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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何因“窃听器事件”大发脾气?

2011年06月07日08:25人民网巴人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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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961年某日,毛泽东和一位服务员在专列办公室谈话。完后服务员步出,恰遇另一专列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得意地告诉服务员,他知道刚才毛与服务员的谈话内容。

4月30日上午,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时任刘少奇秘书、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副主任)三人写出关于录音问题的报告,杨尚昆看了后,提出修改意见,让康一民再去改正。处理完此事,杨尚昆又找来中办副主任龚子荣谈话。

是日下午,杨尚昆找来中共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主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南海管理局局长赖祖烈谈话。当天,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惟心情紧张,极易疲乏。”看来这几天确实把杨尚昆搞得心烦意乱,又惶恐不安。他一改平时半夜2时睡觉的习惯,当晚12时便上床了。5月2日下午,杨尚昆向刚刚返京的周恩来总理汇报了“录音事件”。当晚,杨尚昆仍感“心情不安,坐卧不宁”。5月3日、4日,杨尚昆两次与康生商谈“录音事件”的情况及其报告;差不多同时,杨尚昆也多次找叶子龙、康一民谈话。也是在这几天,可能是由于心理特别紧张造成免疫力低下的缘故,杨尚昆染上感冒,身体畏寒,直到11日尚未痊愈。

5月8日晚,杨尚昆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录音事的疏于检查作检讨并请处分”。第二天上午,杨尚昆乘火车,再去河北保定调研,16日下午返京。然后,在两天时间内,他接连同汪东兴、康一民、吴振英、曾三、李富春、蔡畅、田家英、罗光禄等人谈话。在5月18日的日记中,杨尚昆写道:“汪东兴同志电话告诉了一些情况,心情不安,看东西也难于看下去。”

第二天即5月19日上午,杨尚昆找到龚子荣谈话,“心情特别不安”。下午,杨尚昆主动到邓小平和李富春工作处,“把消息告诉了小平同志,请他考虑如何做法”。究竟是把什么消息告诉了邓小平、又要邓小平考虑什么做法,杨尚昆日记中均未透露。

5月20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开会。会后,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和杨尚昆又在一起商谈了关于录音问题的处理意见。

6月中旬,作为录音事件的影响后果之一,便是中央决定田家英任中办副主任,以加强领导。6月24日下午3时半,杨尚昆召集有关人员,“交代洗掉过去的录音带问题,彭真参加”,后又“约汪东兴谈取消各首长处的日记问题,彭真参加”。

在杨尚昆的日记中,震动一时的“录音事件”(又称“窃听器事件”)似乎就这样过去了。然而,据我了解,历史并非这般轻松。至少有两件与“录音事件”相关的事情,杨尚昆的日记中没有反映出来。

一是毛泽东于1961年1月底至4月初外出视察期间,发现还有录音情况,进行了严厉批评,并指示汪东兴报告中央书记处查处。同年4月,中央书记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批评了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并决定给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副主任康一民以严重警告处分,给机要室副主任吴振英以警告处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秘书都牵连进去,都受到处分,确实是耐人寻味的。

二是同年5月17日,中央书记处批准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作出了关于中央和地方党政军群一律不准搞录音等五项规定。

依杨尚昆当时的地位和身份,他不可能不知道以上两件事情。可是,他的日记中却硬是没有。是不是有点蛛丝马迹呢?或许可能吧。譬如,他说5月18日接到汪东兴电话后心情不安,是什么原因引起不安?是头一天通过的中央书记处《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的会议没让他参加呢,还是决定本身的矛头是冲着他来的呢?诸如此类,等等。杨尚昆的日记表述在敏感问题上,常常显得隐晦而曲折,甚至雾中看景,个别的干脆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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