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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亚泉:民间社会独立才能防止专制集权

2011年04月07日11:11书摘王元化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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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照杜亚泉看来,保证社会不发生专制集权现象的重要条件之一,就在于要有一个民间社会的独立空间。政府需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才可以避免对于社会进行过多的干预。

陈独秀所质问的《东方杂志》的三篇文章,均发表于一九一八年。它们是杜亚泉的《迷乱之现代人心》,钱智修的《功利主义与学术》,平佚编译的《中西文明之评判》。当时正是一次大战之后。论战发生的前一年,杜亚泉撰《战后东西方文明之调和》,说"此次大战使西洋文明露明显之破绽"。这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意见,海外学人甚至谈得更多。杜文又说:"十九世纪科学勃兴,物质主义大炽,达尔文之生存竞争说,叔本华之意志论,推而演之,变成强权主义。其尤甚者,则有托拉邱克及般哈提之战争万能论。不仅宗教本位之希伯来思想被其破坏,即理性本位之希腊思想亦蔑弃无遗。现在道德观念,竞以权力或意志为本位,而判定是否道德,则在力不在理。战争责任不归咎于强国之凭陵,而委罪于弱国之存在,于是弱者劣者为人类罪恶之魁。"这种估计虽然不免夸大,但事实却是存在的。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东西文化调和论的。《中西文明之评判》这篇文章译自日本杂志《东亚之光》,其中介绍了三位西方学者台里乌司、弗兰士和普鲁克陀尔福对中国学者胡君的著作的意见。胡、辜日音相近,胡乃辜鸿铭之误译。辜书曾以德文在德发行,一本是《中国对欧洲思想之辩护》,另一本是《中国国民之精神与战争之血路》。其内容要旨是说以孔子道德伦理为代表的中国文明,实优于基于物质主义的西方世界观。台里乌司对辜说表示同情,而弗兰士则力辟其妄。陈独秀质问的另一对象是撰写《功利主义与学术》的钱智修。钱又署坚瓠,为杜亚泉在商务的同仁,他与陈寅恪曾在复旦公学同学。一九二〇年杜亚泉辞职后,钱继掌《东方杂志》的笔政。钱对改革的看法与杜相近,他有"因革说":"因者,取于人以为善,其道利在得。革者,创诸己而见长,其道利在异。因革互用,同异相资,故甲国之学,即以先进之资格为乙国所师,乙国之学亦时以后起之变异为师于甲国,而学术即因转益相师而进步。"他也和杜亚泉一样,在中西文化问题上主张调和论。他那篇引起陈独秀质问的《功利主义与学术》,主要阐明文化结构的两个不同层次,即"高深之学与普及教育之关系"。鉴于时人多以功利主义蔑弃高深之学,他对此加以批评。他借"儒家必有微言而后有大义,佛家必有菩萨乘而后有声闻乘"来说明高深之学(相当于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通俗文化之间的关系。当时传统国学正在衰落,面临这种惨淡景象,他无限感慨地说:"濂洛关闽,年湮代远,不可作矣。问有如黄顾颜王之艰苦卓绝、独创学风者乎?无有也。问有如江永、戴震之立书著说、发明绝学者乎?无有也。问有如俞樾、黄以周之久主书院、门弟子遍于东南者乎?无有也。问有如李善兰、华蘅芳之精研历算、译著传于天下者乎?亦无有也。有之,则载政客为巨魁之学会及元勋伟人之政书尺牍耳。"后来,王国维自沉昆明湖,陈寅恪在挽词中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钱智修这段话正与此相应,可以用来作为阐释王国维自杀的原因。这种思想反映了这一代受到传统文化浸润的知识分子的普遍心 态。

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难,撰《质问<东方杂志〉记者》,副题是《<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时间是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二月,杜亚泉发表《答<新青年〉杂志记者之质问》。次年二月,陈独秀再发表《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从此论战内容逐渐扩展,涉及的问题愈来愈多,参加者也愈来愈众,当时一些重要学人几乎无不参加,时间延续很长,直至一九二〇年杜亚泉辞去《东方杂志》主编职务后,论战仍未消歇。这在我国现代思想史上是空前的。这场论战第一次对东西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对两种文化传统作了周详的剖析,对中西文化的交流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实开我国文化研究之先河。以后文化研究中诸重大问题及对这些问题所持观点,几乎均可从这次论战中见其端倪。其思路之开阔,论点之坚实,见解之深邃,往往难为后人所超迈。翻阅当时资料,我颇觉惊讶,今天有关东西文化的研究,好像还在重复着这场论战中的一些重要论点。但是今天很少有人提及这场论战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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