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新闻腾讯新闻 > 历史频道 > 国学文化 > 正文

杜亚泉:民间社会独立才能防止专制集权

2011年04月07日11:11书摘王元化我要评论(0)
字号:T|T

[导读]照杜亚泉看来,保证社会不发生专制集权现象的重要条件之一,就在于要有一个民间社会的独立空间。政府需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才可以避免对于社会进行过多的干预。

东西文化问题论战中的一个插曲:关于新思想问题的争论,是值得注意的。这一争论涉及到理性与感情问题。一九一九年,蒋梦麟在《晨报》发表《新旧与调和》一文,虽然没有提杜亚泉的名字,实际上却是对他的调和论提出批评。蒋梦麟的文章说:"新思想是一个态度,这一态度是向那进化一方面走,抱这个态度的人视吾国向来的生活是不满的,向来的思想是不能得知识上充分愉快的。"杜亚泉在《何谓新思想》中争辩说:"态度非思想,思想非态度。"态度是心的表示,且常属于情的表示,而思想则是心的作用,且专属于智的作用。二者不能混同。对向来的生活与知识感到不满足、不愉快,是一种感情,感情不是思想。主张推倒旧习惯,改造旧生活、旧思想,是一种意志,意志也不是思想。接着,蒋梦麟再为"新思想是一种态度"的观点进行辩论,认为态度与思想并非毫无关系,"态度变了,用官觉的方向就变,感情也就变,意志也就变,理性的应用也就变"。这篇文章刊载于《东方杂志》,文末附有杜亚泉的按语。按语再驳蒋说:"以感情与意志为思想之原动力,先改变感情与意志,然后能发生新思想,是将人类的理性为情欲的奴隶。先定了我喜欢些什么,我要什么,然后想出道理来说明所以喜欢及要的缘故。此是西洋现代文明之病根。"这里所说的西洋文明的病根,即杜亚泉在下文中所指出的第一次大战时,西方以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竞争主义等等名目,作为发动战争、进行侵略的借口。杜亚泉曾多次撰文对这种行径加以指摘,并引俾斯麦回答奥人的话:"欲问吾开战之理由耶?然则吾于二十四小时寻得以答之。"认为这正是先有了要什么的态度再找理由去说明的生动例 证。

这一问题的讨论,具有普遍意义。许多人至今仍相信思想取决于态度的正确。解决思想问题,不是依靠理性的认识,而是先要端正态度,先要解决爱什么,恨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的问题。这种态度决定认识的观点,正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意图伦理(an ethic of intentions),我们都十分熟悉意图伦理的性质及其危害,它使学术不再成为真理的追求,而变成某种意图的工具。这种作为意图工具的理论文章,充满了独断和派性偏见,从而使本应具有的学术责任感沦为派别性意识。杜亚泉为了说明仅仅从感情冲动出发的不可靠,再援历史为证。他说:"英国十九世纪初期,劳动者以生活困难之要求,闯入工场,摧毁机器,仅有感性的冲动,而无理性的作用者,即因社会主义新思想尚未发生彼等心意之中 也。" 像杜亚泉这样坚持理性的人,不可能不对我国历史作出冷静思考。他的《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的原因》(一九一九年)一文将中国历史划为三个时期,文中以大量篇幅谈到游民与游民文化问题。他说游民是过剩的劳动阶级,即没有劳动地位,或仅作不正规的劳动,其成分包括有兵、地棍、流氓、盗贼、乞丐等。游民阶级在我国社会中力量强大,他们有时与过剩的知识阶级中的一部分结合,对抗贵族阶级势力。他认为"秦始皇以后,二十余朝之革命,大都由此发生 "。可是革命一旦成功,他们自己也就贵族化了。于是再建贵族化政治,而社会组织毫无更变。他说这不是政治革命,也不是社会革命,只能说是"帝王革命"。游民和知识阶级结合,就产生了游民文化。这种文化以尚游侠、喜豪放、不受拘束、不治生计、嫉恶官吏、仇视富豪为其特色。

杜亚泉认为知识阶级缺乏独立思想,达则与贵族同化,穷则与游民为伍,因而在文化上也有双重性。一面是贵族性,夸大骄慢,凡事皆出于武断,喜压制,好自矜贵,视当世人皆贱,若不屑与之齿者。另一面则是游民性,轻佻浮躁,凡事皆倾向于过激,喜破坏,常怀愤恨,视当世人皆恶,几无一不可杀者。往往同一人,处境拂逆则显游民性,顺利则显贵族性;或表面上属游民性,根底上属贵族性。他说,以此性质治产必至于失败,任劳动必不能忍。这些说法都道人所未道。游民和游民文化是中国历史上的特殊现象,很少被人涉及,但是研究中国文化就不能不注意这个问 题。

推荐微博:

注册微博
[责任编辑:xuchen]
登录 (请登录发言,并遵守相关规定)
如果你对新闻频道有任何意见或建议,请到交流平台反馈。到微博反馈

企业服务

推广信息