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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中俄边境特务村:村民对容貌很自卑

2011年08月31日08:27中国新闻周刊杨敏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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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文革的风暴过后,村子变得沉默且自卑,村里人对自己的外貌变得敏感。他们迫切地想要改变自己的容貌,成为真正的中国人。唯一的办法,是找汉人结婚,逐渐稀释自己的俄罗斯血统。

中俄边境特务村:文革后村民获得平反

张运山生前留影。

中俄边境“特务村”

凌晨三点多,黑龙江省逊克县车陆乡宏疆村,朝霞的光辉已然可见。78岁的老汉徐维义已经出门,去江边收他昨日布下的渔网。虽然是夏季,这里的早晚温度也只有五六度。徐维义仍穿着冬季里的一身旧棉袄,拄一根老树棍做的手杖,因为文革遗留下来的严重的腰疼病,他的行动有些笨拙迟缓。

徐维义捕鱼的这条黑龙江,是中俄两国的分界线。江的对岸,便是俄罗斯。徐维义说,他母亲的老家就在上游一百里的河对岸。

徐维义长了一张典型的俄罗斯人脸孔,蓝眼睛,高鼻子,络腮胡,但他其实是俄罗斯母亲与闯关东的山东人所生的混血儿。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由于苏维埃红色政权的建立引发难民潮,以及随后的大清洗运动等各种原因,数以万计的俄罗斯人先后迁入中国黑龙江境内。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后来陆续移居他地或回归俄罗斯,真正落地生根的多是与中国人组建起家庭的俄罗斯妇女。据俄罗斯人主要聚居地之一的逊克县的县志记载,新中国建国初期,全县有无国籍外侨(他们多被苏联政府取消了国籍)205人,女性189人,占侨民总数的92.2%。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苏友好,江两岸的人来去自如,互通有无。

但1960年代中苏交恶之后,两岸关系变得紧张。村里曾经有人去河对岸做生意、探亲,但边境在一夜之间被封锁,他们再也没能回到村里。等到1990年代有人再回来,这个村子却变得异常沉默。

文革时期,车陆公社(今车陆乡)制造出了一起“苏修特务集团”大案,宏疆村挖出的特务之多,使这个村子成了远近闻名的“苏修特务村”。

“上山搞资本主义”

“苏联老太太”——徐维义的儿子们常常这么称呼他们的奶奶葛金丽娜。

奶奶家族姓亚力山大,是俄罗斯贵族后裔。孩子们小的时候,家里常常能收到从河对岸邮过来的瓜子、糖和被面,这令他们如过节般欢喜。

大儿子徐福胜从小跟着奶奶长大,仍记得老太太喜欢穿蓬蓬裙,将他往裙子里一兜就可出门,方便得很。每次餐前,老太太都要在胸口划十字祷告后再吃饭。

“后来我说奶奶你老整那玩意干啥呀,她就不再比划了。”徐福胜今年50有余,跟他父亲一样,长着典型的俄罗斯脸孔,嗜酒,生性粗豪。

“苏联老太太”来中国时,还带来一个儿子,后来取名叫徐维刚,村里人称“傻大爷”,是如今村里仅存的、有纯正俄罗斯血统的人。

苏联大清洗运动开始后,葛金丽娜把1岁多的徐维刚兜在裙子里,走过冰封的江面,流落到中国。当时,正赶上大批山东人闯关东,很快,葛金丽娜嫁给了一个姓徐的山东人,在中国安了家。

“傻大爷”嗜酒,爱唱歌,常常一个人自编词曲,即兴高歌,若让他重唱一遍,他就懵了。

然而,文革时,因为没有国籍,“傻大爷”却反而因祸得福。

文革开始后,徐氏家族被打成“苏修特务”的有7人:“傻大爷”、大哥徐维义、二哥徐维新、小弟徐维祥、大姐夫张运山、二姐徐桂贤和二姐夫王海丰。

只有“傻大爷”没怎么吃苦头。“只是拿绳子将他绑在树上,没怎么打他。”徐福胜回忆。

他的父亲徐维义则被关进了牛马棚达5个月。

当年,徐维义是村里的生产队长。在徐福胜眼里,父亲特别能干。闲暇时,常常上山打野味。“我家的伙食是村里开得最好的。我爸常问我们:想吃水獭吗?想吃他就去打。”

打来的野味也可拿去卖钱。一只黄鼠狼是九块二毛一。而在生产队干一天活,最多也就10来个工分,只够买支冰棍。

徐维义被关牛棚后,徐福胜负责给父亲送饭。那时他13岁,读小学五年级,每天早上4点起床,走三里地去送饭,一日三次,一路上充满了对造反派的怨恨。

造反派们逼徐维义交代“苏修特务”的罪行。他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情急之下,为自己罗织了一条罪名——“上山搞资本主义”。

一次批斗时,造反派让他弯下腰,双手向上做“喷气式”,长达7天7夜。“到第8天时,我眼珠都要瞪出来了,眼看就要行凶。我要是拿起小板凳一抡,打趴下三个两个还不容易?造反派一看我都急了眼了,害怕了才让我歇下来。”

说时,徐维义坐在窗边,脸背着光,看不清表情。他如今已是村里最年长的一辈,颇得村里人尊敬。过去的许多事他已不愿多提。有时候在村里偶然遇到当年折磨他的造反派,他也会不咸不淡地打个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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