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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谈辛亥:政治变乱未必使社会动乱

2011年10月24日09:02南方都市报[微博]杨奎松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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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杨奎松:政治变乱,未必会带来社会之乱。社会紊乱,也未必是步政治之乱而来。 比如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民间统系、秩序等级、人伦关系、乡规民约,始终传承延袭,少因政治变乱而发生剧烈变化。

杨奎松谈辛亥:政治变乱未必使社会动乱

孙中山谒祭南京明孝陵后,与众官员合照。

人心变乱最可哀———辛亥百年,有感于历史与现实的所想所思

杨奎松 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今生乱象怪辛亥?

从毒咸蛋、毒奶粉、黑大米、地沟油,到“我爸是李刚”,竟发展到佛山女童小悦悦事件,中国今日社会人心可谓乱象纷呈。此乱由何而来?今人说法不一,但似乎都和辛亥扯得上点儿关系。

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近百年来之乱象,根本上是迷信革命的结果。中国革命自辛亥始,故辛亥革命实为是始作俑者。

另一种说法类似,相信梁启超“人民程度未及格”,不能实行民主之说。认为中国近代之乱,根本上与盲目学西方,引入民主政治有关。说凡动乱年代,大多都是中央集权缺位之时;凡社会稳定之日,一定是强权专制稳固之年。故辛亥革命导致中央集权垮台,难辞其咎。

再一种说法,则肯定辛亥革命不仅无害,而且有功。他们将一切中国之乱,都与改良或革命不彻底挂起钩来。认为辛亥以后中国之所以会陷入混乱,不是因为革了命,而是因为革命不彻底。共产党彻底革命,就有了统一、强固的新中国。

比较清朝统治期间的大一统局面,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确实陷入到严重的混乱之中。只是,把辛亥革命后的政治之乱,与今日中国的社会之乱混同起来,实不相宜。

中国之“乱”,素有两种:一种是政治之乱,一种是社会之乱。前者就像辛亥革命之后,国家四分五裂,任谁都统一不了中国,一切都取决于实力,而实力又依赖于对地方财力、物力和人力的控制,结果就形成了地方军阀割据和凭借枪杆子“打江山、坐江山”的政治乱象。

但是,政治变乱,未必会带来社会之乱。社会紊乱,也未必是步政治之乱而来。

比如,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内乱外患不知凡几,民间统系、秩序等级、人伦关系、乡规民约、道德传统等,始终传承延袭,很少因政治变乱而发生剧烈变化。这也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中国,两千年来时分时合,却总能够维系其大一统政治文化格局的一个重要社会条件。即使是发生了辛亥革命,国家变得动荡不安,四分五裂,中国基层社会形态虽渐趋恶化,多半也还是维系着传统的结构和秩序。这种情况,读黄宗智、庄孔韶、李怀印、王先明等人写中国农村的书都不难有所了解。即无论国家层面的政治如何混乱,相对于基层,尤其是相对于广大农村来说,哪怕是到了抗战前后,许多地方社会及人心的改变并不大。农民仍旧延袭着世代相传的传统规约、道德和习惯,纵使是农村中那些有权力及有声望者,因为维护传统制度运作需要民心的缘故,想胡作非为者也还是会有所顾忌。

反过来,社会及人心的紊乱,也未必一定相伴于政治的变乱。早年欧洲资本主义,私欲横流,道德沦丧,弄成贫富悬隔,阶级对立,各国政治本身却未必都发生了变乱。同样,今日中国政治之统一、国力之强盛,为百年来所未有,政治并未紊乱,却禁不住社会及人心乱象滋生蔓延。

故简单地否定辛亥革命,认为用暴力的方式推翻帝制与集权政治,导致了中国后来各种乱象的说法,未必站得住脚。而简单地断言大国国民道德伦理与社会关系的好坏优劣,取决于管控的宽严强弱,认为根除私欲、贪腐和黑恶势力,只能借助暴力与专政的观点,更是不知从何谈起。

当年革命隐与忧

“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认为中国革命应分三步来进行。第一步是要推翻满人统治,即实行所谓“民族革命”;第二步是要成就共和宪政,也就是所谓政治革命,孙中山又称其为“民权革命”;第三步是要在政治革命胜利的同时,“毕其功于一役”地实现限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目标,实行所谓社会革命,孙称之为“民生革命”。严格说来,辛亥革命只完成了孙中山计划中的一步多一点。即只是推翻了满人统治,并建立了共和制度,不仅他所主张的民主宪政,以及民生革命的目标未能达成,就连使中国在汉人统治下变成统一、独立的民族国家的目标,终其一生也未曾实现。

对于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之乱象,梁启超早就有所预言。他断言:凡是历史上长期专制的国家,“一旦以武力颠覆中央政府,于彼时也,惟仍以专制行之,且视前此之专制更加倍蓰焉。”因古来相传之国宪尽毁,革命之后难免使人民四分五裂,党争层出不穷,最终非“有一非常之豪杰,先假军队之力,以揽收一国实权”不能解决问题。问题是,凡用强力取得政权者,必会以强力维护之。结果,“此篡夺者之名,无论为大统领、为帝王,而其实必出于专制。”届时民众若再想获得失去之自由权,“舍再革命外,无他途也。”

历史研究的价值,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显现。证之辛亥革命之后中国专制复专制、革命复革命之经历,我们不难发现梁启超确有超乎同时代人的先见之明。他所以能够做出如此准确的判断,是因为那个时代许多欧洲学者深入考察过法国革命及其随后的历史,梁启超从中获益匪浅。但是,那个时代还没有汉娜·阿伦特以及苏珊·邓恩那样更深入、更细致的研究,人们还很少注意到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在追求平等与自由问题上的重大区别。简单地把法国革命的政治革命性质与社会革命性质混为一谈的结果,使梁启超相信依靠下层会党闹革命的孙中山等人,与鼓动法国穷人造反的罗伯斯庇尔等人,没有什么两样。

实际上,孙中山与梁启超一样并不主张鼓动穷人来搞均贫富,他也不赞成马克思关于消灭私有制的主张。他的政治革命,其实仍旧是精英革命。他的社会革命,也只是意图限制私人资本,使之不能左右国计民生;同时主张用和平赎买的方式,将土地逐渐收归国有,并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使耕者有其田,避免在中国重演贫富悬殊现象而已。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中既不含有剥夺富人财产的想法,也根本反对破坏传统的社会秩序与道德人伦关系。

这也即是说,辛亥革命后中国时局愈益混乱与分化,或可怪到孙中山政治革命的主张与坚持上去;但中国百年来所发生的社会与人心之巨变,却未必能与孙中山的革命扯上多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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