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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主义的陨落:民国的“云南王”们

2011年07月04日13:31南方报业网-南方人物周刊蒯乐昊等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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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在民国割据称雄的军阀集团中,滇系是比较特殊的地方军事势力。滇系4任统帅:蔡锷、唐继尧、龙云、第卢汉。他们早期有理想主义的革命色彩,曾经信奉过相似的救国主张,末了各自走上不同的归程。

飞虎将军带人远走高飞

1946年3月,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龙云也被迫迁到南京,被软禁起来,他被安排在中央路156号的洋房居住,受蒋介石严密监视。除总务厅长裴存藩随时跟随龙云外,在龙云住宅和军参院附近,都安插了特务组,窥视龙云院内的动静。特务们还在龙宅大门对面搭了几间临时房屋,表面上卖茶点、冷饮,还有“修理汽车”的店铺,里面随时停放着几辆小汽车,以备急需。每当龙云外出,特务们即乘车跟踪。周恩来在离开南京的前一晚夜访龙云,第二天蒋介石就知道了。

内战不利的蒋介石,希望借助龙云的军事策划能力,但龙云直率地说,“我只会搞国防计划,不会搞内战计划。”过几天,蒋介石又把龙云找去,赤裸裸地问:“能不能同共产党打?”龙云干脆说:请委员长问问“三心”,如“三心”皆曰可战,就可以打;如“三心”中有一心曰不可战,那就打不得了。蒋介石问他“三心”是什么意思。龙云说,“一问军心,二问民心,三问良心!”蒋介石听后十分不悦。

龙云总是想寻找机会,逃离南京,无奈总被监视。直到1948年12月,被软禁3年的龙云才辗转逃到香港。

龙云安抵香港后好几天,蒋介石才知道龙云逃脱的消息,盛怒之下,赏给宪兵司令张镇一耳光,连声大骂:“饭桶,饭桶!”据说张镇下去后,把几个专门监视龙云的“饭桶”枪毙了。这几个“饭桶”临死时大喊冤枉,他们说龙云还在卧室里,并未逃走。原来龙云逃出南京的当天,还传说他当天请客,举行宴会。他们根本不知道龙云是怎样溜出去的。

龙云自己在回忆录里揭了秘,原来是飞虎将军陈纳德从中帮忙:

我派我的秘书到上海找陈纳德密商,希望他派飞机来南京,我跟陈纳德私人关系还处得好,他的公司是商业性质,自然唯利是图,我跟他有旧交,又出巨款租他的飞机,我想他不会告密。他曾问我的秘书:“蒋是否有公开命令不许龙院长离南京;如有这种命令,就有困难。”我的秘书说:“没有发过公开的命令。”他说这就好办了,以后蒋如追问,我就有词可措了。

……

此时正值冬令,为了麻痹特务,我便大办过年的东西,杀猪宰羊,腌肉,购买大量煤炭,作春节之用。特务看到这些情形,认为年前不会出事,监视也就比较松懈了。我改乘一辆吉普车,直到约定的地点。不几分钟,一个外国人(姓名不详)乘车来接我,同到军用机场,机场门卫挥旗三次阻拦,后见汽车是陈纳德的,车内又有外国人,即免予检查放行。

在知道龙云已经人去楼空以后,蒋介石的应对方法,几乎跟当年袁世凯应对出逃的蔡锷如出一辙:他让中央社公开发布消息,说,“准龙云在港休假三月。”他派毛人凤到香港毒杀龙云,最后也落了空。

最后一着将军棋

到港以后的龙云,在一段深居简出的生活之后,很快将精力放到策动云南起义上。他曾托人转告卢汉,“蒋介石节节败退,会退到西南,最后退到云南顽抗,是可以预料的。最后仍然是失败,退到台湾或逃往外国,这也是肯定的。这样一来,云南成了最后战场,大家和老百姓的困难不可设想。并且等待人家来解放,大家的罪恶账是算不清的。唯一的办法只有起义,才能自救,救云南老百姓。想来卢永衡(卢汉)到了今天可以清醒了。你回去告诉他应该积极准备起义。才能自救和救云南。若他同意,你们无论在朝在野,要拥护起他干。在外面找共产党的组织关系和各党派联系,我(龙云)负完全责任。起义时间愈早愈好,总以解放军未渡长江之前为好,太迟了搞成马后炮,政治意义就谈不上了。”

其实,卢汉此时确已在酝酿,准备响应起义,不过由于云南此时处于国民党中央军和蒋介石特务的包围之中,因此他不能不采取比较慎重的态度。卢汉暗中派人与周恩来秘密接洽,商谈起义事宜,但表面仍无法声张。人在香港的龙云对此并不知情,对昔日兄弟卢汉意见很大。

1949年8月14日,龙云在香港接见记者,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并公开宣布“云南起义!”。香港各报立即以大字标题刊登了“龙云策动云南正式起义”的消息。这条消息冲击了卢汉,也震动了蒋介石。卢汉忧心忡忡地说,“老主席发表谈话倒不费力,可给我们穿夹脚鞋了。”这为卢汉暗中筹备起义增加了许多压力。

1949年12月9日晚10时,在西南边陲,四万多滇军官兵突然倒戈,逮捕了国民党西南行政长官张群、李弥、余程万等高级将领,通电宣告起义,史称“一二·九”和平起义。

滇军起义,后院着火,犹如晴天霹雳,彻底粉碎了节节败退的国民党在西南地区建立基地的机会。起义次日,下榻在成都陆军学校的蒋介石,在经历了一整夜无眠的煎熬之后,无可奈何地长叹一声:只有回台湾去过年了。蒋介石匆忙逃往台湾,从此再未能踏上大陆一步。

长期绑在蒋系战车上的滇军,至此成了将死蒋介石的最后一步棋。但龙云对卢汉的不满依然存在,一是怪卢汉起义太迟,二是怪卢汉通电起义事先没有知会他。

直言惹祸的晚年

龙云对新政权的欣喜之情是真诚的。为了适应未来的新生活,他甚至咬紧牙关,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和几十年养成的鸦片烟瘾断绝了关系。当时他的朋友与旧部向他苦苦进言,提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远渡重洋,寄居美国;中策是中庸之道,仍留香港;下策才是北上回到祖国。但龙云不为所动,坚持回到了大陆。

龙云性格刚正耿直,1957年初的整风运动中,他曾在全国人大的云南组会议上做过一次发言,主要表达了三层意思:“第一,苏联是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可是,他们太欺负我们的党和国家了,借我们的债,要高利息,要限期归还。第二,云南解放以前,云南的农村已经遭到天灾人祸的破坏,解放后应该让人民休养生息。第三,我们凉山的彝族区域,还处在奴隶社会阶段,社会十分落后。应该循序渐进地把他们带进社会主义社会来。一来就搞阶级斗争,实行土地改革,我觉得为时尚早。”

他这直言不讳的发言一发完,老部下张冲就很担心地私下对他说:“哎,你发言为什么不事前找我商量一下,你对于当前的形势一点也不明白,现在正在运动开始的时候,怎么可以随便泼冷水呢?”又说:“话说得是对的,可是这些话你只合私下向党中央说,怎么可以在群众中间乱说呢?”卢汉在龙云发言回家后也说:“老主席太孟浪,他说的话虽然在情在理,但在这反右的风头上,怎么能说这些话呢?要挨,要挨!”

他们的担心一点没错,正因为这个发言,龙云被说成是“反苏”就是“反社会主义”,“挑拨民族关系”就是“反党”,他很快被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经历了各种不合理批判。没人知道晚年龙云内心的痛苦,这顶沉重的大帽子一直伴随着他到1962年去世,直到他去世的第二天才摘帽。

(感谢西南史专家谢本书教授及云南陆军讲武堂历史陈列馆提供的大力支持。本刊实习记者宋娜对本文亦有帮助。

本专题参考书目:《唐继尧评传》、《龙云传》、《讨袁名将蔡锷》、《民国劲旅滇军风云》、《谢本书史学研究回顾》、《迷茫的诸侯:民国时期的西南军阀》、《将军行——蔡锷传》、《西南军阀》、《黑红门:滇系军阀全传》、《蒋介石和西南地方实力派》、《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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