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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子弟学校遭拆迁 找不到办学地点难以为继

2011年08月16日15:45北京晚报赵喜斌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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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子弟学校遭拆迁 找不到办学地点难以为继

通州一打工子弟小学,捐赠的课桌在教室外凭风吹雨淋。 白继开/TAKEFOTO

打工子弟学校遭拆迁 找不到办学地点难以为继

CFP供图

打工子弟学校遭拆迁 找不到办学地点难以为继

通州一打工子弟小学,孩子在风雨飘摇的教室内读书。 白继开/TAKEFOTO

在北五环外的马连店村,砖石废墟和垃圾凌乱地堆在空地上,临街的店铺都已经空空荡荡。村子里超过60%的建筑已经成为废墟,远处不时传来铁锤敲击的响声。以接收打工子弟为主的昱颖学校成为村中不多的完整建筑之一,学校更像一座“孤岛”。在扬起的灰尘与嘈杂声中,笑声从这里传出,800多名学生就读于此。

昌平区东小口镇、北七家镇等城中村都被已列入了拆迁范围中,多所打工子弟学校也在其中,昱颖学校和明欣学校就是其中的两所。

城中村改造,于情于理都应该支持,但具体到自己学校的未来,校长们却真的犯了难。新学期即将开始,昱颖学校校长衡岐峰还在为下学期的办学地点而发愁,“我们是教委批准的有照的民办学校。”衡岐峰抬头看了看挂在办公室的“办学许可证”叹气说,“但也不能改变我们的命运”。

这些学校有着类似的办学轨迹,随着城市的扩张,学校也在逐渐远离城区。

几年前搬到五环外

几个月来,衡岐峰经常站在校门前,长时间地盯着工人在村子里抡着锤子拆迁。

衡岐峰从事农民工子女教育已有十几年,学校也一直都在漂泊中开办着。衡岐峰在大学期间曾作为义务教师到朋友开的打工子弟学校代课,“那时候的学校没有现在的规模,学校很小,就是一些小平房,教学环境很一般。”并非师范专业的衡岐峰逐渐喜欢上了教师的行当。大学毕业后,衡岐峰就在北四环外开办了一所打工子弟学校,他既当老师,还是学校的管理者。

几年之后,衡岐峰的学校第一次面临搬迁,从当时租的平房院中搬出,开始寻找下一个办学地。生源、场地、租金,成为衡岐峰面前的三座大山,他不停地为了找到适合办学的场地而奔波。2001年,衡岐峰将学校安在了北五环外的马连店村。

同样的烦恼困扰着胡明。 在2000年之前,他开办的明欣学校在北四环附近。农民工聚集在学校周围,那里就像一个小社区,菜市场上的叫卖声经常和孩子的读书声混杂在一起。“周围的打工者都将孩子送到我们那上学,虽然环境简陋了点,总算有个地方学习。”随着拆迁,明欣学校几经周转搬到了天通苑附近的东小口村,“现在又要搬走了,我们没有选择,只能接受,如果找到合适的场地,我们的学校会继续向北,如果没有,只能放弃办学校的想法。”东小口镇东小口村,在进村主路的两侧随处可见“早拆迁早受益”的牌子。“村民都被通知要拆迁了,我们却一直没有具体的消息。”三个多月前,在镇里的一次安全会议上,明欣学校校长胡明从朋友那里打听到了“小道消息”,说村子马上就要拆,学校肯定也留不住。

几个月了,胡明一直在寻找,却没有发现适合办学的场地。

找房子找到山脚下

放暑假前,三年级的小静隐约从大人那里知道了学校可能搬家的消息,她时常站在学校门口向外张望,视野中是她熟悉的场景:校门不远处,小伙伴绑皮筋的树旁立着两扇木门,几块碎玻璃散落一地。

小静就读于昌平区马连店村的昱颖学校,她的同学中几乎全部是外地来京打工人员的子女,父母以卖菜为生。家长们选择这所学校,因为他们可以负担得起这附近便宜的房租,“在这里上学,怎么说孩子也有个学上,不会成为文盲。”小静的妈妈说,他们是四川人,来北京十几年了,小静出生在北京,家乡话一点都不会。

小静的家已经从马连店村搬了出去,租住的房子已经成为废墟,一家人把家安在了另一个村子里,“听说过段时间现在住的村子也要拆迁了。”以前每天步行上学的小静,只能每天坐着爸爸的三轮车上学,与一车的青菜挤在一起。

每次在校门前遇到校长时,小静的爸爸总会问:“衡校长,学校不能拆吧?”衡岐峰也总是摆摆手说:“放心,我们尽力把学校办下去。”

衡岐峰等不及村里的拆迁通知了,他开始在网上发帖,求租一个适合办学校的场地。衡岐峰每天都能接到几个电话,他也开着车奔波在这些厂房或是空地中。“有一个空地没有什么建筑,人家说租给我50年的产权,一年10万元租金,一次性付清50年的租金。”脑子里无需多想,500万就是让他砸锅卖铁也凑不齐,“除了没有那么多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已经建好的房子,我们在空地上再去盖房子就属于违建,会被勒令拆掉。还有,就算不是违建,保不准哪天那个地方又拆迁了,这个损失我们根本负担不起。”

“学校的选址要有一定的面积,还得有一些打工者在附近居住。”衡岐峰把目光放在了六环外,一个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的厂房吸引了他的目光,房主要的每年近300万租金让衡岐峰倒吸了一口凉气。“最远的地方我都看到了一座山脚下了,地方倒是大,房子也有,不过那么远,打工的人不会住那么远,谁会来上学呢?”

把孩子送回老家?

上学期末,衡岐峰看着学校的学生数量逐渐减少,从1000多人降到了800人左右。他算了一笔账,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学生的学费一年1200元,房租每年16万左右,35名老师工资一年为70万左右,再加上5辆校车的以及其他花销,每年学校创办人的盈余在7万元左右。

在租了学校的场地后,衡岐峰曾自建了一些房屋,添置了计算机和活动室,衡岐峰站在楼前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这回学校没了,学生没了去处,这些年轻的老师们也得告别讲台。”

“我们是教委批准的有照的民办学校。”衡岐峰再次抬头看了看挂在办公室的“办学许可证”,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教委对于我们这些正规的民办学校只是批准后便于统一管理。”2003年,教委对衡岐峰的学校进行审批,2004年颁发了教学许可证。

“昌平区以前一共有16所有照的民办学校,之前已经有3所学校遇上了拆迁,其中有两所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办学,学校就不存在了,现在还剩下14所。”胡明掰着手指说,现在东小口有4所学校,还有智泉学校、振兴学校、新龙学校等10所学校在拆迁范围内,涉及的学生在1万名左右。“这里面有一些人将孩子送回了老家,让爷爷奶奶照看。有些人在试着寻找其他的民办学校。”

“我的几个老乡怕学校没了,孩子没有地方上学,已经提前把孩子送回老家了。”一位老家河南的家长说,他们现在很矛盾,“把孩子送回老家上学,一是已经不适应老家的生活,还有就是我们夫妻俩就得有一个人回去照顾他,收入也会少很多,供他上学和生活都会受到影响。如果学校能继续办,学校附近也能做点小买卖,我们就跟着学校一起走。”

但是,衡岐峰却一直找不到适合的办学场地。

教委:

保证学生得到九年义务教育

放弃继续办学的想法几次在衡岐峰的脑海中出现,但是他没有停止寻找办学场地。“我不办学校了,可以去干别的。但是如果学校没了,这些孩子们怎么办?有的离开父母回老家,也有一部分存在着辍学的可能。”

34岁的王萍是河南人,她的孩子在昱颖学校上学。她不愿意把生在北京的孩子送回河南,10岁的孩子也只随他们回过一次老家。“我去问过附近的公办学校,人家说没有名额了。”王萍从老乡那里打听到,如果交上个1.3万元的赞助费,公办校的名额就会挤出来一个。王萍非常为难,“这些钱我们拿不出来,只能搬到有民办校的地方住下来。”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加强流动人口自办学校管理工作的通知》中明确规定:学校取缔前要做好各方面工作,将在校生妥善安排到其他学校继续就读,保证其学业不受影响,维护社会稳定。昌平区教委教行科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他们并未了解到区域内有打工子弟学校面临拆迁的情况。如果一旦出现打工子弟学校被拆迁,家长可以自行联系其他打工子弟学校,对于在新学期前仍未找到学校的学生,教委可以介入帮助,通过向其他学校分流的方式保证学生得到九年制义务教育。

衡岐峰开始担心,小作坊式的民办学校会像十几年前一样再次出现。“很多小作坊式的学校就在一个小院子里,教学设备不完善,条件非常艰苦,孩子也不能得到较好的教育。民办的打工子弟学校在十几年前就是因为农民工的进城而产生的,现在可能又会倒退回以前小作坊式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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