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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亚泉:民间社会独立才能防止专制集权

2011年04月07日11:11书摘王元化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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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照杜亚泉看来,保证社会不发生专制集权现象的重要条件之一,就在于要有一个民间社会的独立空间。政府需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才可以避免对于社会进行过多的干预。

这场论战所争论的问题核心在杜亚泉的调和论中有关传统伦理道德观念。论战前,一九一六年,杜亚泉就已撰写了《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一文。内称,西方重人为,中国重自然。西方是外向的,中国是内向的。西方尚竞争,中国尚和平,等等。他将西方归为动的文明,东方归为静的文明。他认为动静应当互补,各取对方之长,以补自己之短。杜亚泉虽未言明其动静说出处,但细绎其旨,便可领悟其说本之宋儒对《周易》的解释。朱子解周敦颐《太极图说》云:"太极有动静是天命之流行也",故"动极而静,静极复动"。近读余英时教授《创新与保守》一文,也采用了动静概念。他说:"如果我们把创新和保守理解为中国哲学观念中的动和静,这便与这一对观念在西方文化中的原有位置和关系相去不远了。西方的观念,整体看来,是以保守和创新为属同一层次迭相交替,彼此互倚的价值,正如中国人讲'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周敦颐语)一样。"自然这和杜的说法不尽相同。不过,杜以内向外向来区分东西文化,这一内在超越的概念现已普遍为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海内外学人所接受,他以前尚无人用过这一说法,他要算是最早提出此说的人了。杜亚泉的动静说是他的东西文化调和论的主要根据。动静互为其根,所以东西文化也缺一不可。一九二一年,冯友兰在纽约访问泰戈尔,记泰戈尔也有动静说:"有静无动则成为惰性,有动无静则如建楼阁于沙上,东方所能济西方的是智慧,西方能济东方的是活动。"(见冯友兰《与泰戈尔谈话[东西文明比较观]》)泰戈尔这一说法与杜亚泉颇为接近。

在这场论战中,持调和论者多以传统资源为依据。陈嘉异于一九一九年发表《我之新旧思想调和论》,又于一九二一年撰《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陈嘉异学兼中外,造诣甚深(其生平待考,只知他曾与章行严、钱智修等交往)。他也像杜亚泉一样,从传统资源中发掘新旧调和观点。不过他更强调淬厉固有的民族精神,并以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理念自我发展自我运动为依据。他引曾子的话"时也者人与人相续而成"说:"此与法儒某谓历史之可贵,在累积若干时代之智识道德以传之于国民之谓,同一精审。审此,则吾人如欲换新一时代之思想与制度,仍在先淬厉其固有之民族精神。"他又引《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以证此说。稍晚,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更进一步发挥此意。另方面,《新青年》同仁李大钊于一九一八年发表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也取动静说:"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他将东西文明说成是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此二大精神之自身又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合,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

陈独秀对调和论持反对意见最为坚决。他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一九一八年)一文中声称,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内,"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如像水火冰炭,绝对两样,断断不能相容"。次年,再撰《调和论与旧道德》说:"新旧调和而递变,无明显界限可以截然分离,这是思想文化史上的自然现象。"他把这种自然现象说成是"人类惰性作用的不幸现象",而新旧杂糅调和缓进,就是这种人类惰性的恶德所造成的。陈对社会发展所持的看法是"不能说社会进化应该如此",吾人不可"助纣为虐"。比此文早一个月发表的陈嘉异《我之新旧思想调和观》,虽然是驳张东荪的渐变不可调和说(见东荪《突变与潜变》),但正可回答陈独秀的上述观点。东荪谓harmony为由甲乙变丙是自然的化和,而compromise只甲乙相济则是人为的调和,并引黑格尔的突变说,以证明渐变不可调和。陈嘉异以物理学、生物学、社会学等理论以驳之,其辞甚辩,论证详博,由于引证太繁,姑简述其要。他说:"调和乃是指甲乙两极之交点,所生之功用,使甲乙不逾其量而又不尽其量,以保其平衡之普遍宇宙观。"他认为"宇宙之森严万象,只可谓有'和'之功用,未可谓为'尽一'(同一)之能事。"又说:"调和之功用本宇宙万有一切现象不可须臾离者,否认调和是无异否认宇宙之有差别相。"此论一出,当时几无人能破之。陈嘉异说的"否认调和无异否认宇宙之有差别相",确是这场论战的根本问题所在。试从双方对中西文化同异上的看法作一区 分:

杜亚泉--东西文化各有不同特点,持调和论。

陈独秀--中西文化绝无相同之处,西学为"人类公有之文明"(一九一八年《随感录一》),反对调和论。

胡适--不排拒传统,但以西学为主体,强调两种文化之共性,不主调和论(指思想实质)吴宓与胡适相反,以中学为主体,但亦强调两种文化之共性,亦不主调和论(指思想实质)。参加论战的其他诸家,不外可归于以上四类中之一种。梁漱溟即可归为杜亚泉那一类,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说:"假使中国的东西仅只同西方化一样便算可贵,则仍不及人家,毫无可贵!中国文化如有可贵,必在其特别之点,必须有特别之点才能见长!"这是持调和论者揭示中西文化各有特点的明显表示。胡适在《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中针锋相对地说:"文化是民族生活中的样法,而民族生活的样法是根本大同小异的。为什么呢?因为生活只是生物对环境的适应,而人类的生理构造根本上大致相同。故在大同小异的问题之下,解决的方式也不出那大同小异的几种。"(吴宓《论新文化运动》亦同,虽然他与胡适在新旧问题上持论相反,但在同异问题上则恰恰与胡暗合。他说新旧文化"其根本定律则固若一"。)胡适驳梁说率多浮浅,今天来看很难站得住。人类思维规律固然在根本上相同,但他所说的"样法",或更准确地说,思维方式、抒情方式、行为方式,在中西文化之间却有着明显的差异,这是文化史学论家已经证明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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