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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红颜掀得翻皇权动不了封建性别制度

2011年08月26日08:27新民周刊钟 瑾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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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皇权,却没能从根本上触动封建性别制度,没能从根本上改变女性的生存空间。一些保守势力甚至在革命之后对于参加过革命的女性更加歧视、排斥。

辛亥红颜掀得翻皇权动不了封建性别制度
秋瑾烈士像

辛亥·红颜

祖国沉沦感不禁,闲来海外觅知音。

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

嗟险阻,叹飘零,关山万里作雄行。

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

这是秋瑾留学日本期间所作的《鹧鸪天》。自言其志的一阕词,数年后,成了她参加革命的“罪证”。

当时,秋瑾的闺中密友一直借助各种公开的悼念活动辩解其并非革命党。严格说来,这位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7年即慷慨就义的“鉴湖女侠”,也并未亲历辛亥革命。但是,秋瑾的确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以自己头颅撞响了封建丧钟的女性,她的言行影响了不少女性挑战封建恶习,正视自己的存在,其中还有人为新军设计了更高明、更适合作战的新军制、军衔及军服。

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今人也说,战争,让女人走开。但中国自古还有“巾帼不让须眉”的说法。老大帝国风雨飘摇,生死关头,二万万女性焉能置身度外?

于是就有了获得孙中山嘉奖的“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被誉为“女界孙黄”的唐群英。而若非徐宗汉、张竹君鼎力相助,黄兴的性命恐怕在1911年秋就玩完了。当女子敢死队、女子北伐队在前方甘冒枪林弹雨之时,后方的女子社团则在不遗余力地筹粮助饷,动静之间,写下无数惊天传奇。“女人也出来造反,世界变了。”目睹辛亥革命女军阵容的老人当年曾发出这样的感叹。

革命之后呢?中华民国的建立、先烈之功,有国史、党史、碑文纪念,世人皆知。“唯独精忠爱国,鞠躬尽瘁,尽其一生能力以卫国救群之妇女们工作,则未见记录,致我粤之革命老前辈妇女,于史册中,缺乏题名,此亦中国社会以男性为中心所使然也,否则,数十年之革命工作中,单独男儿努力,而女同志竟无一人参加工作乎?细心一想,便知凡事不分大小,必须合群合力,方能成功,何况改造国家,事体伟大,益须团结。造成中华民国,过程艰巨,岂有单独男儿负责,便可成功?(邓蕙芳语)” ……教科书里,辛亥女杰更是被浓缩得只剩下秋瑾这一个名字。

如果历史的巨笔总是这样有意无意地只在一众“英雄”身上留下重墨,那么何不重读一下秋瑾的《鹧鸪天》呢?这阕词,在革命席卷中华大地之前就昭告世人——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女子,绝对是中国近代第一场民主革命中的伟大力量,她们在历史上被遮蔽的身影,终将重新进入人们的视线。

休言女子非英物

散落于历史尘埃的辛亥女杰

非常之人值此非常之境,这句话用来形容这些不凡女性当是最贴切不过了。这些人、那些事构成的坐标,定格了某一历史时空。今天,或许是时候翻回到100年前的那一页,抖落尘埃,让这些女性回归人们的视野了。

1920年,时任广州参议员的邓惠芳写下《辛亥革命前广东参加革命工作之妇女》一文,追问为什么“精忠爱国、鞠躬尽瘁、尽其一生能力以卫国救群之妇女们工作”,在“国史”、“党史”之中未见记录?难道数十年革命工作中,只有男儿努力就可成功?为了让那些投身革命的姐妹们能被历史铭记,邓惠芳将其所知的女志士姓名及事迹一一列出。

邓惠芳1891年出生在广东一个小村庄。当时,广东是开风气之先的所在。清末留美幼童中,广东子弟约占30%,而第一批几乎全是广东人,他们或生在买办之家,或家有洋务运动人士,于是率先接受了西方思想的洗礼。

14岁时,邓惠芳曾与兄长一起奔走营救过革命志士夏重民,因此,3年后当她追随兄长加入同盟会、并被派去暗杀两广总督张人骏时,邓惠芳已成长为一名战士。在刺杀失败后、加入广东北伐军女子炸弹敢死队之前,邓惠芳的一次壮举被永久地镌刻在了史册上。

那是1911年4月27日下午,经过一昼夜激战,百余英魂就此长眠在了一片旷地。而他们的家属,望着血泊中的亲人却不敢靠近。20岁的邓蕙芳和同盟会会友潘达微秘密委托工人在尸体手臂上系了白布编了号码,同时策动当地九大善堂联名申请埋葬尸体,他们就是后人所说的“黄花岗”烈士。

南国:冲天香阵黄金甲

同盟会以华南为活动基地时,发现当地半数人口为妇女,为发展组织、吸收女学生和家庭妇女,遂于“驱除鞑虏”等十六字政治纲领外,增加了诸如提倡女权、反对家庭专制、主张婚姻自由、反对做妾、反对缠足之类的新口号,并针对女性开展宣传工作。对于饱受封建家庭压迫、对旧式婚姻不满的青年妇女来说,那些提倡女权的宣传无疑是有吸引力的。

生长在广西梧州一个清政府海关官吏家庭的黄扶庸(后改名黄秋心),为反抗婚姻,通过其就读的洁芳女校刺绣教员宋铭黄的介绍,加入了同盟会,来到香港实践女子学校读书和工作。

香山县的梁国体(在邹鲁妻许剑魂死后嫁给邹鲁,改名梁定慧),因与由父母作主完婚的丈夫没有感情而离家出走,投奔在香港实践女子学校挂名校长的姐姐梁绮川,入校读书并加入同盟会。跟踪而至的丈夫也在梁国体的要求下加入了同盟会,但不久即在行动中牺牲。而梁国体则在广东光复后,参加了广东北伐军女子敢死队。

还有些女性加入革命则是受已经参加革命的家人、亲友、同窗的影响,更有的是为了追随心上人。

革命需要子弹炸药,同盟会在海内外设立弹药制造机关,也有自学自制者,比如广东北伐军女子炸弹敢死队队长宋铭黄,她和广东同盟会分会会长、暗杀团团长高剑父(番禺人士、岭南画派的创始人,早年加入同盟会)当年一起研习炸弹制造,并共同参加了黄花岗起义。1913年,敢死队解散,宋、高结为夫妇。

陈璧君早邓惠芳一年加入同盟会,时年16岁,是会中最年轻的一员。家境优越的陈璧君因为爱慕汪精卫,在入会次年以留学为名,一路追随汪精卫到日本,不但在会内经费短缺时慷慨解囊,还坚决要求参加汪精卫组织的暗杀团。汪精卫同意后,陈璧君就四处拜师学习柔道、剑术、枪法及炸药制作,并协助汪精卫实施1910年初的刺杀活动。

炸弹队中还有一名女队员叫严珊珊。人们只知她是香港及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位女演员,与丈夫黎民伟(香港电影创始人,TVB花旦黎姿的祖父)共同创办了影片公司。却不知,这位性情豪爽的名门之后,不仅做了时人瞧不起的“戏子”,竟还热衷炸弹和暗杀。

女性往往不易被清廷密探注意,便于担任联络和运输工作,这也是同盟会吸收女性加入的原因之一。祖籍广东、生于上海买办家庭的徐慕兰、徐宗汉姐妹,从小受西方文化熏陶,二人分别嫁给了两广总督洋务委员李庆春的长子和次子。姐姐徐慕兰秘密加入同盟会,以富家少奶奶的身份作掩护负责运输、联络,是广州女革命党的核心人物,还是广东女子北伐队队长,并率众与北伐军共赴战场。在她的带动下,徐、李两家先后有11人投身革命。

妹妹徐宗汉在丈夫病故后脱离家庭,于31岁时加入同盟会。1908年秋,她与高剑父、潘达微等开办裱画店,掩护革命活动。1910年广州起义时,徐宗汉与外甥(徐慕兰的儿子)及庄汉翘、卓国兴、黄悲汉、李晚援等女革命者在香港制造炸弹。她还扮作新娘,明办嫁妆,暗运武器,最终交到其他女革命者手中送至各地敢死队。广州新军起义前,徐宗汉又与陈淑子(胡汉民妻)、李自屏(冯自由妻)、孙眉(孙中山胞兄)等人在香港缝制了100面青天白日旗,并与炸药子弹一齐从水路运往广州。她们将子弹炸药塞在行囊中,旗子藏在被褥里,把一捆捆手榴弹装进一只只马桶,一路上大谈服装、化妆、姨太太争风吃醋,涉险过关。据说,北方某纪念馆至今还留有当年女子运送弹药时所穿的特制背心,只是其主人姓甚名谁后人已无从得知。

当时黄兴曾组织“东方暗杀团”,徐宗汉参与了暗杀镇压黄花岗起义的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的计划,只是暗杀未及实施。11月28日,黄兴到上海主持和谈,而徐宗汉恐和议不成,就组织“北伐炸弹队”以为策应。黄花岗起义后,她与挚友张竹君护送伤重的黄兴转移;武昌起义爆发后,徐宗汉又陪同黄兴离港赴沪,再次由张竹君掩护,送黄兴到武汉就任革命军总司令。黄兴上了前线,徐宗汉就在医院救助伤员。黄兴被围困时,她又再次助其脱险。最终,二人结成患难姻缘。所谓革命夫妻、志同道合,大抵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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