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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人物研究进展:两个凡是与华国锋无关

2011年05月06日09:28新华网汪云生 尤国珍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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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并不出自华国锋,而源自1977年2月7日的两报一刊社论。提出“两个凡是”也不是为了继续“批邓”,因为当时这个口号已经废止。华国锋主张邓小平复出工作。

党史人物研究进展:两个凡是与华国锋无关

近年来,学界根据大量的史料研究得出:对于华国锋的评价,“一正”显得不足,“四负”不少有违事实或过于武断。这具体表现在:(1)正式提出解决“四人帮”动议的是华国锋。根据《李先念传》编写组成员的文章披露、吴德在《十年风雨纪事》的自述和当事人张根生的记述,从提出动议到分别沟通,从商量方案到坐镇主持,华国锋是抓捕“四人帮”行动所有环节的主导者,绝非仅仅“有功”,而的确“起了决定性作用”。(2)主张邓小平复出工作。据吴德口述,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帮”之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至于邓小平没有马上复出而等待了一段时间,其实是华国锋和中共高层的策略考虑。(3)并非华国锋首次提出“两个凡是”。“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并不出自华国锋,而源自1977年2月7日的两报一刊社论。华国锋本人也说过两次“凡是”,但是具体背景有不同,与社论的表述也不完全一致。另外,提出“两个凡是”也不是为了继续“批邓”,因为当时这个口号已经废止。(4)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者另有其人。

原载《北京日报》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史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科社研究所

为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本刊将从人物篇、事件篇、考释篇、正误篇、史论篇、综述篇等角度,精心组织、陆续刊发一批党史党建文章,全面回顾我党成立90年来的光辉历程,认真总结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宝贵经验,深化对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理解和认识。此期“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专题”为开篇。

中共党史人物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近年来,随着大量档案史料的不断公布和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深入贯彻,中共党史人物研究有了很大进展,对党史人物的评价亦日趋客观、公正。本刊今日刊发“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之最新进展”,介绍若干党史人物研究的进展情况。

近年来,随着大量档案资料的发掘和解密,党史人物研究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一些重大纪念活动的开展,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了党史人物研究。学界对那些为人熟知的领袖人物的认识和评价,更加趋于全面而客观;对一些曾经在党的历史上作过贡献或产生过影响的非知名人物,甚至“反面人物”,也有了新的发掘和认识。这里择取近几年学界比较关注的若干党史人物,略作评述。

■李大钊:对其未能参加中共“一大”的原因有了更多层面的深入解读

李大钊(1889-1927)

长期以来,关于李大钊为何没有出席1921年7月召开的党的“一大”会议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也是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近年来,有论者根据已有的成果和史料,综合分析,总结了以下几个原因:(1)直接原因:公务繁忙。李大钊是北大教授并兼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正值北大学年结束,校务繁忙,不能抽身。这是最流行的说法。这一说法主要源自当年参加“一大”的代表张国焘写的个人传记《我的回忆》。(2)重要原因:参与领导索薪斗争。这种提法最早是作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骨干成员罗章龙提出来的。他在《亢斋回忆录——记和守常同志在一起的日子》一文中提到当时北大教师长达十个月的索薪斗争。(3)根本原因:对中共“一大”会议不重视。有研究者认为,李大钊没有参加“一大”的根本原因是北京小组的成员没有预见到“一大”的历史意义。他们接到李达自上海寄来的通知后,认为是一件不大的事情,在组织活动中就没有惊动李大钊。他们互相谦让后,推举张国焘和刘仁静两位学生为代表。(4)个人原因:为人低调;没被推选参加“一大”;怕给“一大”会议带来不安全。李大钊为人比较低调,平时就不愿意直接参加党的会议,对不出席中共“一大”也该是如此。再加上,暑期将至,自己所兼任的各所大学的课程都要进行期终考试,故李大钊没有去参加党的“一大”,只是嘱咐派去的代表,希望陈独秀能担负起领袖的职责,自己则愿做一名普通的党员。

党史人物研究进展:两个凡是与华国锋无关

■陈独秀:对其思想发展轨迹的研究更加系统和深化

陈独秀(1879-1942)

随着大批档案资料的发现,学界对陈独秀的许多方面都开始进行了重新研究。学者祝彦在其2008年出版的《晚年陈独秀(1927-1942)》论著中,在对历史资料的挖掘和研究对象原著的研读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新见解。例如:关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他通过苏联解体后所公布的档案文献推翻了用以论证“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所谓国民党二大上的选举、关于中山舰事件、关于整理党务案的“三大让步政策”,指明了大革命的失败错误主要在于共产国际,而陈独秀只是莫斯科的“替罪羊”。作者还注意到从陈独秀个人的书生性格特征方面来分析其政治悲剧,陈独秀书生那种固有的文人气质所注定的“书生—革命家—终身反对派”的归宿。在《陈独秀思想评传》中,作者系统论述陈独秀思想发展轨迹,打破以往研究陈独秀思想所遵循的从创办《新青年》、掀起新文化运动高潮、领导五四运动、创建中国共产党、大革命的失败、参加托派、被捕入狱、晚年流落江津等这样一个粗线条来叙述他的生平的模式;在叙述这些历史阶段的过程中,基本是对传统观点的补充、纠正甚至颠覆,指出对于陈独秀一生的作用和贡献要进行全面认识,不能只限于“革命家”这一角色,陈独秀在其他方面成就还有很多,比如其创办《安徽俗话报》在新闻学方面的功绩;比如其文字、文学、书法方面的成就,都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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