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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桐:庸臣岂知亡国痛

2011年09月28日10:48书摘王学斌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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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清朝亡国,缘由殊多,其中一个要因便是掌权者的颟顸无能。环顾彼时朝堂,有一位重臣,身居要职,面临危局,却终日捞钱、吃喝、听戏,一副“太平宰相”模样。此君便是辛亥年内阁协理大臣那桐。

那桐:庸臣岂知亡国痛

原载于2011年《文景》杂志第六期

清朝亡国,缘由殊多,其中一个要因便是掌权者的颟顸无能。环顾彼时朝堂之上,有一位重臣,身居要职,面临危局,却终日捞钱、受贿、吃喝、听戏,完全一副“太平宰相”的范儿。此君不是旁人,正是辛亥年时任内阁协理大臣(相当于今日的国务院副总理)的那桐。

升官有术

说起那桐(1856—1925),想必不少人感到既熟悉又陌生,都知道他是清末政坛显赫一时的重要人物,但对其生平事略尤其是发迹史却知之甚少。那桐是如何步步升迁、位极人臣的呢?此中颇有玄机。

那桐是叶赫那拉氏,内务府镶黄旗人。于是不少人就猜测其能在清末火速上位,定是依靠慈禧的特殊关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虽与太后老佛爷同族,但那桐却是从基层做起,于户部郎曹蹭蹬浮沉长达二十余年。

虽然仕途并不如意,但那桐不抛弃、不放弃,依然勤勉工作,终于盼来了人生的伯乐——翁同龢。翁当时既是帝师,又是军机大臣,最为关键的在于他还兼任户部尚书,是那桐的顶头上司。那平日的工作水平,翁自然尽收眼底。光绪二十二年(1896),朝廷拟定银库郎中人选,那排名第二,本无希望。此时翁力荐那桐,甚至不惜与军机首辅李鸿藻闹僵,终于让那获得银库郎中这个肥缺。可见那深得翁之青睐。那亦对翁终生感激。戊戌维新前夕,翁因内部矛盾横遭罢黜,遣送回籍。那听闻此事,犹如晴空霹雳,日记里写满了不舍之情:

申初归,今日上谕:翁中堂开缺回籍,朝廷去此柱石之臣,可叹,可忧。

四月卅日,到翁师处长谈时许,别泪纵横,不可道矣。

恩师虽已返乡,但仕途还要继续。要想于宦海屹立不倒,背后就必须有大树庇荫。那桐自然深谙此道,开始物色新的靠山。经过一番选择,那发现荣禄最靠谱。

清末之官场,官员若能迅速升迁,无非两个原因:一是出身是否高贵,二是跑官能力是否一流。前已言及,那桐虽与慈禧同族,却很不受待见,所以他只能靠自己。恰逢戊戌之后,荣禄深得慈禧垂青,出任军机大臣,成为满人权贵之翘楚。荣虽为人极为精明,城府甚深,但却有致命短板——贪财。那桐正是瞅准其嗜好,每逢荣禄生日,必定登门送礼。有一回,那升任京堂,向原来的上司行感谢礼,“以千金拜荣仲华相国(前户部)受,四十金拜崇文山尚书(前户部)受,四十金拜徐荫轩相国受……”。按照常规,京堂送礼,四十两为准,而那唯独下血本塞给荣禄一千两,可见其明显是有意讨好。一来二往,荣便把那视为亲信,重点栽培,不久便将其扶上礼部右侍郎的位置。

谁成想荣禄于1903年便一命呜呼。那桐此时虽已为副部级干部,但仍需寻找政治后盾。转了一圈,他找到了庆亲王奕劻。奕劻是清末最著名的贪官,其“自当国以来,政以贿行,官以私进”。此等货色,但凡略有良知的官僚都唯恐避之不及,而那桐却甘愿与之同流合污。一次,清政府推出发行公债票的举措,号召全国自大官至小吏,都必须先行声明认购若干,其标准同其家产挂钩,多买有赏,少买必罚,实际上是变相的征收财产税。奕劻、那桐二人身为重臣,且富可敌国,自然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让他们二人花钱买一堆废纸,无疑是剜其心头之肉。于是二人私下商议,想出了一个规避之策,以出卖各自财物来掩人耳目。于是奕劻卖掉自己的车马,那桐则更狠,卖掉自己的房屋,并且二人在报纸上大肆登广告,做宣传,表示自己为了替国家分忧,宁愿变卖家产,以博取世人同情。有一天,二人一同上朝,那桐埋怨奕劻不应该拿一批不值钱的车马出售,致使他人怀疑,自诩卖屋既能显示出自己的爱国之心,又可获得圣上的怜悯与信任,实在是万全之谋。奕劻竟恬不知耻的讲:“上若强迫承认,虽宣言卖身,亦复无益也。”说罢,二人击掌狂笑,真可谓臭味相投!

正是凭借送银子、找靠山和搭帮派等手段,那桐在清末十年内风生水起,一跃成为中枢大臣。

那袁结盟

除去攀缘上级领导,那桐还不忘在同僚中开发资源,寻找盟友,他与袁世凯结盟便是典型案例。

那、袁之相识,始于小站练兵时期。当时袁主动登门拜见那桐,“直隶臬司袁慰亭世凯来拜,年甫三十九岁,局面扩大,谈吐朴直,诚大器也。”那时任职户部,掌管银库印钥。袁之目的,明显同审批练兵军饷有关,自然给了那不少好处。通过接触,袁发觉那桐富有学识,且行事谨慎,更重要的是其深受帝师翁同龢倚重,不啻为一支升值空间极大的“政坛潜力股”。故袁千万百计地腐蚀这位国家干部,与之深相结纳。翻看《那桐日记》,我们不禁惊叹袁世凯用心之巧,出手之大,手段之高,花样之多。为了“搞定”那桐,袁但逢节庆便派人送上厚礼,力求用金钱将其喂饱,不过这仅是常规手段。有一次,那桐从日本归国,袁世凯不惜高接远迎,破格接待,“舟行平稳,未正抵大沽,慰亭制军遣小火轮来迎,易乘进口。酉初抵塘沽,换火车,戌初抵天津车站,袁宫保及阖郡文武来迎”。这哪里还是接待朝廷中层领导,完全是遵照迎送外国贵宾或元首时的标准。

同时,袁还从那身边亲属下手,对他们倍加关照。如袁曾授意徐世昌,让其接近那桐之弟那晋,并与之换帖,结拜为异性兄弟。然后袁顺水推舟,提拔那晋,“锡侯弟经袁制台、铁侍郎奏充襄理京旗常备军营务”。另外,每逢那桐之母亲生日,袁就一掷千金,出资将京城有名的戏班子请到那府演出。如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袁宫保送洪奎班戏一天以为祝寿,请客二桌。”如此细致周到的“关怀”,自然使那桐感激不尽,从而甘心与袁互为奥援,形成政治联盟。

化身“宅男”

1908年,袁世凯因与载沣的矛盾升级而以足迹开缺,回豫养疴。虽然身处洹上,但袁依然对政局了如指掌,因为朝中有两个眼线为他服务,一位是自己的拜把子兄弟徐世昌,另一位便是盟友那桐。

正是由于徐世昌、那桐同袁世凯之间的这层关系,二人自然想方设法让袁重返清廷。1911年5月8日,清廷颁布内阁官制,徐、那二人同被授为协理大臣。二人接旨后,反应竟极为一致。徐于日记写道:“蒙恩授为内阁协理大臣,时艰任重,拟具疏恳辞”。那亦然,“具折恳辞内阁协理大臣差事”。其实二人此举,既非自谦,亦不是唯恐难以胜任,实乃欲逼迫皇室请袁世凯出山。好在摄政王载沣坚持己见,不准请辞,二人之谋划遂未能得逞。

不过袁世凯又岂是“池中之物”,终有复出的一天。武昌首义爆发后,举国响应,清廷顿时方寸大乱。于是徐、那二人再度活跃起来,他俩联合奕劻,四处散播“唯有袁世凯方能收拾残局”之论调。载沣出于无奈,只得授袁为内阁总理大臣,主持大局。袁不再蛰伏,接受任命,独揽大权,其与那桐的来往便愈加密切,这在《那桐日记》中颇有体现:

十月初四日 午后徐相来谈。

初五日 午后未出门,翰卿、菊人,鑫吾来谈。

初六日(11月26日) 因昨日感寒,手足麻木作烧舌痛,宣誓太庙典礼未能恭往陪祀……夜袁慰廷、徐菊人来谈。

三人私下里过从如此频繁,定当有要事相商,恐多半与清帝逊位一事有关。更堪玩味的是,自从11月26日夜里与袁、徐二人密谈后,那桐便称病不出。起初只是请假十日、十五日,后来干脆续假二十日,化身“宅男”,闭户谢客,直到清廷覆亡。同时,期间袁世凯“派卫兵二十六人来家常川守护”。可知那桐此举实乃与袁、徐密议之结果,其告病养疴是假,免责避祸是真。

1912年2月12日(辛亥年腊月二十五日),清帝退位,宣布共和。面对这一旷古巨变,那桐于日记里写道:“昨日呈进皇太后、皇上如意二柄,今日蒙恩赏还。风定天晴,气象甚好。此后遵照临时大总统袁通告,改书阳历。”江山鼎革,王朝倾覆,那桐非但没有痛心疾首,愤恨萦怀,反而满怀喜悦,相机而变。可见清廷在他心中之分量,实在是微不足道。

“自古召乱之道,莫甚于罔利”。像那桐这样尸位素餐的庸臣当道,只顾升官发财,焉知亡国之痛。个人腰包越来越肥,偌大政府却越来越瘦,清朝若想不灭亡,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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