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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进过后是饥荒 川东三年“灾害”纪实

2011年09月28日08:45南方报业网韩福东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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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朱全森:在三年灾害期间,达县专区(下辖达县、巴中、通江、宣汉等县,1992年撤销),出现过数十起人吃人的案例,让他颇感悲伤。“人吃人不止一地,全国很多地方都发生过。”这并非秘密。

跃进过后是饥荒 川东三年“灾害”纪实

原达县专区碑庙乡中心校教师朱全森,后参与《达州市志》编纂,主笔大跃进等政治运动。

跃进过后是饥荒 川东三年“灾害”纪实

大跃进时期达县专区红星农场培育的江西大萝卜,号称亩产15000斤。

50年过去了,朱全森仍无法忘记那持续多年的饥饿体验。

1959年,当饥饿在四川省东部蔓延开来时,26周岁的朱全森,是四川省达县专区(现为达州市)碑庙乡中心校教师,“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数十年后,他参与《达州市志》三卷本的编纂工作,主笔大跃进等政治运动,对那段岁月有刻骨铭心的反思。

朱全森说,在三年灾害期间,达县专区(下辖达县、巴中、通江、宣汉等县,1992年撤销),出现过数十起人吃人的案例,让他颇感悲伤。“人吃人不止一地,全国很多地方都发生过。”这并非秘密。在王光美、刘源等人所著《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中,也曾记载,刘少奇曾在“七千人大会”后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是要上书的。”

《达州市志》称,1959年~1961年,达县专区连续三年旱灾,1959年6月30日起,达县、宣汉等地持续伏旱49~67天,1960年,各县伏旱20~47天,1961年夏全境干旱及中南部伏旱(大竹县54天),使粮食连续三年减产。不过,朱全森更愿意用“人祸”来形容这场灾害,他和达州市公安局文史工作者何大地均对南都记者说,那三年,栽秧时节水稻田里是有水的,那点干旱在正常情况下根本饿不死人。

给那段惨痛历史做注脚的数字是,1 9 6 2年,达县专区总人口3 5 4 .2 2 5 4万人,比1 9 5 8年减少30.4396万人,年均减少7.6099万人,年均递减19.78%;而在1950~1957年,人口是呈增长态势的,年均增长率为16 .81%(据《达州市志》)。官方的人口统计是否准确,仍有很多争议。达县县委党史研究室在编著《中国共产党达县历史第二卷(1949-1978)》时,就回避了该县死亡人数,仅提及“1961年春,全县10余万人出现水肿病。”据达县县志,1961年达县人口88万余人。党史研究室主任杨吉文对南都记者说,“统计数字是失真的,和实际与推论不符合,死的人应该更多些。”

“达县专区饿死人的情况,在四川算严重,但不是最严重。专区内部也不平衡,要看地方领导的领导水平如何,有的领导更过火,有的手软些。达县专区11个县,灾害最严重的是宣汉县,而宣汉县内也不平衡,基层执行并不完全一致。”朱全森说。

这一段饿死人的故事,是从“大跃进”开始的。

“我叫我儿子、孙子以后都亩产万斤”

周永开,生于1928年,是民国时期加入中共地下党的老革命,“大跃进”开始时,他是达县专区巴中县主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

“1958年,巴中县大炼钢铁、大办水利,把农民抽走,农田里没劳动力了,粮食都没收回来,红薯在田里都烂掉了,但后来还算到总产量里去了。”周永开对大跃进的回忆,从农田荒废开始。他对南都记者说,在1958年之前,全国经济上升,大环境很好。而转折就发生在1958年。

这一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被提上日程。总路线、大跃进与随后出现的人民公社,被称为“三面红旗”,开始在全国大力度推行。

“大跃进”语境下,达县专区也开始“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工业上号召“超英赶美”,组织了大约85万人的钢铁大军,建成土高炉上万座,铁质的生活用品和碑、钟等文物都被拿去炼钢了。仅宣汉县,就有4557间农民住房、5997间牲畜圈舍和1659万株成林树木被拆毁砍伐,充当燃料。农业上,则实行人民公社体制,统一劳动和吃饭供给。

“大办公共食堂,不准自己家冒烟做饭,农民也没自留地了,三自一包(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和四大自由(雇工、贸易、借贷、租地)都当资本主义尾巴割了……没有三面红旗,农民要好过得多。”时为达县专区党委办公室工作人员的严宗全对南都记者说。农民的命运和人民公社紧紧捆绑在一起,为此后的灾害埋下了伏笔。

朱全森说,为响应“一大二公”的口号,“我们那儿就把两个食堂合并成了一个,小李家沟的人都要去大李家沟吃饭。开始时,有的妇女觉得还可以,因为不做家务了。后来从觉得不合口味开始,慢慢问题越来越多。”

但在1958年,吃饭还不是严重的问题。按受访者的说法,事实上,虽然有农作物腐烂在农地里没有收割,但这一年的事实粮食产量较1957年为多,这一年并没出现饿死人的情况,当时的口号是“敞开肚皮吃饱饭,鼓起干劲搞生产”。也是在1958年,“大放卫星”的风气开始在全国流行。“粮食都估产很高,从亩产千斤到亩产万斤。”周永开说。

当时四川省委书记在四川省大跃进上颇费心思。“他讲要亩产万斤,有一次,温江一位地委副书记说,达到亩产9800斤了。四川省委书记说:只9800斤,一万斤搞不上?这位地委副书记说,没得行了,只9000多斤了。省委书记说:我叫我儿子、孙子以后都亩产万斤。”周永开提及这段往事时,也注意到现在袁隆平超级稻亩产刚刚突破900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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