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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争端引发海权启蒙:假如那时中国有航母

2011年06月28日06:44齐鲁晚报张榕博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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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张榕博

  海权是什么?

  6月8日,中国第一个海权教育馆在青岛开馆。在中国海洋大学、这座我国研究海洋知识的最高学府,一座昭示中国海权的沙盘悄然落成。

  在象征300万平方公里海洋国土的平面上,星星点点的海岛像铺就着几代军人收复失地的进路,一条条虚线寄托着地质学家探索大洋的理想,蜿蜒的南海海疆描摹着一个海盗为南海主权贡献的宝图。而今天,这微缩的沙盘中,包含着每个国人不能再忽视的权益。

  在面向蔚蓝海洋的这个世纪里,我国仍有一半的海洋国土面临争议,数以亿万吨的海洋财富受到掠夺。

  “这都是我们中国的”

  “我曾经这样,让战友们拍一张照片。”

  青岛市信访局副局长战心喜张开双臂,紧紧贴在仿佛挂着一张南海地图的白墙上,“这都是我们的,这都是我们中国的”。

  在每一张中国地图上,南中国海上的岛礁只是地图增补部分一群密密麻麻的标注。但战心喜能叫出每一个岛礁的名字。在他眼中,这些岛礁被分成了几种颜色,红色的岛礁上有椰子树、机场、战友……其他颜色的岛礁上却有外国军队的坦克、火炮、掩体。

  那些岛礁本该属于红色,那是中国尚未收复的领土,57岁的战心喜一直牢记着。

  虽然青岛也有海,但战心喜的心仍在千里之外的南海。在那里,战友们喜欢称他老师长。

  1973年1月19日,西沙群岛的广金岛和琛航岛附近,四条中国小型舰艇顽强阻击来自南越的四艘驱逐舰。在力量悬殊的对抗中,中国军人用手榴弹和同归于尽的决心撑到了增援。然而,18位勇士再没有等到国土收复消息。

  西沙海战一年后,战心喜18岁。他穿上一身海军服,坐在大礼堂听西沙海战英雄报告团演讲。那是他第一次听到“海权”这个词。

  战心喜说,西沙海战后,有一些岛屿空了出来。但当时中国军事力量还到不了那么远,后来越南逐渐占领了这些岛礁。

  “假如那时我们有一艘航空母舰,可以派到南海各个海域,该有多好。”

  1988年,中越爆发3·14海战,中方全胜。那年夏天,中央军委决定在西沙建一个机场。这个机场的建立,向南海作战半径推进了330公里,使中国的航空兵可以第一时间巡航到群岛最南端。

  “我就是这个机场的头儿”,战心喜说,守卫这艘不动“航母”的8个年头,是他生命中最难忘的经历。

  这艘“航母”是三亚以南185海里的一座2平方公里的小岛,名叫永兴岛。

  小岛上只有一条珊瑚礁上铺出来的2400米长的飞机跑道。一旦战事来临,战机将从此加油,再前往国土最南端。

  “这个岛上的气候啊,高温、高湿、高盐,多台风。这里的铁栏杆,用了两年,用手一敲,就像酥皮月饼一样,稀里哗啦地锈蚀掉了;吉普车在别的地方用10年没问题,但在岛上两年,底板就被锈穿了。钢筋铁骨尚且如此,何况人的骨头呢。”

  在这个岛上,每天就是训练。两个战士面对面,一把吉他,“你弹了几声,累了,我再弹,就这样消磨一天、一个月,甚至一年。”

  但是,战心喜说,每个战士都爱它,因为它是我们祖国的一部分,每个人在这里都切身感受得到。

  “这都是我们的,这都是我们中国的”。这句话也不是战心喜的原创,他说,说这个话的是杨尚昆。

  一名海盗夺回的“发言权”

  在永兴岛,战心喜遇见了王恒杰,中国第一位自费赴南海考古的独臂老人,他们成了朋友。

  “战士们经常问我,西沙、南沙群岛离我们国家这么远,怎么是我们的国土呢?”

  “我说,因为我们的祖先最先踏上这个土地,如果我们守卫不了它,上对不起祖先,下对不起子孙后代。”

  战心喜说,这些话是王恒杰对着永兴岛千余名守岛官兵说的。官兵们用高举起的拳头和嗷嗷的叫声,响应着王教授。

  1992年5月13日8时,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从事边疆考古研究的王恒杰搭乘渔轮,从海南省琼海县潭门港出发,拿着全部积蓄820元前往南沙群岛考古。

  经过7天7夜航行,60岁的王恒杰在南沙群岛的永登暗沙,找到了一只形似海龟的动物———玳瑁。“听王教授说,玳瑁只在南沙可以看到。史书上说,早在两千多年前,咱们的祖先就以玳瑁作为最珍贵的礼物向朝廷纳贡,这就证明我们的祖先最先踏上这块土地。”

  “每次去考古,王教授会来我这里坐坐,介绍南沙、西沙、中国南海的历史。”战心喜经常陪王教授前往各处岛礁。

  在那些无人岛中,战心喜找到最多的,就是明末清初的文物,可见当时中国海上贸易的繁荣。王恒杰说,中国的航海时代,不仅有郑和七次下西洋,还有郑成功父子开创的南海胜景。

  怎样用历史的眼光看待海权?战心喜说,王教授谈到的内容里让他印象最深刻的一个词———“祖先”。他认为,为国家海权而出力的有普通人,也有帝王将相,“只是因为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是一名海盗,我们才很少提到他。”

  在近期发表的一篇名叫《海权的绝响》的文章中,也提到了郑芝龙。“这是中华民族海权史上空前绝后的一页。在国家公权力的支持下,‘海盗’郑芝龙终于成为中华帝国伸向海洋的矫健臂膀,200年来,中国人第一次重新夺回了海洋的发言权。”

  从小投奔大海商兼大海盗李旦的郑芝龙亦商亦盗。在明朝对荷兰打响的收复澎湖保卫战中,郑芝龙成为军事和外交冲突中的翻译官。

  李旦去世后,郑芝龙接替了他的地位。郑芝龙在与明朝官军作战中不断得胜,并夺取厦门作为陆上基地,奠定了其海洋霸主地位。在他受招安之前,他已壮大到拥有400艘船和六七万之众的规模。

  但荷兰殖民者并未收手,一支庞大的远洋舰队再次开赴金门。在这个历史节点上,郑芝龙不再选择做海盗,而是接受崇祯皇帝招安,抗击外敌。

  东西方第一次大规模海战爆发。60艘荷兰大型军舰和近200艘小船,将金门附近海域变成一片火海。

  以郑芝龙的海盗家底形成的大明帝国海军,架着从英吉利进口的大炮向荷兰海军猛轰。这次史称“金门料罗湾海战”,让荷兰人“不敢窥内地者数年”。中国前往马尼拉的贸易航线至此开通。

  随后,郑芝龙彻底扫清了东西两洋的航道,通商范围遍及东南亚。“各国皆飞黄(郑芝龙)旗号,沧海大洋如内地矣”。

  崇祯皇帝获得了一个安宁、富庶的东南海疆,中国官方第一次通过郑芝龙对大洋深处实施了有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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