对你有影响,对你的家人和小朋友影响都比较大。”在郑丽儿的描述中,朱绮华为“政府欺骗市民”的行为感到愤愤不平,她满怀正义地表示:“我们都是东涌人,我们要站出来,为东涌付出一份力。不单为自己,也为了大家。”郑丽儿深受感染,说:“我也会站出来做战士。”

在公民党的聚会上,郑丽儿向党员们表达了朱绮华的想法。当时,一直关注港珠澳大桥的公民党副主席黎广德便做出判断:“除非司法复核, 否则就难以叫停工程。”

“有人提议先找律师,律师再去找大学里的教授研究具体的空气污染,”郑丽儿说,“他们找到了专家加以论证,专家的意见是,大桥制造的微粒会影响健康,可以根据这一点跟政府打官司。”

他们建议身患多种疾病、又领着政府救济金的朱绮华申请法律援助,对大桥环评报告提起司法复核。此前,朱绮华曾和邻居就空气污染问题互诉苦恼,但不知道自己能为大家做点什么。

2010年前后,郑丽儿将公民党的方案传达给朱绮华,她说这是唯一对抗大桥项目、保卫家园的方法——“我对她说, 我也是拿政府救济的,我也可以站出来,但两年后我要去参加工作,可能有影响。”根据郑的描述,朱坚持要站出来。

之后,郑丽儿带着老太太去申请法律援助,随即,公民党员给了郑一个地址。按着这个地址,郑带着朱进了香港市区,找到了身兼公民党执委的律师黄鹤鸣。

环保问题VS政治问题

如今,黄鹤鸣更愿意强调他的律师身份。面对本刊记者,他反复声明,自己是公民党党员,更是一名律师。他坚持认为,是法律援助处委派他成为朱绮华的代理人,他不知道也不关心为什么会挑选他。

郑丽儿的印象里,黄鹤鸣见到朱绮华后,一遍又一遍向她解释官司的要点。他还告诉她,案件影响重大,可能会有媒体来找她。但朱绮华表示自己并不想出名——显然,双方均没有预料到,舆论风暴如此猛烈。

在当时,他们面临的棘手问题是环保专业难题。“打这个官司一点都不容易。” 公民党副主席黎广德回忆,由于需要很多环保专家,而律师并不熟悉,所以他帮着找。

2010年1月, 朱绮华以7个申诉点向高等法院提起司法复核。一年之后,其中一个申诉点赢得了官司。法官宣判,港珠澳大桥两个香港本地工程的环评报告无效。

世纪工程停下了前进的步伐。那几天,朱绮华为告赢政府兴奋不已。但很快,事情变化超过了她的想象。就在大陆媒体为弱势力量、香港法制羡慕不已时,香港社会却回荡着质疑和讨伐之声。

4月22日,香港《大公报》发表文章《网民斥公民党与港人为敌》称,“公民党‘幕后操控’66岁老妇综援(吃政府救济金)朱绮华,滥用司法程序,推翻港珠澳大桥的环评报告,令工程被迫停止。”在部分媒体和政党的描述里,港珠澳大桥的司法复核案包含着不为人知的政治阴谋。

有议员感叹,“宁欺郑汝桦(房屋及运输局局长),勿欺朱绮华。”他们批评公民党“不想自己出面,没有亲自提出诉讼,却不惜利用一位目不识丁及领取综援的长者”。

接着,一则“78项工程因此案判决而受阻”的消息,以隐匿信息源的形式,见诸报端,四处流传。在接受采访时,香港环保署助理署长谢展寰声称,“并没有在公开渠道公布这一信息。”

但耗资700亿的大桥以及78项工程受阻带来的不可预计的经济损失,时时挑动着公众的神经。

5月,建造业总工会40名代表游行至政府总部,抗议环评报告司法复核影响工程进度及工人生计。他们高喊“反对基建工程政治化”,声称:“案件拖延基建发展,最多可能导致逾20万名建造业工人失业或就业不足。”

同月,特首曾荫权在香港立法会上,讲述他看到北京上海迅速发展后,对香港“好事多磨”的基建和“持续竞争力”的危机感——“部分政党、政客在大型基建项目快将上马之际,借环保或保育之名,利用法律程序或其他手段加以阻挠,为求达到一己的政治目的,不惜损害香港整体和长远利益。”

公民党的角色

9月27日, 二审宣判环保署胜诉。

法官同意环评条例要求“污染最小化”,但认为应该给予环保署长酌情权,裁定项目倡议人是否“采用最佳技术”把污染减至最低,因此被告并无违法。

判决当天,房运局局长郑汝桦马上宣布——大桥复工。同一天,更让人震惊的数据抛了出来——该局的新闻通稿披露,因此案影响,大桥香港段工程需增加65亿元。

65亿具体是如何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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